電影審查，你一直想知道卻沒處問的事兒

幾年前，北京電影學院的梅峰老師和他的同事們合作編寫過一本有關世界範疇內的電影審查概況的書，先是取了一個比較學術化的名字：《世界電影審查的曆史沿革與建製》，後來改了版，也許是受市場化出版機構的營銷思路影響，無論包裝和書名都脫胎換骨，書名搖身一變為一個琅琅上口、聽起來也更很有吸引力的時髦名字：《電影審查：你一直想知道卻沒處問的事兒》。梅峰老師是電影《頤和園》和《春風沉醉的夜晚》的編劇，眾所周知，這兩部“政治不正確”的電影都遭受到了電影審查的鐵拳，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禁片”。前者因為涉及“六四”背景，還為導演婁燁帶來了禁拍五年的處罰。所以，當看到這樣一本有著這樣一個名字的書，不光是其書名的字麵意義吸引人，它難免還會和作者梅峰老師（以及婁燁導演）個人的創作境遇形成關聯，產生某種“弦外之音”，讓讀者以為此書一定會以他的親曆者視角，去講述中國電影審查的某種“內幕”。

然而，翻開書，你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這本書結構非常規整，內容也比較平實，一共十二章，每一章都介紹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電影審查狀況，分別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韓國、印度、泰國，以及華語地區的台灣和香港。但，獨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地球上最具特色、最強大的審查王國就這樣缺席於一本描述世界電影審查製度麵貌的書裏！難道是在暗諷中國就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隻是宇宙中的二次元王國？雖然並不能確定，究竟是梅峰老師和合寫者們原本撰寫了中國部分，但最後被出版部門的編審“哢嚓”掉了？還是他們壓根兒就沒有動筆，是他們長期在中國電影圈裏曆練出的自我審查意識，讓他們自覺繞開了這塊凶多吉少的暗礁？不管怎樣，最後的結果，無論怎麽看都像一則“蘇聯政治笑話”：一本寫審查的書，遭遇了無法回避的審查或自我審查，最後隻得在書裏開了一個大大的“天窗”；而“你一直想知道卻沒處問的事兒”，仍然沒處問，更不會有人給出答案。

一提到“電影審查”，有人確實可能會第一時間想起：禁片，地下電影，政治禁忌，道德挑戰，被刪節得七零八落的電影文本，被下架的影視作品，被撤展的參賽片，被拉閘斷電的獨立影展、被訓誡和被處罰的獨立導演們……等等。當然，這些確是中國審查語境下的現實與真相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大的一部分，關於它們，再怎麽被反複講述、書寫和記錄都不為過。但今天，我暫時不想講述這些，我想講幾則我曾作為普通的觀眾、學生、旅客時在日常中親身感受到審查現實，這一切，和我作為一位所謂的“禁片導演”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卻很可能有一種更廣義上的意義關聯。

大概十四、五年前，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學院舉辦了一場芬蘭影展，應該是電影學院和芬蘭使館或者類似“芬蘭文化中心”這樣的機構合辦的學術放映活動。那時候，電影學院時不時開展類似活動，在八百座的“標放”大廳放映一些世界範疇的藝術電影，既有經典老片，也有新片。大多是難得一見的原版膠片放映，有時候還有遠道而來的主創團隊出席映後談。每到這種時刻，就是我們這些迷影者們的盛筵。然而，當我們幸福地坐在“標放”的沙發椅上，心身投入地欣賞一部叫《冰凍之地》（Frozen
Land）的芬蘭新片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怪事。銀幕上出現了一對男女做愛的鏡頭，但鏡頭剛一對著那兩具纏繞在床上的肉體時，銀幕就突然黑了下去，但做愛的聲音卻一直在持續；隻過了片刻，銀幕又亮了起來，這時鏡頭已切換到旁邊另一位有衣服遮體的男子身上——他顯然正在窺視著前邊那對做愛男女。但一會兒，鏡頭又朝做愛男女切了過去，銀幕又再次迅疾地黑了下去。那種黑不是嚴嚴實實、整整齊齊的黑，而像被一個不規則的東西遮擋了銀幕，有點半灰半透明，有時還遺漏出局部的影像來。到這時，正沉浸於電影劇情的我們恍然大悟：原來並不是影片自帶的“黑場”技法，而是有人在做手腳！我們立馬回頭張望電影院的“後窗”，發現果然有人正在放映室裏伸出自己的手掌，忙不迭地遮住那束從裏投射出來的“電影之光”。“標放”裏隨即噓聲和口哨一片，顯然大夥對眼前這種原始落後的審查手段表示抗議。但那個神秘的“黑手黨”絲毫不受幹擾，堅定不移地實施他的選擇性“黑場”手法（確是名副其實的“手法”：手之法），直到做愛段落完成為止。無疑，那是我大開眼界的一天，我在電影學院的標放裏看了好幾年的電影，也看過不少內含性愛場景卻未經刪節的原版藝術電影，卻頭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竟然有人會在放映時根據片中內容即興遮擋“不雅”鏡頭，就像一位大人，在看到自家小孩看到“不該看到的”、“兒童不宜的”場景時，慌亂地用手掌遮擋住他的眼睛一般。可是，是誰賦予這位“黑手黨”老兄（事後知道他隻是某係一位負責本次影展事務的普通“係秘”）這麽高的道德覺悟，讓他認定自己是大人而我們觀眾們就是小孩？

