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堂食的上海人：站著吃、走著吃，電話亭裏吃

6月29日開始，上海正式恢複堂食。人們期待著一切恢複正常。妮雅想象店裏恢複堂食後的場景——老顧客們從四麵八方趕來，推開熟悉的店門，發出一些感歎，“三個月不見，真的三個月了呀。”然後癱坐在椅子上，把愛吃的菜全部點一遍，接著開始嘰哩咕嚕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們大談過去的瑣碎經曆。

“密室逃脫”

6月29日是上海恢複堂食的第一天。過去一個月，人們已經絞盡腦汁想要大吃一頓了。妮雅是上海本地的一名探店博主。解封後，她決定和朋友去下館子。那是一天下午，他們還沒走到餐廳門口，就被人拉住了。“你們是去XXX餐廳嗎？”他們回答“是的”。那個人是領餐員，帶著他們，穿過高聳林立的商業樓，特意叮囑：“不是這棟，也不是那棟，我們不走大門進去。”他們七扭八拐地走到一扇側門，掀開棉布簾子，路過吵鬧的後廚，來到一處犄角旮旯的座位，悄悄地坐下。

從外麵看過去，一切就像是還沒有營業的樣子：店麵的招牌燈是不開的，一樓的大門和窗簾緊閉，吧台沒有服務員，椅子倒扣在桌麵上。當你上到二樓，才發現另一個隱秘的場景——原來這裏是可以吃飯的。

你需要走外賣係統點單，因為這樣就不算堂食，而是自提。做好的菜品用一次性打包盒裝好，外麵套好了塑料袋，以便隨時可以拎著離開。店裏隻留了幾盞昏暗的燈光，妮雅和朋友摸著黑蜷縮在角落裏，“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第一次把一頓飯吃出了密室逃脫的感覺。”

還有一次，她和朋友想吃一次泰國菜，千方百計找到了一家營業的餐廳。但是那個商家卻在電話裏說，“不可以堂食，但是你們可以在外麵吃。”

店家並未直接指明外擺的餐桌在哪裏。妮雅和朋友來到商場的天台，這裏似乎還沒有裝修完畢，地上有幾灘水漬，四處散落著管道和斷裂的泡沫板，牆壁上有一個很小的標誌，指示她們向裏走。她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因為很多人走兩步看不到頭就出來了。她們尾隨了一隻跟主人去寵物店洗澡的小狗，穿過這片布滿灰塵和腳手架的工地，來到了餐廳的天台，那擺放著幾張白色塑料桌椅。

在商場天台吃一頓泰國菜 妮雅

天氣正好，黃昏讓夏天傍晚的光線變得柔和，空氣還沒有那麽潮濕悶熱，上海惱人的白蟻也還沒有來。她們拎著用一次性餐盒打包好的食物：冬陰功湯、芒果糯米飯、河內鮮蝦卷，打開來攤在桌上，“天時地利人和，我們就吃上了那樣一頓飯。”這個隱蔽的地方很難被發現，她感覺無比幸福。

江若雲也遇到過好幾次這樣的情況，她吃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堂食。

六月初上海市頒布的複工指示文件裏，沒有明確提及不允許堂食，但各街道的要求並不相同。解封後，江若雲和朋友們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一家可以堂食的餐廳。打電話過去詢問，要麽不接待堂食，要麽模棱兩可，沒有人正麵回應這件事。

他們遇到的一家，在電話裏是這樣回複的。店員說，“現在不允許堂食。”接著停頓了一下，衝著旁邊人說，“你點這個好吃。”江若雲噗嗤笑出了聲，“這個明顯就是有人在點單嘛。”

她們來到這家餐廳，飯店裏的窗簾全部是拉起來的，服務員和食客來來往往，點單、上菜、吃飯，一氣嗬成，速戰速決。但飯吃到一半，巡查人員來了，大家散了桌。江若雲打電話跟朋友吐槽，朋友說自己在不遠處的另一家飯店，叫她過去接著吃。

但那家店他們也隻吃到一半。老板娘突然衝上來，把所有的燈都關閉了，緊張地說，小聲一點，下麵有人在巡查。江若雲和朋友們打著手電筒，低聲聊天，“不是複工複產了嗎？”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麽會這樣。

