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結束了50年來對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護。美國的女權主義者陷入反思：為何在一個婦女權利看似擴張的時代，會出現墮胎權的倒退？《時代周刊》雜誌的文章認為，當美國女權主義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符號等軟實力方麵時，她們忽視了權力在這個國家真正的運作模式，就是在立法層麵上的席位爭奪。《鳳凰大參考》節選文章部分內容，揭示美國女性在此重大事件發生後的思考。
相較男性而言，更多的女性取得了大學學位；在一些城市中，年輕女性的工資超過了年輕男性；如今經營著上榜《財富》500強公司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是，羅伊仍然倒下了。 （譯者注：羅伊（Roe）是1973年美國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中的女主人公，羅伊是一名希望墮胎的21歲年輕女性，韋德則是當地法院的檢察官。羅伊的勝訴，被視為美國墮胎合法化被承認。）
更多的女性正在執導好萊塢票房最高的電影；阿麗亞娜·德博斯剛剛成為第一位公開贏得奧斯卡獎的非白人女性；而且還有一位女性在扮演雷神。但是，羅伊仍然倒下了。
超過60%的美國婦女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這其中包括42%的共和黨婦女。超過一半的美國婦女說，比起呆在家裏，她們更喜歡出去工作，這是蓋洛普（Gallup，美國民意調查公司）近三十年來民意調查所得出的最高記錄。但是，羅伊仍然倒下了。
在這樣一個美國婦女權利朝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力多方麵擴張的時刻，女權的基石怎麽會坍塌？
隻有權力才是權力
羅伊的倒下，暴露出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主流自由女權主義基石上的裂縫。當今的女權主義一直專注於個人的成就、感覺良好的象征主義和文化上的代表。反過來，它對聯邦法院和州立法選舉的棘手機製關注得太少。許多支持當今女權主義的人想當然地以為，女性的生育權在最根本上是安全的。因此，女性主義者們所麵臨的剩餘障礙不是法律或政治，而是文化和情感。每當有婦女獲得奧斯卡獎，或發行熱門專輯，或得到大的晉升時，人們都會發出同樣的呼聲：“代表權很重要！”
當然，這很重要。當然，它應該被歡呼。但在某個地方，主流女權運動中的許多人說服自己，文化代表的軟實力似乎與投票權、所擁有的議席數這些硬實力一樣重要。因此，賦權不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成為了目的本身。許多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富有的、白色人種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權主義者——認為轉變人心是（實現女權）困難的那部分。但在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國家，（爭取）贏得國會席位和製定法律（的挑戰）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
但是，我們的民主不是這樣運作的。近60%的美國人——包括超過30%的共和黨人——不希望看到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在那份顯示最高法院準備顛覆維持了半個世紀的憲法先例的意見書草案被披露出來後，短短幾周之內，表示“支持擁有墮胎選擇權”的美國公民數量達到了曆史新高。然而，美國的曆史進程並不總是遵循公眾意見。隻要問問最近的兩位共和黨總統就知道了，他們失去了民眾的投票，卻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他們投票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
羅伊的倒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反墮胎活動家和政策製定者們更懂得權力在這個國家的真正運作方式。他們沒有依靠鼓舞人心的電影、發自內心的奧斯卡演講或者Twitter標簽來推進他們目的的達成。相反，反墮胎運動使得保守派立法者在州一級地方的競選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米奇·麥康奈爾利用參議院多數派的硬實力，阻止了奧巴馬總統的最高法院提名，從而讓特朗普總統任命了另一位反對墮胎的大法官。保守派司法活動家選擇了“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作為載體，促使這個右翼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譯者注：“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是關於美國墮胎權最受矚目的案子之一，在該案中，最高法院將決定密西西比州禁止女性懷孕15周後墮胎的法律是否違憲。）
