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總是敗訴的律師，離開了我們

張思之律師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律師，他的一生既有高光也有低穀，他經曆了十五年勞改，也因出任“四人幫”的辯護律師名噪一時。在53歲的年紀，張思之重回律師職業，在辯護席上，為一個個具體的案件，一個個具體的人厘清罪與罰，厘清公道和公義。他的辯護詞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縝密的邏輯，據說當他在法庭呈述完畢，連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師張思之也是一位“常敗律師”，幾乎從未贏過自己代理的案件，有人評價他是“中國最偉大的律師”，但也有人感慨這位大律師從未有過名正言順、驚天動地的勝利，其實知者寥寥。

晚年的張思之因為中風，中斷了綿延近六十年的執業生涯，疾病和衰老日複一日侵蝕著他，而他的態度依然和一位身處法庭的律師一樣，舉止得體但堅決回擊——他拒絕輪椅和拐杖，一個人讀書、思考、關心這個時代的正義與命運。

燃燒

在人生最後的時間，大律師張思之最想吃的是蛋糕。他是個可愛的人，最親近的朋友們都這麽說。在人生就要走完一個世紀的時候，快樂往往變得簡單，一頓羊頭肉，得是帶羊眼睛的，一壇白酒，得有朋友相伴，相比年輕人，老人更加歡迎暢談和朵頤之樂，即使他已因中風行動不便，交談遲緩，即使當朋友離開後，他將在公寓裏精疲力竭。朋友們說，希望他在人生最後的階段感到暢快，因而在他們的記憶裏，與老人和美食相關的，除了小蛋糕，還有傷心涼粉、涮羊肉、一兩白酒。但朋友們也都知道，大律師張思之是帶著難解的遺憾、孤獨和無可如之的傷懷離開的這個世界。

張思之©孫國棟

張思之律師一生與大案要案相連，他曾因出任“四人幫”的辯護律師名噪一時，也曾為蒙冤者據理力爭。他的辯護詞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縝密的邏輯，據說當他在法庭呈述完畢，連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師張思之也是一位“常敗律師”，幾乎從未贏過自己代理的案件，1987年他為“大興安嶺大火案”中一位倒黴的基層公務員奮力辯護，他的辯詞堂堂正正無懈可擊，但直到十七年後，公務員早就刑滿出獄，案件才得到平反。

事實是，他代理的案件越是重要，他就輸得越是沒有懸念。有人評價他是“中國最偉大的律師”，但也有人感慨這位大律師從未有過名正言順、驚天動地的勝利，其實知者寥寥。如果說前者有過譽的嫌疑，那後者就有些孤獨。

張思之曾經說，如果活到一百歲，並且從律師職業退休了的話，他就要和朋友去賣四川泡菜，玩笑中是否有失望的成分，並未可知。但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依然是一名律師——他的執業生涯停留在八十七歲，成為律師的第五十七年，依然有案件縈懷，但他突然中風，說不出話了。而後的歲月，張思之日益被困在自己的身體之中，疾病和衰老日複一日侵蝕著他，而他的態度依然和一位身處法庭的律師一樣，舉止得體但堅決回擊——他拒絕輪椅和拐杖，一個人讀書、思考、關心這個時代的正義與命運。

張思之©孫國棟

萬淼焱律師是在這之後去拜訪的張思之，拜訪持續了四個小時，前兩個小時都是張思之在閱讀她帶去的卷宗，很多年前他就有一隻眼睛已經失明，但他依然細細地看，兩個小時看了一百頁，這是萬律師手頭一個難解的案子，能做的誰也不知道還有多少。然後萬淼焱流露出出國學習的想法。她記得張思之聽了之後，既沒表示支持也沒反對，隻是告訴她，“你的故土還在這裏，你還是要竭盡你的所能，竭盡你的律師所能，為我們民眾的權利，努力爭取多少是多少。”

