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們都會跟賈樟柯導演聊一聊對行業和社會的看法。這幾年賈導拍片的速度放緩了，但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依舊敏銳。
比如，他反對演員“持證上崗”，提議關注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困難。在疫情初期與娛理工作室
的對話中，賈樟柯導演也曾分享對電影創造力衰退、中外文化脫鉤、疫情改變電影等現象的見解。
疫情進入第三年，周遭環境又有了新的變化。電影行業非但沒有走出困境，反而迎來了更艱難的挑戰。賈樟柯表示，電影並不會失去觀眾，現在所講的所有電影行業的問題，根源上其實都是經濟問題。
賈樟柯還呼籲，希望能給所有電影一個平等的、確定性的環境，鼓勵多元類型創作、多元投資格局，不要大家都做主旋律；希望文化政策也能像經濟一樣，全球化發展，多交流合作。
賈樟柯
賈導的《在清朝》已經籌備了十幾年，每次我們都會問一句進展，每次得到的說法都不一樣。兩年前我們問，賈導說已經新改了劇本，計劃開始搭景；現在再問，他又說沒有計劃，不著急。
“我非常期待我們中國電影能夠回到充滿確定性的年代，這樣我們這些人就可以努力地為電影出一份力。就說白了，現在‘不踏實’。”
01今天說的所有電影問題，根源上都是經濟問題
娛理：前段時間您主演的《地球最後的導演》講幾十年後電影已經成為無人知曉的文化遺產，有很多搞笑橋段，但看完又讓人覺得很傷感，能感覺到導演徐磊傳達出來的對行業和自身處境的焦慮。您會憂慮嗎，對於疫情以來電影行業的現狀？
賈樟柯：
我沒有徐導那麽憂慮，當然徐導的憂慮是行業普遍的憂慮，中外同行，年輕的年長的，麵對這幾年的疫情帶來的影響，對電影這個媒介的走向、前途，大家都有些擔心。我知道它正處在一個低穀之中，我們電影市場一落千丈，整體經濟也不好，那麽最先受到衝擊的就是青年導演，這方麵的焦慮我是能理解的。
以前經濟好的時候，企業還能拿出一些錢來，大家都會有一份公益心，不出於商業考慮去投資一些年輕導演，所以年輕導演的機會還是有的。現在經濟一收縮，閑錢少了，機會就沒了。你像我們的小公司，過去最多的時候一年拍五六部年輕導演的作品，今年也隻有一部了。
但我本人沒有太擔憂，因為電影的學習能力是超強的，適應能力也是超強的。無非是因為科技的發展，有些新媒體產生了，而電影在曆史上一直在麵對競爭。像電視剛崛起的時候，家庭影院出現的時候，網絡興起的時候，都對電影產生過巨大衝擊，但電影都迅速地調整，渡過了難關，重新迎來了繁盛期。就目前來說，無非就是移動互聯網的影響嘛，我相信電影工作者很快會找到一個方案，在新的媒體環境裏它仍然是吸引人的，仍然是有創造力的，我一點都不擔心。
至於疫情的影響，我認為電影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電影的問題就是經濟的問題，今天我們說的所有的電影問題，根源上都是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經濟下滑給這個行業帶來了衝擊。
《地球最後的導演》，賈樟柯、寧浩
娛理：前不久電影被劃定為國內“特困行業”之一，您看到這條新聞時什麽感覺？
賈樟柯：
每個行業都有一些狀況，沒有受到影響的行業也有，有的人家在疫情期間也風風火火的，但電影確實整體產量下降，基層電影工作者機會少了，困難是挺多的。但就像我說的，我覺得主要還是經濟上的困難。
02 疫情過後，你要麵對真實的中國電影
娛理：您認為電影行業接下來會好轉嗎，能重新回到600億（年票房）時代嗎？
賈樟柯：
能回到。但是我覺得在疫情之下，隱藏著中國電影其它的危機。
不可預見的疫情帶給這三年中國電影的影響，比如票房下滑，作品減少，包括國際交流的減少，這些我們統統都可以推給疫情。但是我覺得，疫情過後，你要麵對真實的中國電影。
疫情帶來的一些問題，隨著疫情的消解，馬上就能解決。比如問觀眾會不會回到影院？我覺得這是個偽命題，疫情一結束，有吸引力的電影一上畫，觀眾自然就會回來。
但有一些問題實際是被疫情掩蓋的，不是疫情過去就能解決的。這些沉重的問題是要中國所有的電影工作者，甚至觀眾，一起去麵對和承擔的。
圖片自賈樟柯疫情期間拍攝的短片《來訪》
一是這幾年的電影，成功的類型過於單一。
比如我們太過於依賴檔期，電影作為一種便宜的、常態化的娛樂消費，以前觀眾可以每周看一兩場，現在變成隻有春節或者熱門檔期才會去看，這是不正常的；
二是存在一些潛在的、不正常的競爭。
對於任何一個商業行業來說，確定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什麽是確定性呢？比如說有的電影，拍的時候就知道它什麽時候能上映，整個宣發、運作都是很順暢的。
但是有大量的中小影片，特別是探索性的、實驗性的、年輕導演的藝術性電影，卻充滿了不確定性。說得再直白一點，拍完了，兩年還是三年能拿到放映許可，沒有人能說清楚。這樣的不確定性，給行業帶來非常大的憂慮，錢啊、投資啊就不會往這些電影上投了，我們的人才儲備就會出現問題。
我們原來其實是挺活潑的一個多元化投資格局，現在可能就變成了，那大家就都投主旋律唄，它安全，它有確定性啊。所以我們不能把中國電影隻做成主旋律的專賣場，這是對中國電影，對子孫後代，對中國文化完全不負責任的一種做法。
我可以不說這個話，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我想很善意地說，時間長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真的不能這麽搞。
