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5日，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當天，網紅仿妝博主宇芽在微博上自曝多次被前男友家暴。26日，此前有家暴史的演員蔣勁夫再陷家暴風波。接連兩起類似事件引起社會熱議的同時，也引起法律人士的關注。
有17年家暴案件處理經驗的北京公益律師李瑩，參與過300多起婦女維權案件。她接觸的被家暴當事人中，有結婚半年就被丈夫打死的女孩、有最終選擇回到家庭的的高校教授、也有年過古稀勇敢走出來，堅決離婚的“名門之後”。
但在她的印象裏，這些反家暴案件中，沒有一起是男方初犯。
接受界麵新聞采訪時，她呼籲，女性們第一次遭遇家暴時就要堅決采取行動，這樣才可能將家暴消滅在萌芽狀態。
以下為李瑩的口述：
一
60年代末，我出生在湖南，五六歲時，就看見過叔叔打嬸嬸，那時候沒有法律的概念。讀大學，我選了熱門的經濟學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市政府經濟部門政策法規處，工作中覺得知識欠缺，就開始係統學習法律。2002年，我辭職到北京大學法學院讀研究生，同一年，開始在北大婦女法律援助中心兼職。
說來很巧。我接觸到的第一個案子就涉及到家庭暴力。當時我在辦公室，一個三四十歲的婦女被丈夫打斷胳膊，手上綁著發黑的繃帶，走了進來。她身上被打得沒一塊好地方，因為沒錢看病，受傷的地方腐爛發臭，看到這一幕，我震驚了。
2011年，我離開北大婦女援助中心，那一年年底，我創建了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一家專門從事婦女維權、推動性別平等的公益性機構）。
17年來，我參與過300多起女性案件，看到了各種家暴的案例，那些嘴巴被撕爛的女人、被殺害的婦女……令我觸目驚心。沒法說最慘的是哪一例，她們各有各的慘，很難想象，一個女人竟然可以被自己的家人傷得那麽慘。
仿妝博主宇芽事件中，我比較欣慰的是，大家反饋的聲音比較一致，很少聽到對宇芽的責怪。對施暴人處罰拘留20天，隻能體現對家暴的否定和處罰態度，但不能直接矯正他的行為模式，這需要專業機構介入。
到底什麽是家庭暴力，其實很多人並不清晰。宇芽的事件中，有人問我，同居關係的戀人之間發生的暴力是不是家庭暴力，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像山東等省份的反家暴條例也明確了戀愛關係間的暴力屬於家庭暴力，即使沒有生活在一起也算。
說到家庭暴力，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身體傷害。但其實，家庭暴力還有很多精神方麵的侵害。在2016年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家暴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製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這個“等”字，給家庭暴力的界定提供了探討空間。
我參與的漸凍症患者魏女士被遺棄案子，就是個非典型的家庭暴力案。她生病後，丈夫先是不管不問，後是消失，拿走水卡、燃氣卡、甚至空調遙控器。房子是丈夫婚前買的，辦理這些生活繳費卡需要的房產證，也被拿走。後來，有派出所等機關的介入，物業才答應解決用水問題，但是因為擔心隨時可能被趕走，加之經濟拮據，他們隻買了100塊錢的水，四口人用了一年。
她患有漸凍症，生活不能自理，屬於特殊的弱勢人群。對他們來說，家庭成員不聞不問，不管不顧的行為，會導致他們身體受損，甚至有生命危險，也應該認定為家庭暴力行為。
二、
家暴案有一些鮮明的特征，即家暴是反複、多次的。
我接觸的案件中，沒有一個是第一次被家暴就來找我們的。在中國，婦女在婚姻生活中遭遇家暴的概率是24.7%，然而受暴婦女平均在遭受35次家暴後，才會選擇報警。女性往往會相信男方會改，一再心軟。
即使找到我們了，也很容易搖擺。也有很多剛開始堅定離婚的，因為各種原因改主意。
曾有一個北京高校的女副教授向我谘詢離婚。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眼神黯淡，很恐懼，完全看不出來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她長期遭受家暴，丈夫也是高校教授。
很多次她都想過離開，但想到丈夫“割掉頭、挖眼珠”的威脅，她害怕了。在最後起訴離婚的關頭，她選擇了放棄，回到丈夫身邊。這非常常見，受暴者在對抗家暴的過程中，會因越來越無助而選擇“認命”。
我參與耗時最長的案子前後跨時三年，當事人是一個68歲的老人，被丈夫打到逃離了家庭，她的侄女向我們求助。我們幫她申請庇護，她很堅定地說要離婚，向法院起訴 。因為她丈夫身體不好，法官勸她不要離婚，我覺得這是一種道德綁架。
這個案子開庭了四五次，她丈夫不願意離婚，她的態度也在變化，最後她躲了起來，有一次，法官給我打電話說找不到她。去年年底，這個案子最後一次開庭，她丈夫承諾不再打她，她就撤訴了。
有個調查數據，一個受暴婦女平均需要“七進七出”，才能徹底擺脫暴力環境。
我遇到過很多老人，忍受了一輩子，最後在晚年覺醒。麵對暴力，選擇說‘不’。
我接觸過的年齡最大的當事人74歲，她是紀曉嵐的後代，很清瘦，遭遇家暴幾十年，因為名門出身，家族不允許她離婚，認為會丟臉。但她最終邁出了這一步，她跟我說，即使到了生命的末年，也要爭取自由，過去為家庭活了一輩子，總要為自己活一次。最後，她離了，很有勇氣。