這樣的荒誕一幕分明像一個隱喻（近乎明喻的隱喻），不經意間折射了極權國家裏的電影審查的本質一麵：麵對民眾，審查者有一種道德和智識上的優越感，所以他覺得由他來選擇和決定將什麽內容（以及以什麽方式）提供給觀眾是合理的，無可非議的。這和以前的“內參電影”的存在遵循一樣的心理邏輯。禁忌和律法隻對普通民眾有效，而對於高官們——甚至連同他們的親屬們，是無效的，可以輕易逾越的。顯然，這些舉措裏分泌出了專製的因子：一個人的大腦和心靈淩駕於很多人、以及所有人的大腦和心靈之上；一個人的權力掩蓋了其他人以及所有人的權益。

除了遭遇這次銀幕上的“黑手黨”，我還在電影學院遭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電影審查”。當時我在導演係念“研三”，準備籌備拍攝所謂的“聯合畢業作業”——這是電影學院很久以來的一個傳統，就是包括導演係學生在內的畢業生可以在畢業那年提交自己創作的劇本，申請拍攝一部將和其它係的畢業生聯合製作完成的畢業作品，而學校從中擇優選拔，給入選者提供用於前後期的機器設備和資金支持（可以拍攝短片，也可以是長片，以前的拍攝介質是膠片，到了我畢業那一年，已經與時俱進全部變為為數碼了）。最終的完成作品將被學院當作當年的教學成果高調公諸於世：除了會在“標放”大廳裏統一進行盛大展映，還會被學院下屬的音像出版社發行在碟盒上印有燙金大字的豪華版DVD套裝。其中一些更幸運的幸運兒還會被學院推薦去參加國際國內的電影節，在電影節上摘金獲銀，載譽而歸。

記得我當時寫了一個比較生活化的現實主義故事，講述了一對在小城市開小照相館的父子，如何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和人情的冷暖。當時我就對底層小人物的日常命運比較感興趣，在讀研究生的時期裏，也寫過一係列關於底層小人物的敘事詩，卻並沒有像如今這樣，有著清晰而自覺的政治和文化層麵的批判思想，心底湧動更多的隻是，文藝青年式的感懷和喟歎。我把寫好的劇本（大概有六十餘場戲）交給了我當時的專業指導老師，他是導演係的資深教授，是一位有名的第四代導演，也是“聯合畢業作業”項目的資深評審之一（記得評審組還有學院院長、黨委書記以及各係主任等權威人士，他們的名字會鄭重地出現在所有“聯合畢業作業”的片頭或片尾）。值得一提的是，我這位老師恰巧在國家電影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兼職，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電影審查官。這是一個導演係師生都熟知的事實，熱情直爽的他對此也毫不避諱，甚至說起時還隱隱傳遞出自豪感，因為這是他在導演和教授身份之外的另一種權威。