下半場堂食陷入黑暗 江若雲

後來，江若雲和朋友們出門都隨身攜帶著露營的桌椅，她們拉了露營車，在大馬路上尋找可以落腳的地方，點單後直接支在門口吃。江若雲說，她不要求環境多麽優雅，不要求餐具多麽精致，擺盤什麽的也不需要。“我們甚至不需要空調，在路上也可以吃。”

江若雲從小在上海長大，她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韓國街”人山人海，一群妝容精致、穿著得體的女生，她們可能是高級寫字樓裏麵的白領，穿著高跟鞋和很漂亮的小裙子，畫了精致的妝容，背著香奈兒，拿著蘋果筆記本電腦。在街中心尋找一塊空地，席地而坐，在紙箱子上抱著塑料袋吃外賣。

這裏算是上海的一個小地標，類似於北京的望京地帶。道路兩邊掛滿了韓文招牌，到了夜晚霓虹燈也很好看，“有一種很洋氣的感覺，現在像澡堂子似的。”

“韓國街” 妮雅

吃客們在縫隙中尋找一些浪漫。他們在防疫規定允許的範圍內探索出一些新招式——不讓在店內吃，那就在店門口的台階上吃；不讓坐著吃，那就站著吃、走著吃；不讓坐商家的椅子，那就自己隨身攜帶小板凳；花壇、台階、廁所門口的休息區、天台……一切曾經不會跟“吃飯”二字產生聯係的地方，都變成了飲食場所。

一天晚上，妮雅散步路過一家商場，裏麵冷冷清清，外麵卻熱鬧非凡。年輕人和老人們坐在門口的台階上，有人拎了一箱啤酒和炸雞，有人放著音樂，有人帶著花和狗狗來，對來往的行人說，“你們可以買我的玫瑰花，也可以摸我的狗。”

解封後第一次出門吃飯，宜君和朋友們約在了電話亭裏。

六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時不時落一點小雨，空氣裏是道路兩旁法式梧桐樹葉的味道。雨水打濕了草地和長椅，宜君和朋友沒有地方去，轉身看到路口有一個紅色的公共電話亭。

解封後第一次吃飯是在電話亭 宜君

電話亭不大，是半封閉式的，公用電話已經廢棄不用，據說這裏之前會有外賣小哥和過往的行人歇腳。亭內有兩排對列的座椅，中間是一塊小桌板，剛好可以容納他們三個人坐下。宜君用隨身攜帶的酒精濕巾仔仔細細地將電話亭擦拭了一遍，打開兩盞手機手電筒的閃光燈，燈光透過灰棕色的酒瓶映射在桌子上，泛起一圈紅黃色的光暈。坐在電話亭裏，外麵的雨聲沙沙作響，她們感到驚喜。

不一會兒，有人注意到她們，給他們拍照，搭訕聊天，甚至還有人開始在旁邊排隊等位。她突然覺得，隻要能和親近的人見麵，其實在哪裏都可以堂食。

撤店了

妮雅的父母在上海開了一家本地菜小飯館，已經有三十多個年頭了，比她的年紀還要大。在經曆了近一百天的封閉後，他們準備重新營業，報備街道，消殺完畢，備好各種菜品（但也不敢準備太多）。

但是，妮雅幻想中的“報複性消費”並沒有到來。員工們“手機都要刷爛了”，也沒能刷到一個訂單。終於遇到很久未見麵的老顧客出現在店裏，她也差點沒認出來。他們全副武裝，戴著口罩帽子手套，隨身攜帶酒精，點了菜就打包帶走。

妮雅和父母在門口擺了幾張塑料餐桌椅，陸續有客人坐下來吃飯。沒過十分鍾，巡查人員來製止了，他們站在旁邊，一直等到顧客們吃完才離開。

疫情留下的印記在很多地方顯現。妮雅家的飯館位於黃埔、靜安和徐匯的三區交界點，她觀察到一些封控時期留下來的“遺跡”。黃埔區封控用的是比人還要高的木板；對麵徐匯區是一排稍矮些的綠色隔離網；再往北走，可以看到靜安區，封控區圍著白色的鐵欄。

就在前一陣，妮雅家的餐館又被通知暫時封閉了九天。這幾個月裏，店內的流水砍掉百分之九十，一個炒菜的師傅轉去做美團線上，如果不是因為沒有租金的壓力，她們也快要頂不住了。