關於律師，張思之有過兩個說法，他說“即使隻能做一個花瓶，我也要在裏麵插一枝含露帶刺的玫瑰。”另一個說法是，“真正的律師，實是一團火”，兩個說法，都是浪漫中有些倔強，前者是弱者的對抗，後者則是燃燒。如果說前者的表述中還有著應時度勢的技巧的話，那後者就有些不管不顧了，因為所謂燃燒，都是燃燒自己。

張思之©孫國棟

張思之的傳記作者孫國棟，曾經見到過大律師燃燒殆盡的樣子，那時因為腦梗加腦出血，他的話語能力受到損害。一家電視台想來采訪他，錄下大律師對時事的真知灼見，但采訪隻進行了五分鍾就進行不下去了，張思之曾是天生的演說家，但麵對鏡頭，他的思維依然敏捷，但所有話語都困鎖舌尖，他有那麽多話還想說，但說不出來了。

“我覺得其實張老，尤其是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想說話而不能的時候，應該是懷著非常深切的孤獨感的。”晚年的好友，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李軒說，他還記得初次見到張思之的場景，他獨自待在窄小、晦暗的公寓裏，那場景現在想來，他說也契合著大律師晚年的心境。

傷痕與希望並存

“律師”一職，作為西方舶來品，在中國隻有百年曆史。在傳統社會，與之相應的是“訟師”，但訟師從未取得為人辯護的法定資格，常常被當做教唆百姓與官府相抗的奸邪小人。直到清末民初，被告人才在隨堂發落之外，獲得辯護的權利。張思之出生於民國，他的生涯貫穿新舊中國，青年時代既是動蕩的戰爭歲月，也有著民權初張的氛圍，當時的社會中，已經出現了顯赫一時的大律師，但為工人爭權利的大律師施洋被殺害，另一位大律師史良則終於成為政府高官。某種程度上，都是這個新興職業依然弱勢的證明。“文革”後，已經成為中學教師的張思之拒絕了從政的邀請，他說自己願意重新做律師，為弱勢者鼓與呼。

年輕時的張思之©孫國棟

許多友人都提到，張思之直到晚年都對著裝一絲不苟，冬天的時候是瀟灑的大紅色的夾克式棉襖，夏天到了在家中也是身著襯衫。他告訴朱孝頂律師，“他說做律師要有尊嚴，你自己的形象，自己得嚴格要求。”朱孝頂從中得出身為律師，就不可懈怠的結論，因為這關乎形象，也不止關乎形象，而是自己得看重自己。

強烈的正義感貫穿著張思之的一生。他出生於一個醫術世家，不同於他的祖輩以藥救人，他要以法救人。張思之的青年生活，是叛逆與激情的交織，他幾度因領導罷課被開除，又在16歲時報名參加青年遠征軍，遠赴印度，他既在學堂內學習法律，學習和平年代的以理服人，又以青年的激情參加救國運動，在跌宕起伏中盼望一個嶄新的中國。

22歲的張思之成為了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但世事蹉跎，後來幾十年，他辯護過的案子其實隻有“一個半”，“一個案子”是指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團來華，要去法院旁聽審案，張思之被司法局叫去出庭辯護，代理一個搶劫案；“半個案子”則是一起離婚案，案子還未結束，“反右”呼嘯而至，他成為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然後就是十五年的勞改，五年的中學教師生涯。

1980年，真正以一名職業律師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時，張思之已經53歲了。首份委托，就是出任“四人幫”的辯護律師，這自然是組織交付的任務，但即使極惡之徒也該有受辯護的權利，也是法律的精神。

辯護席上的張思之（左一）©孫國棟

同一年，中國第一次有了規範律師執業行為的法規《律師暫行條例》，曾經一度被中斷的職業律師，重新在法庭上有了存身之地。

就像許多“文革”後重新尋回工作權利的知識分子，張思之渴望追回被抹平的時間，這些被蹉跎的半老已老之人，以巨大的毅力，重啟未盡的事業，其中傷痕和希望並存。張思之既創辦了雜誌《中國律師》，為新興的基層律師編選案例，也站上辯護席，為一個個具體的案件，一個個具體的人厘清罪與罰，厘清公道和公義。

