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魏晉名士，當首推 ” 竹林七賢 “。如 ” 七賢 ” 之一的王戎，少時聰穎，有 ” 神彩秀徹 ”
之資。劉義慶《世說新語》還記載了一則小故事：話說王戎與小夥伴們一同出行，路遇一棵結滿碩大李子的李樹，小夥伴們見狀，紛紛前去采摘，唯有王戎無動於衷。這時有人幫他捧哏，問何以至此。王戎淡淡回道：”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事實證明，李子確實是苦的。
” 道旁苦李 ” 的故事。來源 / 紀錄片《竹林七賢》截圖
這個故事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是被杜撰出來的。劉孝標注引《高士傳》指出，此事源自佛經故事，非王戎親身經曆。那麽，劉義慶為何要將這件事
” 張冠李戴 ” 在王戎頭上？難道僅僅是為了表現王戎的少年聰慧嗎？
名士貪財，絕非個例
恐怕並非如此。據《晉書 · 王戎傳》記載：”（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原來，王戎自己家便以盛產優質李子而聞名；為了防止別人跟自己競爭，王戎在售賣李子前，會命人在李子核上鑽個洞。放到現在，王戎可能會被讚為
” 經商小能手 “；但在當時，他這種摳摳搜搜的表現，卻一度受人譏諷。這還與王戎的其他表現有關。
史載，王戎 ” 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
“，憑借這些產業，他得以大肆斂財，富甲一方。為了弄清自己多有錢，王戎和妻子還經常拿著象牙籌打 ” 小算盤
“，為此不分晝夜，樂此不疲。更奇葩的是，王戎雖然有錢，卻十分吝嗇。侄子大婚時，王戎隻送了一件單衣，完事後還專門讓人給要了回來。
王戎畫像，（唐）孫位 高逸圖（局部）。來源 / 上海博物館
難怪劉義慶《世說新語 · 儉嗇》所載的九則故事中，有四條都是王戎。他改編 ” 王戎識李 ” 的故事，也未嚐不是在 ” 內涵 ”
他的貪財摳門之舉。對此，戴逵曾為王戎辯誣，稱他 ” 自晦 ” 以明哲保身。而餘嘉錫先生卻指出：這是魏晉名士間的 ” 相為護惜
“，非公允說法。
餘氏之說可謂一語中的，王戎之 ” 鄙吝
“，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時代下的一個縮影。在當時，像王戎這樣的清流名士，寧願舍棄名聲而去從商逐利的，其實大有人在。如金穀園主人、西晉名士石崇，經商有道，家產雄厚，就連有晉武帝司馬炎暗中支持的王愷，都在與他的
” 鬥富 ” 中屢落下風；又如東晉廣州刺史刁逵，雖出身名門，卻與兄弟子侄 ” 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 “，心心念念都是生意；此外，以 ”
良吏 ” 著稱的蕭梁尚書仆射徐勉也坦然承認，自己經營莊園是 ” 非在播藝，以要利入 “。
這種現象，令人頗為困惑。秦漢以降，商人屈於士、農、工之下，社會地位一直不高。於是 ” 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 ”
的觀念愈發深入人心，並一度成為中古時期士大夫階層的共識。既然如此，重名節、好麵子的清流士人，又為何會放下身段，積極從商呢？
賤商觀念，受到衝擊
古代 ” 賤商 ” 觀念的出現，離不開兩個主要原因。
首先，秦漢統治階級以 ” 重農抑商 ”
為基本國策，對於商業多有打壓。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遠不如後世發達，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故相較於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中原政權往往被稱為 ”
農耕文明 “。而國家以農為本，就意味著商品經濟要受到一定製裁。所以，漢高帝劉邦曾下詔：”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罽。”
可見，漢代商人就算有錢買得起好料子，也沒法堂而皇之穿出去；非但如此，他們腳上穿的一隻黑鞋、一隻白鞋，也會時常受人嘲笑。在此情形之下，商人的社會地位可想而知。