妮雅看到了一條新聞：專家稱，疫情下餐飲業必須要主動自救，而不是等、靠、要。“我們真的已經很努力在救自己了。”妮雅說。解封後，她和年邁的父母開始學習如何上線店內的外賣係統。平台會抽取商家傭金，他們還需要補貼一些配送費，再搭上一些紅包和優惠券，才能勉強接到一些訂單。

餐廳經營者們想盡了各種辦法，有的開始露天擺攤，有的悄悄提供一些外擺位。網上流傳著一些方法——如果顧客實在想正常堂食，可以考慮辦個健康證，去餐廳當兼職人員，這樣在檢查來臨的時候，可以說自己是店員，等吃完之後再離職。有痛下血本的老板，甚至在餐廳隔壁的酒店，專門開了房給客人就餐。另外一些高端餐廳也放下身段，做上門私廚生意，能回一點本是一點。

妮雅發現，自己所在的上海探店博主群名曆經了幾次變化，從最早的“魔都新鮮熱點”變成“魔都哪裏喝奶茶”，現在又變成“魔都哪裏可以堂食”。她統計過自己發布的帖子，隻要帶上“上海堂食”幾個字眼，哪怕隻是標題黨，瀏覽量都不會低，因為大家“都在找哪裏可以堂食”。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安利和分享一家能夠堂食的餐廳可不那麽容易。因為一旦說出去，他們可能就吃不成了。博主們在帖子裏寫道：“偷偷來問我，悄悄告訴你。”

有人在評論區留言對暗號：你說的是“xxxx”吧？

另有人回複，“我竟然猜出你說的是哪家了。”

阿莫發現自己喜歡吃的一些餐廳撤店或倒閉了，最早聽到壞消息的是查餐廳。那是一家港式茶餐廳，在上海開了很多年，無論從裝修、桌椅、餐具，到透明玻璃桌板底下的繁體菜單，以及各款經典美味，完全就是香港街邊的模樣。

“尤其兩家店，思南路店和天鑰橋路都挨著常去的戲院。每每看完戲，可以信步走過去，喝杯鹹檸七，吃塊菠蘿油，才算完美地收尾。”

但是，經曆了這幾個月，老板悄無聲息地結業了所有的餐廳，回了香港。得知查餐廳停業，阿莫有些感傷，朋友第一時間給他發了消息：“那不是我們第一次見麵吃飯的餐廳嗎？”

人們嚐試恢複疫情前的生活，阿莫認識一些私人餐廳的老板，他覺得自己作為食客，在和商家互助，“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早就非常有默契，每一家餐廳都變成了speakeasy。”如果遇到店門頭黑燈瞎火，也不以為怪，自信地走進去，進門時再跟領位員小心謹慎地確認。

生日那天，阿莫去相熟的私房菜老板那邊吃了碗三蝦麵，他和朋友全程壓低了聲音，不敢肆意說笑，吃完抹嘴匆匆離去，很怕給老板招惹麻煩。那位很有名的師傅滿臉倦態，身上也有了壓力過大的跡象，一麵來歡迎他們，一麵還不忘囑咐“不要發朋友圈不要寫點評。”

阿莫聽老板說，現在很多餐廳的菜品和食材都是短缺的，餐廳不敢備菜太多，還不敢恢複到之前的狀態。有人原本為開業準備了不少新鮮食材，但門店又突然被關閉，隻能等著放過期。對於這次放開，他們開心中有一點焦慮不安。如果疫情再次卷土重來，店鋪關停怎麽辦？

生日當天吃到的三蝦麵 阿莫

恢複的“鍋氣”

經曆了長達兩個多月的封控，食客們對於堂食這件事，有一種執念在。江若雲說，“我憋的太久了，一定要吃到這個東西。後果我可以承擔。”“堂食對人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能被外賣取代。”妮雅從小就聽開飯店的父母講，吃飯看重“鍋氣”——炒菜最講究的是火候，菜品的口感隻有在出鍋時的第一時間品嚐，才能吃出食物的本味。