但那時候，我對我老師的這份兼職工作——“電影審查”壓根兒沒有什麽認知，總覺得和自己沒有什麽關係。當一位外省文學青年終於如願以償考上電影學院，搖身一變為進京的電影青年，滿腦子都憧憬著拍出一部自己的電影（是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的時候，對這個總有一天會成為你“房間裏的大象”的現實境遇自動遮蔽了。所以，我當時對他的審查工作的具體程序和方式一無所知，包括他所屬的委員會是如何成立的，有什麽同事，有無薪水俸祿，多久審查一次，在哪裏審查，每次多少個委員參與，審查標準是什麽，如何打分評級，等等，幾乎一概不明。隻記得偶爾他審片歸來，會在課堂上饒有興趣地主動透露一點情節或細節，比如他給某部“爛片”打了低分，比如這次的審查場所是在學院旁邊的電影頻道辦公樓，諸如此類，但純屬隻鱗片爪，讓人霧裏看花，雲山霧罩，構不成廬山真麵目。而我當時對之也完全沒有好奇心。以至於時隔多年後，我一想起這點就有點懊惱，如果換成現在的我，想必一定會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沒準能從老師口裏套出一點有關極權審查的珍貴的一手資料。記得當時，這個電影審查委員會盡管聲名在外，成員名單卻並沒有對外公布，江湖上對此是隻聞其聲不見其人，他們就像一個個隱匿在國家主義麵具下的神秘的隱身人——而我竟然認識且受教於其中一人的門下，多麽與有榮焉！網上能查到完整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名單應該是幾年後的事情。不知道是因為吹拂了“政務公開”的春風，還是有好事者存心泄露了出去。總之，當我後來看到白紙黑字的名單上清楚地印著我這位老師的大名，和其他二十多位電影界的權威人士的名字挨在一起，我心底就會百感交集。

而當時唯一感受到“電影審查”和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相關聯的是，有時候，本來輪到我的這位審查官老師給我們上課，卻臨時通過班幹部或係裏老師傳來一則簡短消息：課不上了，換成它課或者自習，或者自由活動。因為，他要去審片了。可見，在我老師負載的這兩項職能中，審片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高於教學。除此之外，關於我老師的這個身份，勉強算另一則對自己產生了一點心理波動的情節是，我剛進導演係的時候，無意中覺察到在我的兩個導師的身份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有趣的“落差”：一個是我實際上的導師章明，他是第六代導演，他拍的處女作《巫山雲雨》幾成禁片，被東京電影節連續三年邀請參展，都被電影局以該片“藝術質量差，風格晦澀，調子灰暗”為由拒不放行。後來，他立誌拍出中國最好看的懸疑驚悚片，寫出了新片劇本《17小時57分38秒》，卻再次遭遇審查，被電影局以“過於恐怖，對文化大革命重新涉及”之名不予立項拍攝。逼得他隻得倉促修改劇本，最終拍攝成了一部迥異於初衷的愛情心理劇，既不恐怖，文革背景也蕩然無存。片名也改了，叫《秘語十七小時》，影片麵世後反響冷清，寂寂無名。另一個導師就是我的這位審查官老師，盡管我名義上不算他門下的正式研究生，但實際上他算我的聯合導師，平日裏和章明老師輪換著給我們導演係研究生上課、指導拍攝作業。雖然沒有任何的事實證明，是我的這位審查官老師的審查工作直接導致了章明老師的不那麽美妙的被審查遭遇，但一位審查者和另一位被審查者同處一係，互為同事，而且同時擔綱我們的導師，共同麵對同一撥學生，共同承擔同一套課程體係。細究起來，這不能說不是件魔幻而神奇的事情。當然，魔幻和神奇這樣的字眼，用來形容他人的命運尚還勉強合適，要是當事人置換成自己，恐怕就不會有這麽好的閑情雅致了。

看了我提交的劇本後，我的審查官老師很坦誠地笑著告訴我：“雖然你的這個劇本寫得不錯，甚至是你們同學中最好的，但肯定通不過。因為，調子太灰暗了。”聽到這裏，我依稀覺得這套話語體係比較耳熟。對的，他們給章明老師的作品評語裏就出現過這麽一條：調子灰暗。章明老師也並非第一個得到這樣待遇的導演。張元、王小帥、婁燁、以及賈樟柯等曾以“地下導演”身份出道的第六代電影人，貌似都得到過大同小異的評價。隻是，到了更久遠的後來，審查者們學聰明了，找到了一個看似更中性、更有說服力但實則更模糊和不知所雲的托詞——“技術問題”，來替代原有這套很容易暴露他們在美學和思想上的弊病的陳腐托詞。皇帝盡管什麽也沒穿，但並不妨礙他們不斷為他編織出最絢爛多姿的新裝，且不斷地讚美它的美麗氣派。

“你知道嗎？你這樣的故事類型，按國家的主旋律，隻能是：誠實勞動換來幸福生活，”審查官老師緊接著向我解釋，“而你的故事顯然相反：誠實勞動也沒換來幸福生活。這樣肯定不行。”這樣，我的尚在萌芽狀態的畢業作業，就被那隻“房間裏的大象”的無形之手“哢嚓”掉了。