在一次庭審中，法官告誡張思之，“發言不要帶感情色彩。”張思之的回答是：“對不法現象、違法情事不表義憤，不帶感情色彩，對律師來說，就是失職。”

但名震一時後，張思之卻沒能擁有更加熱鬧的聲名，這既是個人的選擇，也可能是時勢使然，在短暫的八十年代後，商業化的浪潮席卷一切，浪漫的正義觀讓位給了趨利之心，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1998年，當時還是法律記者的孫國棟曾想編寫《中國大律師》，首篇就要選擇張思之，但讓他意外的是，他發現不像其他著名律師，關於張思之的資料非常少。那時，張思之默默住在朝陽區鬆榆裏的老舊小區，就離他當年教書的中學不遠，連小區物業都不知道自己的轄區住著這樣一位“國寶級”的律師。

熟悉之後，孫國棟有了和張思之長聊的機會。他記得，是2004年，傳來了“大興安嶺大火”案在十七年後平反的消息。張思之卻對他說，這件事情也不值得高興，蒙冤的被告當年年富力強，平反時卻已到退休年齡。還有一批人受牽連，也有著悲慘的遭際。“這不但是冤案，也是個社會性的悲劇。”

在曆史中永恒

在將滿八十歲的時候，張思之萌生了退意。雖然外界讚賞他的屢敗屢戰，但孫國棟說，內心深處，張思之也會感到失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但誰不願意勝訴呢，對當事人對家屬也才有個交代。有時旁觀者隻是忘了，一個八十的老人，也會有力不從心之感。

朋友們決定為他搞個八十慶典，牽頭者之一是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李軒。他和張思之因為一篇前者寫下的法律論文結識，當收到落款“張思之”的讀者來信時，李軒首先詫異的是這個年代還有人手書來信，緊接著就對落款的名字將信將疑——如果這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位大律師，如此位尊名重，怎麽會給自己這樣名不見經傳之輩寫信？再看寄信的地址，不過是北京城內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民小區。抱著驚奇的態度，李軒決定上門拜訪，直到見麵之刻，才相信眼見為實。那天前輩和後輩聊了很多，李軒說他聽出了英雄落寞之意。

關於八十慶典，李軒說，“最初張老是拒絕的。”後來他們不得不曉之以理，理由包括這樣的慶典也是一個契機，當京城的同仁們匯聚一堂，有利於打造律師群體的共同體，等於“請張老幫忙”。

張思之©孫國棟

後來在朋友們的回憶裏，八十慶典熱烈又讓人感動，上百師友齊聚一堂，年輕人來了，是素昧平生的大學生，同輩的老人也來了，當年一起舞鐮揮鍁的勞改戰友就到了四個，一種樂觀的奮進情緒籠罩著在場的每個人。這一年也是張思之執業五十周年，他啞著嗓子，在答謝致辭中收回了萌生的退意，他說自己尚未氣餒，並不沮喪，“我願把今日聚會作為我的起點，接受大家的祝福。”

這一年張思之八十歲，離他中風還有七年，命運留給英雄人物的時間總是吝嗇。

青年律師王令當時也在現場，一年前，他因代理一起拆遷訴訟遭到毆打，萌生放棄律師職業的想法。呆坐辦公室時，接到了一通陌生電話，“你是王令同誌嗎，我是張思之。”電話裏的人告訴他，“你做得很好，我支持你。”