影視劇中的漢朝商人。來源 / 電視劇《漢武大帝》截圖
其次，儒家提倡的 ” 重義輕利 ” 觀，從道德方麵加深了世人對經商行為的排斥。所謂 ”
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 “，古人認為，商業活動的本質和目的在於謀利，而隻看重利益的人，無疑是值得 ”
懷疑 ” 的小人。《論語 · 裏仁》中說：”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商人逐利，往往被視為 ” 小人 “，所以經商也被士大夫貶為
” 下流末業 “。漢武帝時，儒學大興於世；及至東漢，皇帝與世族高門皆好求經問典，奉行儒學，也自然對經商多有排斥。
彼時，王公、貴族以及士大夫為了避免被人 ” 嚼舌根
“，都會盡量避免與商業直接沾上關係，而是讓家裏的僮仆、客人一手操辦。及至漢末亂世，一些世代經商的巨賈為了 ” 逆天改命
“，不惜花費巨大代價投資軍閥，以期獲得政治地位上的提升，如幽州軍閥公孫瓚，曾與 ” 富皆巨億 ”
的卜數師劉緯台、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三人結為異性兄弟，以獲得他們的財力支持；數年後，劉備效仿公孫瓚，與富商糜竺結為親家，成功得到了這位徐州首富的傾力資助。
影視劇中的糜竺。來源 / 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宦與商人互相合作的例子仍屢見不鮮。隻是，商人的地位依舊卑微。唯一不同的是，許多世族、官僚、士大夫也紛紛加入其中，成為
” 商人 ” 中的一份子。顯然，傳統儒學在亂世之下名義不存，對世人的道德約束也大不如前，故原有的 ” 賤商 ”
觀念受到強烈衝擊。據《三國誌 · 孫休傳》記載，在東吳地區，曾有不少官吏、百姓 ” 去本就末
“，利用長江沿線發達的交通優勢進行商業活動，以致 ” 良田漸廢，見穀日少 “。
魏晉以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恥於從商外，絕大多數人為了利益，都暫時放下了對經商的偏見，並趨之若鶩地參與其中，就連皇室也不例外。晉惠帝司馬衷時，太子司馬遹便曾在宮中大擺集市，”
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之屬，而收其利 “；宋孝武帝劉駿時，” 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太子拓跋晃
” 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 “。
皇室對經商的濃厚興趣，使得 ” 重農抑商 ”
雖然屢次被提及，但最終卻成為一紙空談。這其實是沒辦法的選擇。值此時期，皇室與門閥世族共存，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雙方也隻好親自下場與民爭利。而從另一個角度看，”
貴戚競利 ” 的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也是因為他們的日常開銷實在太大。
開銷頗巨，貴戚競利
亂世之下，易流於奢。漢末三國時，魏吳兩國上層便已漸生奢靡、攀比之風，” 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綾綺之飾 …… 轉相仿效，恥獨無有
“。蜀相諸葛亮見狀，以奢侈品蜀錦打開市場，用其支撐起了蜀國經濟的半壁江山（詳見” 能發工資、結算貿易：蜀錦是如何變成三國民間硬通貨的
“）。西晉以降，世人炫富習以為常，如石崇、王愷二人，便經常 ” 鬥富
“。史載，王愷用糖水刷鍋，石崇就命人把蠟燭當柴燒；王愷用紫絲布鋪了四十裏的路，石崇就用更加名貴的錦鋪路五十裏 ……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石崇與王愷鬥富的《石崇錦帳圖》。來源 /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除了日常奢侈消費，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官僚之家，還有許多要花錢的地方。家族或個人的關係網需要疏通、維係，就要拿金錢開道，上下打點；此外，門閥世族為了將來的不時之需，還經常會窖藏糧食、布帛、金屬貨幣以及其他奢侈品，這同樣是一筆巨大開銷。