“誠實勞動換來幸福生活”——當時我的老師用他中氣十足的渾厚嗓音幾乎一字一頓地念出這句話，以至於時隔經年，我隻要一想起這一幕，依然宛如昨日，這十個字猶在耳邊擲地有聲，餘音不絕。這句話除了它在字麵上直接呈現出的意思，至少還意味著另兩層言外之意：“不誠實勞動換來幸福生活”，或者“誠實勞動換來悲催生活”，都是不被允許甚至非法的。它已然成為一則不容置疑的真理，就像一道嚴謹而排他的數學公式：誠實+勞動=幸福生活。就像，1+1=2，那就意味著，1+1=1，1+1=3，1+1=4……以及其它所有，都是錯的。

看來，審查不光是一種政治觀和道德觀，也是一種世界觀。它不光隻是敏感於意識形態和道德水準，它還要對寬廣而日常的生活發言，它就像這個世界的一位“生活的總設計師”，霸道地規定了所有人的所有生活路徑。就像一位跳水項目的裁判員，隻允許所有的運動員都用一個單調而死板的姿態跳水入池，甚至連被濺起的水花的大小形狀都要經過規定和修飾。而且，任何一點對既有路徑的偏離都將被視為離經叛道，必須得到修正和懲處。這樣的荒謬做法，顯然既侵犯了人們的自由和權益，也剝奪了生活的豐富性和可能性，遲早有一天，會把浩瀚而鮮活的藝術海洋，變成一個虛假而陳腐的死水泥潭。他們以前並不是沒這麽幹過，八個樣板戲就是明證。

在回憶這一幕往事之時，我並不想也不應該過於苛責我的老師。那一刻，他所傳達出的意見，並非隻是他的個人意見，顯然無形中也代表了評審委員會的其他人——經常出現在“聯合畢業作業”片頭片尾字幕裏的那一長串閃亮的名字，就是它們構成了我人生中遭遇到的第一個“電影審查委員會”。但是，這個名單裏的他們也並非隻是代表自己，而是他們背後的那種習見而冥頑不化的製度和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審查者既是天生的衛道士，也是骨子裏的保守派，他們孜孜不倦地審查，就是為了體現其捍衛既有秩序和製度的決心，以及維護權力之威嚴的努力。自始至終，他們隻需對那個委之以重任的權力負責，而無需考慮被審查者的感受和處境——盡管真正的“委員會”，顧名思義，必須接受全體民眾於陽光下的公開委托，而不是相反，於暗箱裏效忠一尊，它才能有此資格和權力。當然，如果他們意識到或在意這層邏輯，他們就不是他們了，審查也就瓦解了。在這片土地上，審查和極權如影相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甚至，在瓦解之前，審查官並非隻是委員會的正式成員，也不一定就是那些舉起權力的剪刀對著你的電影文本“哢嚓哢嚓”的“剪刀手”，甚至都不一定隻限於電影領域。實際上，他們無處不在，像孫猴子一樣具有拔毛變身的能力。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迅速地克隆出無數個有著驚人相似麵貌和DNA的化身，占領所有空間陣地——無論現實層麵，還是精神層麵；無論電影領域，還是出版行業；無論網絡輿論，還是日常發言……

“把你背包裏的書拿出來！”幾年前的一天，她穿著一身暗青色的秋冬製服，鐵青著臉，站在入境大廳裏的一架行李檢查儀旁邊朝我嚷嚷，鏡片下的眼睛閃爍出警惕的光。在我們身前，傳送帶持續滾動，發出低沉的轟鳴，加重了她的威嚴和冷漠。

“你這本書是反動書籍，不能帶走！”她剛接過我的書——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裏的學術書店買的一本《紅太陽是怎麽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者高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飛速地瞥了一眼，便嘴角彎曲，露出輕蔑的表情說。似乎還隱隱帶著一絲得意，好像一位埋伏多時的警察終於如願以償逮到了一個倒黴的小偷。