拿炸物來說，最好吃的時候一定是剛盛出來的那一刻，酥酥脆脆。經過打包盒蓋子一捂，水汽蒸騰出來，當然味道盡失。又比如一道簡單的上海家常菜，酒香草頭。其實做法很簡單，買來新鮮的草頭（也叫苜蓿，有的地方叫金花菜），摘洗瀝幹，燒熱滾油，下入草頭翻炒幾下，烹入調料和少許白酒就可以出鍋。但妮雅覺得，確實是館子裏麵的爐灶炒出來的更好吃一些，師傅對於火候的把握也更精準。

她懷念店裏之前那樣熱鬧的情形。如果你是外地新來的顧客，看著琳琅滿目的菜單不知所措，可以伸長脖子看隔壁桌點什麽菜，那才是“吃飯的氛圍”。
菜一盤一盤從你麵前端過去，隻有堂食才能體會到這種快樂。

他們的小店開了三十多年，周邊的鄰居熟悉如同親人，她遇到過失戀的女孩在店裏大哭，見證了很多小孩子從上學到工作，很多顧客也和自己開店的父親一樣，從小夥子變成老頭子。

妮雅的解封心願清單之一，是出去吃一次壽喜鍋，她如願實現了，覺得很開心。“哪怕很多菜品不全，小鮑魚呀什麽都沒有，但有的吃就不錯了。”父親不這樣覺得，他說，這一頓飯吃得沒滋沒味，“很著急，總感覺會有人突擊檢查。”

堂食的社交屬性，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產生連接的場所，承載著人們的情緒價值。吃飯是社交活動裏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此之前，阿莫和朋友去商場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吃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堂食是他社交活動中很大的一部分。他從早上起來就開始期待，朋友們從四麵八方相聚在一起，吃完飯再接著喝一點酒，結束愉快的一天。但現在失去堂食，一部分社交也隨之失去了。

商場裏席地而坐的人們 阿莫

人們期待著堂食的到來，但是一些細微的東西似乎發生了改變。

起初是身體上的變化。“上海人熱衷喝咖啡，就像喝水一樣。”在以前，喝咖啡對宜君來說稀鬆平常，她需要咖啡來喚醒自己的一天。解封後，宜君第一次喝咖啡，興奮到淩晨都沒睡著覺，好像已經完全對咖啡因不耐受了。

疫情前，吃飯是宜君每個月最大的一筆開銷。“之前出去吃飯點菜，我喜歡嚐鮮，我會點很多。”但現在不這樣了，她會克製點菜的數量，吃不完打包帶回家。也沒有那麽追求環境了。在以前，她會為了飯店的精致環境和良好服務買單。

她還開始計算成本，以前自己從未有過這個習慣。她叫了一份烏冬麵，48元。宜君研究了一下，這就是一點菜炒了炒，煮一些烏冬麵，滴一些醬油，“這成本不會超過10塊，她賣給我48。”

更重要的是，就連生活習慣也改變了。阿莫開始很少出門就餐。外麵的很多娛樂活動都停了，出去也沒什麽不一樣，而且還有點麻煩，他需要全副武裝戴好口罩，選擇一趟不停站的地鐵，或者打車，隻有這樣，才能保護好自己的綠色二維碼。所以沒有重要的事，阿莫一般不出門。

6月29日，根據最新發布的《本市餐飲服務業複商複市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要求，上海轄區內無中風險地區，且近一周內無社會麵疫情的街鎮，可陸續開始恢複堂食。餐飲企業堂食應實行限流管理，提倡預約、分時、錯位就餐等。另外，上海市餐飲烹飪行業協會鼓勵實行餐飲桌長製，就餐時長一般需控製在1.5個小時左右。

經曆過上次的合圍封控後，妮雅抱有一種謹慎的樂觀。她認為，人們或許還沒辦法馬上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上麵附加了不少條件——七日內無新增，無風險地區、分時錯位等等。但現在明確可以恢複堂食了。

阿莫不知道“桌長製”具體要如何操作？江若雲馬上舉出一個應對辦法：我快到時間的時候去結一次賬，然後我進來再續1.5小時，是不是也可以？

人們期待著一切恢複正常。妮雅說，她能想象到店裏恢複堂食後的場景——老顧客們從四麵八方趕來，推開熟悉的店門，發出一些感歎，“三個月不見，真的三個月了呀。”然後癱坐在椅子上，把愛吃的菜全部點一遍，接著開始嘰哩咕嚕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們大談過去的瑣碎經曆。

“舒服，太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