在教育方麵，官學式微，私學興盛。門閥貴族之家幾乎都有專門的教育機構，用來培養家族子弟，所以這一時期的 ” 家訓 “” 家書 ”
蔚為大觀。而在軍事方麵，門閥世族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需要花費大筆錢財培養私人武裝勢力，甚至自己出資訓練軍隊。如東吳時期的領兵製，將領所率之兵名義上是政府的兵，但更多情況下是他們的部曲私兵。這些私兵既然不受政府直接調遣，自然也就需要將領自掏腰包進行培養。到了東魏、北齊時，豪強地主擁有私兵的現象仍大量存在，以至於高歡不得不承認私兵製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種種花費，無疑都是巨額開銷。雖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世族，是 ” 名士的搖籃
“。但這些名士也要服從於宗族意誌，為了宗族能得到更好的發展，他們也隻能放低身段，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種資源進行商業活動；還有一部分官僚，或許出身不高，但為了躋身於名利場中，也隻能迎合當時的奢侈風氣，想盡各種辦法
” 搞錢
“。因此觀之，與其說是名士們熱衷於經商，倒不如說，是門閥貴族、官僚士大夫在經商方麵更有底氣。那麽，他們都有哪些優勢呢？
世族從商，獲利頗豐
門閥世族與皇室共治天下，導致 ”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除了享有政治上的高位，這些世家大族同時又是大地主、大莊園主。如上文所述，這一時期的豪強地主幾乎都擁有部曲私兵；然而，這些所謂的 ”
兵 ” 並非是職業軍人。唐長孺先生就指出：”
這些豪門大族都擁有兵，兵不單作戰而且還耕田，這樣就進一步建立起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勢力。”
由此可見，門閥世族可以憑借自身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勢力，為其從商 ” 保駕護航
“。若從經濟角度看，其從商倒也還算正常；但從政治、軍事角度上看，他們卻經常利用職權之便牟取私利，從中獲得巨額利潤。
（一）以莊園為主的經營
以莊園內的特產為商品，是最常見的一種獲利方式。門閥世族個個家有良田，又兼有山川水澤；同時，又因為人身依附關係在此時得到進一步加強，世家大族門下的僮仆、部曲、私兵，儼然成為莊園內勞動生產的主力軍。他們在莊園內生產出的剩餘勞動價值，便會以商品的形式向外輸出。除了
” 以物易物 ” 的交易手段外，還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場中獲利。
在當時，固定的經商場所被稱為 ” 邸舍 ” 或 ” 邸店
“，可用來儲存貨物、列肆販賣，直接與消費者進行買賣。而這些邸舍的背後，大多都有皇室、世家大族以及其他富商參與其中。如宋明帝劉彧時，”
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走在街上隨便進入一家，背後都大有來頭。也正因如此，一些來頭大的邸舍為了牟取暴利，竟然有恃無恐地向民間放貸。梁武帝蕭衍之弟蕭宏，”
性好內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
“。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蕭宏用放貸等手段搜刮錢財，在短時間內便積累了三億多錢，至於布、絹、絲、綿、漆等物，更是不計其數。
古畫中的魏晉莊園，（元）佚名 東山絲竹圖（局部）。來源 / 故宮博物院
還有一些莊園，其產出過於龐大，導致當地市場無法消化；於是，大莊園主便會安排心腹進行長途販運，將本地特產遠銷到全國各地。為了降低單次運輸成本，長途販運往往是大宗貿易，甚至可達到
” 商船千艘，腐穀萬庾 ”
