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有一群媽媽們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孩子。
這些孩子們沒有被人販子拐賣、也不是意外失蹤，藏匿他們的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是爺爺奶奶。
據統計，70.52%的離婚訴訟涉及子女撫養問題，其中尤以2～8歲孩子的撫養權問題最為容易產生爭議。
許多不服從撫養權判決的父母，會選擇用私人途徑把孩子藏起來，不讓另外一方找到。
本期顯微故事講述了一群尋找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們大多已經通過離婚訴訟獲得孩子的撫養權，卻因對方藏匿孩子而過著母子分離的生活。
有些媽媽為了獲得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花費近四年時間，走遍各個律所、公安、檢察院，才推動法律填補這一灰色空間。
你永遠也不要小看一個母親會為了孩子爆發多大的能量。
以下是關於她們的真實故事：
消失的孩子們
現年36歲的何少娟有一個可愛的6歲女兒謝朵朵，但大部分時候，何少娟都找不到她。
謝朵朵被前夫和他的父母給藏起來了。
“如果他們不想讓我見孩子，有無數種手段”，何少娟說。
自法院判決何少娟和前夫離婚後，前夫獲得了謝朵朵的撫養權。按協議規定，何少娟有權每周進行探視，但最近幾次，何少娟發現，謝朵朵的爺爺奶奶帶著孩子一起搬家了。
沒人和何少娟提前打過招呼，“上周看到家裏的東西少了，隻覺得有些奇怪，但這周上門，別人就告訴我全家都搬走了”。
何少娟急了，一瞬間，她想到了無數種可能。前夫有賭博的癖好，也是因為負債累累而導致雙方婚姻破裂。
“會不會是債主上門討債，他們為了安全，全家轉移了？”
她又聯想到前幾次朵朵和她欲言又止的樣子。因為前夫長期不著家，朵朵大多時候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有次朵朵奶奶趁何少娟不在時和朵朵說，“你媽媽是個壞女人，她不要你了，你也別喊她媽媽了”。
“會不會是奶奶不想我見孩子，直接就帶著孩子躲著我了？”
何少娟失了神，她不知從哪裏下手找到女兒，她在網上發瘋似地搜索“藏匿孩子”，呈現的搜索結果更是讓她驚恐，“太多人離婚以後把孩子藏起來了，隨處可見這樣的新聞”。
何少娟選擇報警，但執法人員上門調查以後卻以“家庭內部糾紛”、“沒有打架鬥毆的違法行為”、“不符合人口拐賣條件”等原因，無法處理。
“薛定諤的撫養權”
實際上，離婚後遭遇另一方搶奪、藏匿孩子早已不是罕見的情況。
北京市律師協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荊律師表示，她曾對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從2007年至2020年10月間749個涉及撫養權、探視權的案例進行分析，發現12.68%的案件伴有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為。
“它們大多發生在離婚訴訟前後，由於法條相關內容的缺失，一旦出現藏匿孩子的情況，擁有撫養權一方的維權反而很困難，再加上藏匿的實施者通常是孩子的爺爺奶奶，案件也變得更加複雜。”
生活在南京、34歲的朱莉也遭遇了孩子被藏匿的情況。
2015年，朱莉的前夫創業失敗，從新疆回到南京生活，一回來就再也沒有出去工作過。
朱莉和前夫幾年前一起在南京購置了一套住宅，前夫失業後，所有的房貸和家庭開支都由朱莉一人承擔。
更糟糕的是，前夫養成了酗酒的習慣，甚至會在酒後和朱莉大打出手，“他會當著孩子的麵，把桌子砸碎，扇我耳光”，朱莉說道。
家暴讓朱莉徹底寒心，她一正言辭地和前夫表明了離婚的決定。沒想到，前夫一口回絕，甚至趁朱莉上班時直接帶走孩子，音信全無。
第一次藏孩子，朱莉在車站賓館找到了父子倆。
孩子一見媽媽來了，哭喊著衝過來要媽媽抱，離婚的決定就這麽不了了之，但爭吵、暴力在這個逐漸破裂的家庭裏從未停止——每一次朱莉想要離婚，前夫就會帶著孩子繼續藏起來。
2016年8月，朱莉正式起訴離婚並獲得孩子的撫養權，但前夫不滿判決，提出上訴。
為了防止期間前夫再次藏匿孩子，朱莉不得不在上班時候請母親幫自己照顧孩子。但熟悉孩子行蹤的前夫，依然趁某天外婆不注意時用ipad誘哄帶走孩子。
這次之後，朱莉一直沒能找到孩子的新藏匿點。
她去找公安機關報案，但那時她和前夫正在走法律離婚的法律程序，公安將此定性為家庭糾紛，不便介入。此外，上訴期間，一審的判決不屬於判決生效期，朱莉不能馬上接回孩子。
朱莉不願意像前夫一樣直接上手去搶孩子，因為她知道這對孩子而言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她不得不一邊忍受和孩子分離的情況，一邊等待二審結果。
2018年1月，二審結束，法院維持原判。但就在朱莉要去接孩子的前一天，孩子的班主任給朱莉發了微信：孩子再次被前夫藏起來，沒有來學校了。
朱莉通過學籍去問當地教育部門，教育部門查不到孩子的學籍，難以確定孩子到底在不在上學，在哪兒上學；去找公安機關想報失蹤，卻因為沒有侵害的痕跡和跡象，無法立案。
圖 | 朱莉為了尋找孩子準備各種資料
她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但在法律上，當時關於搶奪、藏匿孩子並沒有相應的嚴懲規定，最多隻能執行拘留。
