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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來了,他說我的父親舉報了我”

在俄羅斯國內, 反對侵烏戰爭者被舉報給警方的情況日益普遍。德國之聲采訪了多名被親朋好友、同事和鄰居舉報的俄羅斯人。

“眼下,很多人瘋了”

基裏爾(Kirill),32歲,來自莫斯科的IT係統高級分析員:

“特別行動”開始後,我非常震驚,傳播了很多反侵烏戰爭的帖子。而我的一個對普京有很大好感的親戚很快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家裏掛上普京肖像——就像學校和國家機構那樣,通過WhatsApp向我發送各種宣傳視頻,教人無法忍受。起初,我沒搭理,後來我反駁了他,最後我把所有東西都丟進了電腦檔案室。

突然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門。他們說,接到了對我的投訴,我得跟他們走。在警察局,他們給我看了我的Instagram賬戶和我同這位親戚通信的截圖,然後問道:‘是你的親戚嗎?’
我說,‘是的。’

在問話中,我了解到,這並不是親人間相互舉報的唯一例子。警察承認,他們自己也害怕被送去烏克蘭。末了,他們讓我走了。我在社媒上的帖子現在設為僅朋友可見。從那之後,我總感覺渾身不自在。

我並不是因為遭舉報而不安,而是因為對方根本不願接受你的意見,而且還極力試圖改變你的想法。這最讓人撓頭。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我不知道有誰支持這一‘特別行動’。問題往往出在那些在政府機構工作的親戚身上,他們隻看官方電視台,隻知道一種觀點。

那個舉報過我的親戚現列在我的WhatsApp黑名單上,但我們之間繼續保持交流。我不愛記仇。他隻是有一種蘇維埃思維,傾佩某一領袖。我建議,經曆過這種事情的人得想到保持人性。目前,很多人瘋了,但你得原諒他們,同時,當心自己不會變成那樣。

戰爭爆發前,我就想過要離開俄羅斯,去塞爾維亞。但又想到,不能丟下家人,他們肯定不願離開的。內心深處,我又想留在俄羅斯。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但不能有這樣的政權。”

“父親舉報了我”

安娜(Anna),21歲,莫斯科大學生:

“4月10日,姑姑打電話告我說,警察來了,要找我。她遞過電話,警察說,我父親舉報了我——因為我寫了反戰帖子,詆毀俄羅斯軍隊,呼籲殺害俄羅斯人。我發過一些帖子,但絕沒有做過這樣的呼籲。當警察說,我父親一副醉態時,我姑姑在後麵喊道,他可是個酒鬼。

我去了警察局,感覺調查人員對我父親已很不耐煩。我爹提供的證據是,有人在從泰國打來的電話裏告訴他,我發過那樣的帖子。在警察局時,他給我發信說,他上了人家的當。警方負責人最終讓我走了。第二天,老爹打電話問我情況怎麽樣。我說,‘不好,因為你舉報了我’。他回道:‘但你沒被關起來呀。’

我是在祖母及姑姑身邊長大的。還有聯係時,我也常去看望父親。2014年,我們一起觀看了索契奧運會,還談到了烏克蘭和獨立廣場抗議運動。那時,我就有不同觀點,並和父親爭論。當時,他隻是笑話我的政治觀點,沒有攻擊性。

他和我們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對我來說,這非常煩人。13歲時,我離家出走,因為他威脅要挖出我的眼睛,警察根本不聞不問。他是喝醉了,可所有成年人都不信我的話。

現在,我們的國家是這樣的情況:發生了戰爭,發生了可怕的事情,而人們不願看到,因為難以接受。我已有嚴重抑鬱症,而現在,整個國家的情況比我個人的情況更壞。我的感覺更糟。有時,我想離開,但目前沒這個能力。在俄羅斯,即使是和親戚打交道,你也得倍加小心,因為,他們也可能把你舉報給警方。”

“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在俄羅斯上學了”

科森尼亞(Ksenia),30歲,來自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前教師:

“2月28日,我在16樓陽台上插了兩麵旗子,並上了漆:一麵是俄羅斯的,一麵是烏克蘭的。3月2日,我在我家入口處和電梯裏貼了 “反對戰爭
“的傳單。3月4日,警察來了。他們說,鄰居們舉報了旗幟事件,說我是恐怖分子。警察們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此後,我繼續張貼傳單,有人也不斷撕掉傳單。

3月20日,我在學校講課。警察找到了校長。我不得不和他們一起去了警察局。原來,公寓樓管理員給警察傳發了我住的公寓樓電梯監控攝像圖片。警方對我發出警告,然後允許我回校。誰知,校方給了我紙、筆,讓我自己寫辭呈。校長說,我如此反對國家,那我就不應為它工作,學校畢竟是國家機構。從那時起,我一直靠社會救濟金維持生計。現在,和誰談論有關議題,我會非常小心。

我不想呆在俄羅斯,今夏我打算做一些什麽,好讓我的孩子不再在俄羅斯上學。當然,我對女兒解釋,國內外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參加了我們城市的抗議活動,希望她們這一代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目前,我完全困惑,我沒存款,不知該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