還有一位已經70歲的老人，要和已經跟她生活了近40年的丈夫離婚。她告訴我，為了躲避丈夫的毆打，她已經離家出走近10年。10年之中，她一直都處在半流浪的狀態。由於年紀較大找不到工作，隻能靠外出撿塑料瓶賣錢為生。但是這幾年她年紀越來越大，連塑料瓶都撿不動了，就隻能在城市的地下通道裏以乞討為生。
家暴的危險，作為代理律師，我真切地感受過。2009年的一個案子，我現在想起我都覺得後怕。當事人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的一個偏遠鄉村，家境貧困，育有一兒一女，她常年被老公打，她爸爸心疼她，借了800元讓女兒打官司離婚，但法院沒有支持。
後來，她逃到北京，給一個雇主當阿姨。我們了解情況後，就跟她丈夫約時間協商。我們早上6點坐車，先到市再到縣，到她們村裏有大巴，但我們擔心危險，就租了一輛麵包車。一路上，我的手機信號一點點弱下去，到她家裏時，已經完全沒了信號。
我下車前，特別提醒司機不要熄火。她家是個平房，外麵是一片很寬敞的平地。她男人要跟她單獨談，我堅決不同意，交談過程中，我無意間看到，窗外有三兩個人在外麵逛，後來變成五六個人，再後來七八個。憑經驗，我意識到這些人可能要來搶人，我給她使了個眼色。
我們穩住男方說，把這事交給法院，拽著女人跑了出去，快速上了麵包車。車一直開了十幾公裏，沒有人追上來，我心裏才踏實。冬天開庭時，他們已經分居兩年，法官判了離婚。她後來去月嫂班培訓，進入了人生新階段。
作為律師，我感到了無形的壓力，當事人的困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三、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首次規定“禁止家庭暴力”，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實施，我從2002年開始進入這個行業，17年來，經曆了一些重要節點，參與的案子，也能反映出一些社會公眾意識上的變化。
9年前的北京董珊珊案曾經轟動一時。26歲的董珊珊因為家庭暴力死亡，她的丈夫王光宇最終以虐待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她媽媽是二審找到我的。一般找到我們的受害者都會大哭，但董媽媽沒有，說話也很平靜。我覺得是她眼淚哭幹了，哭不出來了。
此案中，最讓我惋惜的，是董珊珊8次報警，但警方隻是勸導，沒有幹預丈夫毆打，沒能保護她，傳統的“家庭矛盾”觀念成為了家庭暴力的保護傘。我認為她丈夫同時犯有“故意傷害罪”，我們提請上訴，申請發回一審重審，最終還是維持了原判。根據刑法，虐待罪最高刑期為7年；而故意傷害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我們做的代理人身保護令第一案，正好卡在反家暴法實施的前後。我記得，2016年2月14日，受害者趁丈夫外出偷偷從家裏逃了出來，警察幫她找到了庇護所，庇護所又找到了我們。我們收集了證據，等到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實施當天，到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起訴離婚。
當時我們收集了朋友鄰居的證言、女兒的證明、派出所的筆錄、救助站證明，但是法院依然認為當事人身上沒有傷，證據不足，不發保護令，後來經過努力，最終，人身安全保護令拿到了。
法官調解離婚後不到半個月，她又回到了原先的家。我打電話給她，她說她很好，我不放心，讓她跟我視頻，這時，他老公拿起了手機，視頻裏，我看到她在洗衣服。但我不覺得她是回到了原點，她和她的丈夫會知道，我們在，會有力量支持她。
今年母親節，我們聯合其他公益平台，為一個被毀容的當事人發起了眾籌。她在農村長大，年輕時跟丈夫私奔離家結婚，跟家人斷了聯係。去年，她忍受不了長期家暴，投靠了在杭州打工的親戚，但她的親戚認為夫妻吵架很正常，就把她行蹤透露給了她丈夫，勸她回歸了家庭。
回去後，她手機被定位監控，通訊信息每天被查，隻好又出走到寧波，找了個工地幹活。她丈夫又找到工地，拿出一瓶香蕉水倒在她身上，用打火機點燃，附近的工友趕緊取水，就在火快滅時，男的又往她身上潑，她的臉全毀了，耳朵、鼻子被燒掉一半，雙手落下殘疾。
她向法院起訴，她丈夫被判無期徒行。相比董珊珊，這個案子有了進步，但依然有遺憾。她親戚在“勸和不勸離”的思想影響下，把她推給了施暴的丈夫。
一般來說，案子結束了，我不會主動打電話，追蹤受害者的動態。不想再揭開他們的舊傷疤。
我想說的是，遭受了家庭暴力，首先要明確說不，同時要采取及時求助措施。但防治家庭暴力，光靠受害人自己遠遠不夠，這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遭遇家暴時，除了報警之外，還可以向鄰居、向居委會、村委會、婦聯、社會組織等求助。非常危險的情況，受害者要及時離開，尋求庇護，或是到加害人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還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17年來，我能感受到，社會的性別觀有變化，但距離真正的兩性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些影視作品、廣告、公眾人物的言詞還暴露了非常落後的性別觀，我們的法律法規也有一些具體操作的細節、流程沒有明確。
我一直覺得，構建健康的性別文化，是一個綜合工程，涉及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法律的問題。
華客網:公益律師口述接案17年:這就是中國家暴案縮影(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