拘留期滿後，前夫又想辦法和朱莉周旋，提出希望孩子在他的監護下上完小學再還給朱莉撫養。
那時孩子才上一年級，這意味著朱莉接下來的5年都見不到孩子，更不要說孩子一直跟著他們，誰知道他們會告訴孩子一些什麽呢？
在不見孩子的第三年，朱莉忍無可忍，來到爺爺奶奶的家外麵蹲守了十幾天，但爺爺奶奶寸步不離，朱莉不敢直接搶走，也擔心驚動了對方導致孩子繼續被藏到自己找不到的地方。
私人手段的交鋒，就像一次又一次遊擊隊般的鬥智鬥勇。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朱莉知道，靠她一個人的力量找回孩子幾乎不可能，她需要借助法律與輿論的力量。
圖 | 關注孩子被藏匿現象的紫絲帶官方微博
為了引起輿論關注，朱莉主動報名參加央視“律師來了”節目、在互聯網上建立“紫絲帶媽媽”組織，她希望告訴外界，有這樣一群媽媽和她一樣，即便擁有孩子的撫養權，依然找不到孩子，法條上的缺失也讓他們的維權變得困難。
包括上文提到的何少娟在內，有近200位母親加入“紫絲帶媽媽的愛”組織中。
“通常情況下，公安最多隻能拘留，拘留之後如果對方依然不交出孩子，公安也就沒辦法繼續下去”，何少娟說道。
基於這種情況，朱莉結合了這些媽媽們的案例，開始通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下簡稱“拒執罪”）提起公訴。
終於，在2018年拒執罪立案，接下來兩年時間內，朱莉又跑完了法院、中院、省高院、檢察院和省公安廳，才讓這條法令正式生效。
圖 | 紫絲帶媽媽們的超話
從那以後，如果前夫繼續非法藏匿孩子，將會被判處3～7年的有期徒刑。收到結果的那一天，朱莉哭了，“我隻是想要自己的合法撫養權，為什麽這麽難？做媽媽做得太卑微了”。
這時，朱莉已經錯過了孩子成長中最重要的四年時間。
“為什麽不能和他一樣搶走孩子？”
何少娟也加入了紫絲帶組織，和朱莉一樣通過法律、媒體等各方麵的途徑想找回自己的孩子。
2020年初，何少娟向法院提出了變更撫養人的申請，但開庭後，法官並沒有做出任何判決，接手本案的崔律師解釋，“為了給孩子創造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撫養權距上一次變更不足3年的，原則上法院不會變更撫養權。”
孩子的撫養權不在自己手裏，她無權直接把孩子帶走。
何少娟不得不想辦法向法院證明這一次在短期內的變更，提供關於男方負債、賭博、對孩子教育和生活漠不關心的情況，證明對方不適合當一個父親，剩下的就是漫長的等待。
那段時間是何少娟感到最難熬的時間。
她有時做夢，夢見謝朵朵不見了，消失在茫茫海海的人流裏，她怎麽也找不到；或者就算找到了，謝朵朵也不認識她了，她去抱她，謝朵朵卻從她懷裏掙紮出去，往外一撲，就不見了。
何少娟經常從夢中驚醒，直到看到謝朵朵依然好好地躺在床上，摸著孩子稚嫩的睡顏，她才會覺得安心。
兩個多月後，法院第二次開庭，法官判決撫養權歸何少娟。這半年多的等待與擔憂，終於都有了歸處。
次年年初，何少娟幫謝朵朵辦好手續一起移民新加坡，一起迎接屬於她們娘倆的新生活。
麵對朱莉、何少娟這類情況，有些媽媽想要“以牙還牙”——“如果對方搶走孩子，我們也可以搶回來。”
這是一條看起來更容易實現的路。但朱莉不提倡這樣做，因為孩子會受很大的傷害，她倡導用公權力的方式溫和地將孩子找回來，針對如今法律裏撫養權方麵缺失的內容予以補充。
圖 | 曾被父親藏匿的孩子講述自己的遭遇
2020年5月開始，朱莉聯合紫絲帶的媽媽們一起聯名寫信，請全國各地關心婦女兒童權益的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提案，呼籲撫養權方麵的立法。
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在2021年6月1日實施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下簡稱《未保法》）裏，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了“不得以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爭奪撫養權”。
尾聲
張愛玲曾比喻生活，“像一襲華美的袍，裏麵爬滿了虱子。”
婚姻也是如此。
在婚姻破裂的那個時刻，華麗與平靜下的不堪變得無處遁形。
他們或爭錢財，或爭孩子，而關於孩子的爭奪，往往涉及到的不止夫妻雙方，還有背後的兩個家庭，以及孩子本身。
不顧念舊情的、對孩子的爭奪，受傷最深的往往是孩子，但法條上關於撫養權的內容的缺失，也使得有一些人寧願鋌而走險，用爭奪而不是溫和的方式實現對孩子的占有。
在2021年6月1日實施的《未保法》裏，添加了“不得以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爭奪撫養權”的規定。
但這仍隻是一個原則性規定，下麵沒有更具體的關於如何嚴懲、如何罰款的規定，而這些更為具體的規定，在成文法裏，往往需要明確寫出來，執行時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接下來，朱莉還要繼續推動後續的撫養權方麵的法律完善，逐步、逐級，讓撫養權的爭奪，變得溫和而規範。
“我也不知道撫養權立法什麽時候能成功，但我們需要去逐步去完善它，讓以後的人不再遇到這樣的問題，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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