我隻想呼籲一個東西：要給所有電影平等的、確定性的環境。有確定性，大家的日子就好過一點，否則三分之二的製片公司和導演的日子都是很難過的。
賈樟柯
娛理：您希望國產電影在多元化方麵，能多出現一些什麽樣的電影？
賈樟柯：
就是多元的類型，我們能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類型都可以拍攝，都可以有確定性地進入市場。我們曾經有過一段這樣的時間，但是最近變得越來越沒有確定性，我覺得其實跟股市很像，股市的動蕩也跟不確定性有關，電影的潛在真實危機也是不確定性。
03 未來會考慮嚐試流媒體劇集
娛理：疫情以來多次出現過一種情況，就是本來是為院線而立項拍攝的項目，最後因為種種原因在網絡平台播出了，包括您參演的項目也有。您怎麽看待這種媒介形式的變化？院線和網絡應該是什麽樣的關係？
賈樟柯：
我覺得院線和網絡是不矛盾的，影院仍然是充滿吸引力的。目前有影院因為疫情無法開業，票房數據下滑，但不能用現在的情況來考察它的真實情況。因為現在是一個不平等的競爭，因為有疫情，有各種各樣的限製措施，電影院是受限製的，互聯網是不受限製的，互聯網是疫情期間最方便的一種觀賞途徑。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也特別鼓勵電影和互聯網結合，因為你要麵對適應變化嘛。電影院受到了限製，你得繼續提供電影作品，通過某些渠道讓觀眾看到。影院受限，互聯網就是一個很好的渠道，但這不代表影院這個渠道就被大家忘了，或者被大家拋棄了，不是這樣的。
當疫情過去，看電影不再限座，出行不再掃碼，各方麵措施回到2019年的時候，我相信電影院跟網絡還是平行的，彼此相望，都是很好的看電影的渠道。
娛理：您會關注《愛死機》《黑鏡》這樣的流媒體項目嗎？很多好萊塢大導演近些年也選擇跟流媒體平台合作。未來有機會的話，您會進行類似的嚐試嗎？
賈樟柯：
我關注了，關注更多的是長篇作品。劇集我覺得它解決了一個電影的問題，就是電影的篇幅基本都限製在90分鍾到2個半小時，是現在摸索出來的一個最佳觀影時間，你不能再長了。但其實有很多作品是需要很漫長的篇幅和時間，像長篇小說一樣展開的，劇集承擔了這樣一個播出窗口。
美劇很成功的一個地方就是，它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的觀察是很尖銳的，然後把這些觀察放進一個長篇作品。我對長篇作品是感興趣的，如果將來我嚐試跟流媒體合作，一定是做長篇作品，12集、20集這種。
《愛，死亡和機器人》第三季《吉巴羅》劇照
娛理：近兩年您兩次跟導演小策對話，能感覺到你們之間鮮明的碰撞感，他作為草根視頻作者會習慣性從受眾角度出發去思考創作，相比之下您是傳統電影人的思維。您平時看到這些生猛的短/長視頻創作力量，覺得可能會對傳統的電影創作、觀眾觀影習慣形成一定衝擊嗎？
賈樟柯：
我覺得我們需要學習，需要了解，需要注意。我跟小策導演聊的其實是兩個行當，小策或者大量UP主做的內容更主要是媒體屬性，或者說新聞屬性，需要有很嚴苛的敏感度和反應速度。目前短視頻主要呈現出來的可能是一種社會情緒，或者一種社會事件，用受眾喜歡的方法，比如喜劇的方法，搞笑的方法，快速直接地反應，來傳遞信息。
而電影總體上還是一個作品，它是有作品的要求的，需要有嚴苛的審美要求。
雖然大家都是用視聽在完成一個東西，但其實是兩個行當，彼此並不需要焦慮，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樣。
04 我們的經濟是全球化政策，為什麽文化不可以？
娛理：上次也是疫情期間跟您聊，您講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很大變化，因為疫情緣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到處跑國際電影節了。您認為對外交流對於中國電影來說，重要性有多大？
賈樟柯：
非常重要。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民族低頭發展就可以往前走的時代了，它一定是不同的文化互相刺激、互相啟發的一個年代。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是全球化政策，為什麽在文化上不可以順應全球化的趨勢呢？
我覺得是需要的。
總體上我覺得我們的政策都很好，堅持全球化，相應地我覺得文化政策也可以往這邊來吸取一些啟發，要跟經濟的發展相協調。
從我個人來講，我已經三年沒拍電影了，除了寫兩篇文章發到國際雜誌上，也沒什麽國際交流了，確實沒有發言權。我隻是覺得從大的文化策略上，應該鼓勵多合作、多接觸、多交流。
娛理：您三年沒拍電影了，上次您說是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現在有什麽心得了嗎？
賈樟柯：
我的心得就是，一方麵對於電影這個媒介，包括對我自己的內心世界，我重新地理解、清晰化了，這個很重要，疫情帶給我很多啟發。
另一方麵就是，我非常期待我們中國電影能夠回到充滿確定性的年代，這樣我們這些人就可以努力地為電影出一份力。
就說白了，現在不踏實。
娛理：每次我們都還是忍不住想問一句：《在清朝》的最新情況是？
賈樟柯：
不知道，真的，我連計劃都沒有。因為我真的不願意在不確定的環境裏拍電影，我其實也可以不拍啊，我已經拍了十幾部電影了。
我的職業生涯原來是兩年一部電影，現在變成五年、六年一部，無所謂了，不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