她隻是一個二十多歲或者三十來歲的海關工作人員，屬於一個叫“旅檢二科”的部門，工號是XG49165。我事後才知道，XG是“協管”的意思。此時此地，一個普通如斯的海關工作人員——還隻是一個臨時工——就能擔綱起思想審查官的重任，輕易沒收公民的個人財產，剝奪他們憲法上明確賦予的權利。而且，拒不給出執法依據，連罰沒收據都不出示。顯然，並不是因為她自身擁有多大的智識（她比我更聰明嗎？）、多堅定的意誌（她比我更堅強嗎？）、多高的道德水準（她比我更純潔嗎？）促成她這麽做——我懷疑她並不一定讀得下或讀得懂高華老師這本嚴肅而嚴謹的黨史著作，更不太相信她能在法理上準確地闡述出她剛才口吐出的“反動”一詞的實際含義，而是她身上的製服、肩章、徽標和工號牌，以及辦公室裏的公章、表格、值班日誌、工作證，連同抽屜中某個文件夾裏秘不可宣的“禁書黑名單”……共同給予了她這份不容質疑的自信，製造了她從道德上到智識上到意誌上的多重幻覺，構築了一個基層小官吏盛氣淩人——淩駕於人和人權之上——的日常而荒誕一幕。在此刻，她和我的審查官老師、“標放”裏的“黑手黨”老兄一樣，顯然超越了自我，而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個化身，被賦予了這份崇高而宏大的國家使命。

正如上麵我說過，我不應該對我老師有過多苛責，對她也是一樣。因為即使當天的值班者不是工號為XG49165的她，而是她其他的同事，49166，49167，或者49168（即使工號裏不再有XG的字樣）……實際局麵和結果也不會有本質上的改觀。他們就像為他們所掌控的那台行李檢查儀上的某個零部件：履帶、X光掃描儀、警示燈、監視器……共同組成了這台牢不可摧、鐵麵無私的審查機器。

在雖然時空有異、情境和氣氛卻幾乎大同小異的場景裏，這台機器，不光掃描過我攜帶的書，也掃描過我攜帶的碟。《紅太陽是怎麽升起的》也不是唯一被他們強製奪去的物品。之前，有一次，我和我的製片人從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上歸來，他們收走了製片人行李箱裏的我的幾部作品的刻錄碟：《天降》，《戀曲》，《有一種靜叫莊嚴》，說要“審查”其內容是否違法。後來，在製片人的反複交涉下，他們在曆經很多個工作日（大概一月有餘）的審查之後，退回了《天降》和《戀曲》——上麵貼上了“旅檢”字樣的標簽，卻沒收了《有一種靜叫莊嚴》。但，既沒給出理由，更沒給出收據。讓我一頭霧水，也給我的被審查經曆裏增加了一樁無頭懸案。

還有一次，我的《大路》剛在台灣出版，我去參加發布會和讀者交流會，帶了幾本出版社贈送的樣書回來。在首都機場的入境大廳，一個穿白色夏日製服的男性海關工作人員仍然站在行李檢測儀後麵迎接我。在勒令我打開行李箱後，他卻對裏麵其它的物品（衣物鞋帽、生活用品、糖果糕點、伴手禮等）毫無興趣，幾乎視而不見，而專門穩準狠地挑選出書籍，細致地翻閱檢查著，其中既包括我購買的台版書，也包括台灣的作家朋友贈送給我的他們自己的著作，當然，最大的目標是我自己的新書《大路》，因為同樣的書有好幾本，這很不尋常，沒法不讓人懷疑。我至今都非常清楚地記得他檢查《大路》時的情景，他先是端詳了一下封麵——我猜他一定同時在心裏默念書名，然後又翻開目錄頁掃了一眼，再是隨機打開一頁，掃視起了正文；完了，又翻開一頁，繼續掃視和閱讀……他的動作不緊不慢，神情鎮定自若，差點讓我忘了他的真實身份——一台無比敬業、甚至自我加碼的人工機器（我不認為當時我的新著在他們的黑名單裏，他如此仔細地審查明顯是一種自我加碼行為，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反麵：槍口精確一厘米），看起來他隻是我在書店裏偶然碰到的正在挑選和閱讀我的著作的讀者，之所以如此愛不釋手隻是因為被我的精彩書寫所深深吸引了——看得我真想當即慷慨地贈之以拙著一本，並鄭重地寫上題款：“尊敬的海關兄雅正”，或者：“親愛的審查官惠存”，最後是簽名：“張讚波敬贈”。也許，再沒有比這一幕更荒誕的了：一個好不容易逃離審查的作者，帶著自己的作品剛落地自己國土的那一刻，就要被迫不及待地補上“審查”這一課，而且，審查官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看起來像自己讀者的海關工作人員。實際上，無論穿夏裝的他，還是穿冬裝的她，都隻是孫猴子身上的一根毫毛而已。隻不過，有些猴子比另外的猴子更敬業、更厲害。