王令說，張思之身上有一種純粹的精神感召的力量，隻要他認為是對的，就會在事實和法律的框架內去追求一個最理想主義的結果。他感召年輕人追尋理想，但光有赤子之心還不夠，他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告訴他們還需要嚴謹和專業，這不僅是職業上的高要求，經得起檢驗，也才可以保護自己。有一年，王令將自己寫的一份辯護詞拿給張思之看，當時後者八十二歲。“拿之前我是有些小得意的，覺得自己寫得不錯，我覺得至少有80分。”但張思之在他的辯護詞上修改了283處。汗顏之餘，王令將這份辯護詞掛在了辦公室裏，作為警醒自己的紀念。

2014年9月25日，孫國棟還記得張思之中風的準確時間。當時後者保持著高密度的工作節奏，他剛從歐洲回來，沒有倒時差，就要馬不停蹄會見當事人，參加編輯會議，公開活動的媒體問答環節也在等著他。那天中午，孫國棟去看他，請他吃飯，菜還沒上呢，張思之喝著茶，喝著茶就中風了，他說不出話來，隻剩在笑。

張思之©孫國棟

“他的身體一直非常好，八十幾歲體檢，連大夫都吃驚，說你這個身體各個零件太好了。比年輕人的都好，所以老爺子挺自信的，接受采訪說，到九十歲的時候如果健康允許我還幹，但是八十七歲他就幹不了了。”孫國棟說，“就是這個中風，雖然搶救得比較及時吧，恢複得也挺好。但是畢竟他就屬於一個行動（派），是吧。越在法庭上越來勁，他可能越長壽，這樣一中斷了，所以他就沒活到一百歲。”

張思之無法繼續工作了，他不再代理案件，不再參加公共活動，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大部分時候待在家中。攝影師竇海軍曾經抓拍過一張照片，是中風前一年，老朋友們聚會，其中有詩人邵燕祥，教育家錢理群，幾個白頭發的老人圍坐在沙發上，看得出來中風前的張思之已有疲累之色，所有人都在開懷大笑。當時錢理群還沒住進養老院，他告訴朋友們，支撐他的是寫作，持續而單純的晚年寫作生活甚至讓他認為，如今他“大腦和身體都處於人生的高峰期”。

錢理群與張思之©竇海軍

那麽張思之的支撐又是什麽呢？竇海軍誠實地說，事實上無法繼續工作之後，張思之已經失去支撐了。

既然人生的遺憾永遠無法填補，那就至少還可以有些簡單的滿足。按照醫囑，張思之是不能吃小蛋糕的，但王令一次給他下單七八個，“我說你給他吃，他想吃多少給他多少。”從四川去北京看望張思之時，萬淼焱特地買了近三千塊錢綿陽的糖果和糕點。去年，張思之滿95歲生日的時候，王令帶他下樓吃了涮羊肉，兩個人喝完了一壇白酒。

張思之去世後，關於他的紀念文章裏，一個常常被提起的點是，他一生代理的案子都是敗訴，這成了一段傳奇的起點。但王令說，這麽說也不符合事實，雖然大部分都敗訴，但張思之也是有贏過的時候的。想想也是，不然這一職業還有什麽趣味可言？

而且，對於律師而言，什麽是成功，什麽是失敗呢。孫國棟說，如果就具體的個案來說，敗訴或許意味著失敗，但如果把時間拉得更長一些，律師在過去那些案子裏準確有力的辯詞，辯護的理由，已經作為一種曆史文本，留在了過去的時間裏。從這種意義上而言，無論成敗，律師的辯護都將以辯詞的形式，在曆史中永恒。

6月28日，張思之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因為疫情，追悼會隻能限定20人到場。朋友們把他的靈堂設在了家裏，在他的遺像麵前，擺滿了一圈五顏六色的鮮花。除了律師同道的紀念，有些意外的是，那些在張思之早年短暫的教師生涯中，受教過的學生也趕了來，淚灑當場。張思之曾經說，下輩子他不想當律師，他其實還想當老師，因為五年教師歲月，才是他這漫長一生中最平靜的時光，其前其後，都有太多波瀾坎坷。如今，他的一生走到終點，而朋友們還是會每天早上給他沏上一杯茶，一切就像他還在的時候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