的規模。據左思《三都賦》的描述：北方的真定之梨、故安之栗、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等特產聞名一時；江東除了稻米外，還盛產柑橘、荔枝、檳榔、橄欖、椰子等瓜果；而益州特有的蜀錦、竹杖、馬匹、鹽鐵
……
也曾暢銷全國。不難看出，這些特產所在地的州郡長官、土著豪強，往往能通過長途販運輕鬆獲取高額利潤。隻不過，他們的手段未必都是合法合規的。
（二）壟斷、掠奪與剝削
一般情況下，將本地特產販至遠處，已經能收獲頗豐；可偏偏有人利欲熏心，利用職權之便做起了壟斷買賣。（南朝宋）劉道濟任益州刺史時，設立官營機構出售高價鐵器，卻禁止私人冶煉鑄造，以致
” 民皆怨毒 “。不僅如此，劉道濟及其親信還規定：外地商人 ” 限布絲棉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兩萬
“，以此壟斷了蜀錦與川馬之利。聯想到還有打仗打到一半，將軍（如劉宋將領王玄謨）帶領士兵們跑去劫掠財物，然後等班師回程之後拿去販賣以大賺一筆的，劉道濟等人的做法反倒是
” 小巫見大巫 ” 了。
被壟斷的不隻有貨源，也可以是商品的價格。據《南史 · 沈客卿傳》記載：南朝的軍人、士大夫、二品清官 ” 並無關市之稅
“。在苛捐雜稅繁多的當時，位居高位的官僚、大地主既然擁額外的 ” 免稅權
“，就有更多的議價空間。如此一來，一般小商販又豈能在市場中競爭地過他們？
地方長官利用職務之便，也能更輕鬆地進行 ” 價格壟斷
“。當時的海外貿易中心——南海郡（治所為番禺，今廣州市），常有外國商賈往來貿易，但這麽一樁大買賣卻長期為地方官吏壟斷，他們 ”
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共利數倍 “，從中獲利無數。
其實，這些人還算有點 ” 良心
“。他們明明可以直接搶，卻還是給了貨物。反觀上文提到的西晉著名土豪石崇，在擔任荊州刺史時，竟公然搶劫過往商客，以此積攢了巨額財富。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石崇這樣不要麵皮。一些貴族礙於名聲不好明搶，便會想出各種理由對小商販們進行敲詐、勒索。如（南朝梁）揚州刺史蕭綸到任後，”
欲盛器服 “，需要數百匹絲、布、錦，幹脆直接去各家店鋪裏賒賬。結果 ” 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
“，寧願關門歇菜，也不願自家貨物被盤剝了去。
石崇在他的大莊園 ” 金穀園 ” 中，（清）華嵒 金穀園圖軸（局部）。來源 / 上海博物館
如此斂財、經商手段，實在令人不恥。盡管有正直之士對官僚從商提出反對、質疑，朝廷也裝模作樣，對官商瘋狂逐利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但這種現象仍是屢禁不止。皇室一脈，尚且積極從商獲利，他們又有什麽立場來製裁世家大族呢？當然，皇室之所以
” 擺爛 “，也是因為它根本就沒辦法製裁那些高高在上的門閥世族。
小結
曹魏名臣和洽曾言：” 魏承漢亂，風俗侈泰。”
漢末亂世以來，社會動蕩不安，在這種朝不保夕的日子下，人們逐漸生出了消極厭世的悲觀情緒；隨之而來的，是 ” 今朝有酒今朝醉 ”
般的及時行樂與 ” 乘興而來，興盡而去 ” 般的隨心所欲。所以，名士清流主動打破了傳統禮教的束縛，”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 “，把侈靡、驕奢的生活過成一種常態。
在此情形下，名士酗酒、裸呈、養虱子、嗑五石散 …… 這些被他們奉為潮流的一係列 ” 奇葩 ” 行為，與他們 ” 貪鄙成風 ”
並為此從商逐利的邏輯是一樣的。一方麵，以此緩解名士內心對亂世無所依存的恐慌；另一方麵，也可以滿足他們的浮誇、奢侈消費，以此麻痹自己的精神意誌。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君不見，蘭亭之下，群 ” 賢 ” 畢至；在這流觴曲水、觥籌交錯的背後，又隱藏著有多少難寄之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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