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會想，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飛機場要設置這道審查關卡，那就應該同樣在火車站、地鐵站、公共汽車上以及一切交通要道上如此這般設置才對。須知危險品不光來自境外，也存在和流通於境內，隻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叛逆的文化，和危險的思想。尤其在這個流行“內卷”和“隔離”的年代，內部更不應該放鬆。基於此，我毫不懷疑，他們對安檢儀/行李檢測儀的更新換代總有一天——也許為時不遠——就會達到這種效果：你不會再見到有如“海關兄”那樣呈粉絲狀親自捧書一一拜讀的原生態審查場麵——這簡直原始落後得沒有一絲科技含量、絲毫不匹配這大國盛世，且會給階級敵人留下多麽不好的聯想——而是，隻要任何一本出版物（書、碟或者電子硬盤，甚至一張寫有潦草手跡的草紙），被滾動的傳輸履帶送入到X光掃描儀的眼界內，就會迅速地掃描出它的文字/圖案/影像包裹下的精神實質，監視器裏就會對應浮現出危險程度的指數，也許從0到100不等？隻要超過一定的指數——也許是20，也許是30，視在任領袖的開明程度和心情而定——警報就會自動響起，警燈就會不停閃爍，這個危險品就會被強製沒收，當事的物主就會得到輕則被批評教育、訓誡、警告，重則被拘禁、幽閉甚至逮捕的懲罰。甚至，安檢儀直接聯動著110係統，如果危險指數超過50，全副武裝的警察就會立馬出動，宛若神兵天降於作案現場，當場將被視為恐怖主義分子的物主帶走，鋃鐺入獄。

如果到那一天，我們偉大祖國在新冠疫情時期積累的輝煌經驗就正好可以適用於思想審查領域。即使屆時COVID-19病毒已經消失不見了，但從國外入境的人，無論外國公民還是本國公民——這批人最有可能帶入或沾染腐朽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都同樣要被強製隔離十四天，沒準二十八天，四十二天（仍然視在任領袖的開明程度和心情而定）。期間，除了沒收和銷毀他們帶入境的所有危險出版物（無論書碟）之外，還要強製他們每天觀看CCTV新聞聯播、閱讀《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觀賞《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和《1921》等主旋律大片借以排除毒素，淨化思想，以免再把他們腦海裏的危險思想傳染給無辜而純潔的本國良民。

當然，關於審查的感受因人而異，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念很可能大相徑庭。有人把龍標當作恥辱和冒犯，有人卻視之為榮耀和嘉獎。以前，我的微博還沒有被銷號的時候，就經常會看到一些導演，包括所謂的獨立導演，在微博上喜不自禁地曬出剛拿到手的準映許可證或者拍攝許可證，並且每次，都會收獲一大幫點讚或者祝賀之聲。據說，前不久，一位資深的前獨立紀錄片導演的新作首次獲得了龍標，在某青年藝影展上放映時，觀眾們麵對片頭裏金光閃閃的龍標（龍標是公映片永遠的第一鏡頭，也是審查精神和審查權力當之無愧的偶像物），長時間熱烈鼓掌歡呼，而導演本人，也差點為之感動涕流，並視之為深具紀念意義的人生瞬間在社交媒介上昭告天下。盡管，我認同每個人在每件事上均有其作出個人選擇的自由，但隻要一想起，這條金龍背後的極權特質，以及近些年，它對獨立電影以及中國電影做了些什麽（就說這位資深紀錄片導演吧，我曾親眼見過在有一年的台灣某影展上，他在參加自己的一部片子的映後交流時，被大陸的體製內電影人公然質問為什麽要拿這部沒有龍標的片子來參展、從而以祖國的陰暗麵示與外人），我就難免不覺得悲哀，且忍不住要冒著得罪人的危險說一聲：那些歡呼者和感動者，均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SM中的M，受虐狂，既有辱“獨立電影”的“獨立”一詞，也愧對“青年影展”的“青年”二字。回想十多年前，電影學院放映廳裏的學子們尚且會將噓聲送予那位黑手遮光的精神審查官，而短短十多年後，藝術電影展上的年輕觀眾們卻對著一具極權的偶像物——以及其承載的一次真刀實剪的審查行為和一種對獨立精神的招安手段——鼓掌和歡呼，想來世界淪落，也不過如此了罷。

【本文為作者2021年8月受獨立電子期刊《華語獨立影像觀察》（第三期：中國獨立電影的關鍵詞）約稿而寫，2022年5月發表在該期刊上時改名為《銀幕“黑手黨”與“誠實勞動換來幸福生活”——關於“電影審查”的兩則往事》，且有部分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