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國內， 反對侵烏戰爭者被舉報給警方的情況日益普遍。德國之聲采訪了多名被親朋好友、同事和鄰居舉報的俄羅斯人。
“眼下，很多人瘋了”
基裏爾（Kirill），32歲，來自莫斯科的IT係統高級分析員：
“特別行動”開始後，我非常震驚，傳播了很多反侵烏戰爭的帖子。而我的一個對普京有很大好感的親戚很快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家裏掛上普京肖像——就像學校和國家機構那樣，通過WhatsApp向我發送各種宣傳視頻，教人無法忍受。起初，我沒搭理，後來我反駁了他，最後我把所有東西都丟進了電腦檔案室。
突然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門。他們說，接到了對我的投訴，我得跟他們走。在警察局，他們給我看了我的Instagram賬戶和我同這位親戚通信的截圖，然後問道：‘是你的親戚嗎？’
我說，‘是的。’
在問話中，我了解到，這並不是親人間相互舉報的唯一例子。警察承認，他們自己也害怕被送去烏克蘭。末了，他們讓我走了。我在社媒上的帖子現在設為僅朋友可見。從那之後，我總感覺渾身不自在。
我並不是因為遭舉報而不安，而是因為對方根本不願接受你的意見，而且還極力試圖改變你的想法。這最讓人撓頭。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我不知道有誰支持這一‘特別行動’。問題往往出在那些在政府機構工作的親戚身上，他們隻看官方電視台，隻知道一種觀點。
那個舉報過我的親戚現列在我的WhatsApp黑名單上，但我們之間繼續保持交流。我不愛記仇。他隻是有一種蘇維埃思維，傾佩某一領袖。我建議，經曆過這種事情的人得想到保持人性。目前，很多人瘋了，但你得原諒他們，同時，當心自己不會變成那樣。
戰爭爆發前，我就想過要離開俄羅斯，去塞爾維亞。但又想到，不能丟下家人，他們肯定不願離開的。內心深處，我又想留在俄羅斯。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但不能有這樣的政權。”
“父親舉報了我”
安娜（Anna），21歲，莫斯科大學生：
“4月10日，姑姑打電話告我說，警察來了，要找我。她遞過電話，警察說，我父親舉報了我——因為我寫了反戰帖子，詆毀俄羅斯軍隊，呼籲殺害俄羅斯人。我發過一些帖子，但絕沒有做過這樣的呼籲。當警察說，我父親一副醉態時，我姑姑在後麵喊道，他可是個酒鬼。
我去了警察局，感覺調查人員對我父親已很不耐煩。我爹提供的證據是，有人在從泰國打來的電話裏告訴他，我發過那樣的帖子。在警察局時，他給我發信說，他上了人家的當。警方負責人最終讓我走了。第二天，老爹打電話問我情況怎麽樣。我說，‘不好，因為你舉報了我’。他回道：‘但你沒被關起來呀。’
我是在祖母及姑姑身邊長大的。還有聯係時，我也常去看望父親。2014年，我們一起觀看了索契奧運會，還談到了烏克蘭和獨立廣場抗議運動。那時，我就有不同觀點，並和父親爭論。當時，他隻是笑話我的政治觀點，沒有攻擊性。
他和我們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對我來說，這非常煩人。13歲時，我離家出走，因為他威脅要挖出我的眼睛，警察根本不聞不問。他是喝醉了，可所有成年人都不信我的話。
現在，我們的國家是這樣的情況：發生了戰爭，發生了可怕的事情，而人們不願看到，因為難以接受。我已有嚴重抑鬱症，而現在，整個國家的情況比我個人的情況更壞。我的感覺更糟。有時，我想離開，但目前沒這個能力。在俄羅斯，即使是和親戚打交道，你也得倍加小心，因為，他們也可能把你舉報給警方。”
“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在俄羅斯上學了”
科森尼亞（Ksenia），30歲，來自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前教師:
“2月28日，我在16樓陽台上插了兩麵旗子，並上了漆：一麵是俄羅斯的，一麵是烏克蘭的。3月2日，我在我家入口處和電梯裏貼了 “反對戰爭
“的傳單。3月4日，警察來了。他們說，鄰居們舉報了旗幟事件，說我是恐怖分子。警察們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此後，我繼續張貼傳單，有人也不斷撕掉傳單。
3月20日，我在學校講課。警察找到了校長。我不得不和他們一起去了警察局。原來，公寓樓管理員給警察傳發了我住的公寓樓電梯監控攝像圖片。警方對我發出警告，然後允許我回校。誰知，校方給了我紙、筆，讓我自己寫辭呈。校長說，我如此反對國家，那我就不應為它工作，學校畢竟是國家機構。從那時起，我一直靠社會救濟金維持生計。現在，和誰談論有關議題，我會非常小心。
我不想呆在俄羅斯，今夏我打算做一些什麽，好讓我的孩子不再在俄羅斯上學。當然，我對女兒解釋，國內外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參加了我們城市的抗議活動，希望她們這一代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目前，我完全困惑，我沒存款，不知該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