上麵所說的這一切都並不是主流女權主義的錯，許多女權主義者確實聽到了墮胎權對女權威脅所敲響的警鍾。但總的來說，羅伊被推翻標誌著自由派女權主義者被打倒了。由於專注於賦權而忽視了政治機製的核心問題，他們沒有認識到麥康奈爾和他的盟友一直以來都知道的事情：隻有權力才是權力。
▎反對墮胎合法的抗議者在最高法院決定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後，在華盛頓最高法院外慶祝
“後羅伊時代”女權主義會如何發展？
2014年，我寫了一篇文章——現在看來，這篇文章堪稱女權主義目光短淺的典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今年可能是有史以來對女性來說最好的一年”，文章以這樣的誇張開頭：“自從恐龍漫遊以來，自從金字塔建成以來，自從火車頭發明以來，對女性而言，從來沒有比2014年更加友好的一年了。”
我列舉了一些在當時看來很重要，但現在看來卻很膚淺的原因：《冰雪奇緣》的熱映，一些新的女性CEO的上任，碧昂斯在MTV的視頻音樂頒獎典禮上在FEMINIST一詞前跳舞。
有些人稱這種思維模式稱為為“女老板女權主義”。其他人則將其與白人女權主義聯係起來。我把它稱為“女權主義聯合陣線”。不管你怎麽稱呼它，它現在看起來充其量隻是一次巨大的注意力的分散。
當“女權主義聯合陣線”在2010年代初討論女權主義軟實力不斷變化的輪廓時，反對墮胎的共和黨人正在一個席位一個州地建立硬實力。2010年，共和黨人籌集了3000萬美元，獲得了21個立法機構的控製權，其中包括許多將通過最嚴格墮胎限製的州。
當網上的女權主義者詢問名人是否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以及什麽“賦予”他們最大的“權力”時，保守派正在積聚原始力量，以便在13個州通過觸發法案。當進步的非營利組織舉辦慶祝女性靈感的活動時，品牌公司花費數百萬美元在積極的身體廣告活動上。我們的名人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來促進“女性賦權”，州和地方組織努力保護生殖權利——這其中有許多是由有色人種女性領導的——但他們得到的資金和關注太少了。
當左翼統計奧斯卡提名女性的數量、哪些票房最高的電影通過了貝克德爾測試時（譯者注：貝克德爾測驗是一個致力於使性別不平等引起關注的簡短測驗，展示了女性在電影作品中因性別歧視而缺乏代表），精明的共和黨人正在用完美的簡曆精心打造通往保守派法官位置的渠道，期待未來最高法院的空缺職位。2014年是我將其稱為有史以來對女性最有利的一年，也是共和黨贏得參議院的一年；這一年，麥康奈爾阻止了奧巴馬提名梅裏克·加蘭德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華盛頓特區最高法院前，支持墮胎示威者伊麗莎白·懷特帶頭高呼，以回應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
我並不是說文化上的代表不重要。隻是這還不夠——還遠遠不夠。性別代表並不總是與女權主義進步保持完全一致的步調。無論是第一位女副總統還是第一位女眾議院議長，都無權改變最高法院的組成，也無權保留憲法規定的墮胎權。在國會創紀錄的147名女性中，有41人是共和黨人，其中許多人反對墮胎。所有主要的全國性反墮胎組織都是由婦女領導的。曆史上第一次有四名女性同時在最高法院任職——但艾米·科尼·巴雷特法官卻是終結羅伊案件的關鍵。在2016年大選中，更多的白人女性投票給特朗普，而不是希拉裏。這也是一種表現。這同樣很重要。
現在，羅伊已經倒下了，很明顯，女性麵臨著比代表權更嚴重的問題。在後羅伊時代，許多婦女的生活將由她們所在州限製其身體自主權的新法律來定義，而不是由某人在格萊美頒獎典禮上的賦權演講來定義。當你被迫生下你不想生也養不起的孩子時，你可能不會在乎你是否在最新的超級英雄大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因此，盡管女性在過去半個世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羅伊案還是被推翻了。現在是時候輪到女權運動重新組織和調整了。勵誌故事是偉大的，隻要它們能激勵人們建立真正的政治權力。墮胎權仍然可以被挽救，但前提是女權主義者要把精力集中在選舉州和地方層麵的盟友上。在羅伊案件被推翻後的美國，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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