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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夢魘:香港失控的街頭運動發生在內地?(圖)

自2019年6月開始的香港修例風波逐漸延燒進入第6個月。這場席卷全港的街頭運動已經導致多人死傷,嚴重損壞城市建築設施,波及數百萬香港市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重創了香港的法治與經濟,至今沒有完全平息的跡象。

在香港局勢動蕩飄搖的同時,全球其他地區如西歐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拉美的智利,西亞的伊朗,多個國家的許多地區因為不同原因爆發了大規模街頭運動,似乎印證了中共高層“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身處這種大變局裏的中國,雖然目前依然風平浪靜,但是並非沒有需要警惕之處。

從未消失的群體性事件

中國大陸雖然因為六四之後加強了對街頭運動的管控發生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街頭運動,但是群體性事件還是時有發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情景依然令人記憶猶新。僅在2012年4月就發生過重慶萬盛因行政區劃調整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同年7月四川什邡因鉬銅多金屬項目投產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7月江蘇啟東因製紙企業汙染物排海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10月浙江寧波因PX項目建設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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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修例風波已經持續將近半年。(Getty)

在那一段時期,最受關注的群體性事件是發生在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的一係列群體性事件,其在當時中國各地群體性事件中也極有代表性意義。烏坎事件起因於土地流轉問題。該村土地被村委員私下變賣,之後發生過村民上訪與政府協商未果,官民矛盾衝突加劇,村民被逮捕、拘留、受傷甚至死亡,村民組織選舉,政府高層介入,中國境外媒體聚焦等等一係列事態。時至2016年,烏坎村民還在籌劃討回被侵占的土地。及至今日,與烏坎有關的人和事已經鮮有耳聞。未知烏坎的土地問題是否已經妥善解決?

中共十八大後,群體性事件發生頻率似乎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可謂此起彼伏,隻是事起原因悄然發生了變化。如烏坎事件所代表的土地問題曾經占了中國群體事件起因的六成,後來由土地問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有所下降,因環保、社保、移民、教育、金融、校園安全等問題導致的事件增多。

例如對於環保問題,2019年6月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抗議垃圾焚燒項目的示威;對於社保問題,2018年6月江蘇省鎮江市發生了退伍老兵聚集要求提高待遇的維權事件;對於移民問題,2018年7月江蘇無錫一所高校強迫學生給留學生騰出條件較好宿舍激起學生抗議;對於教育問題,2018年7月貴州省貴州市高考學生家長集體抗議給少數民族考生大規模加分政策;對於金融問題,2018年中國網絡借貸平台集體性倒閉,受害者前往北京聚集請願;2017年11月,北京朝陽區一所幼兒園教師虐童,幼兒家長迅速聚集聲討……

最近的一起群體性事件發生在2019年11月28日,廣東茂名化州市文樓鎮村民上街抗議興建火葬場,與警方發生對峙和衝突,並造成人員受傷。12月4日該鎮黨委書記承諾永遠不在當地建火葬場後,事件逐漸歸於平息。

正如此次廣東文樓抗議火葬場事件,一些走上街頭的群體性事件很快引起官方的重視和介入,在輿論中沒有持續很長時間。有些問題得以解決或緩解,也有些問題隻是被暫時壓下,或是需要更全麵係統的解決方案。不論如何,群體性事件或者街頭運動從未消失於中國國土之上,中國社會也始終存在著舊的或新的矛盾、問題。如果對這些事件、運動背後的深層矛盾與問題缺乏警惕,很有可能形成一場深層而廣泛的社會運動。

新的矛盾與挑戰

在近些年的一係列社會性事件中,值得注意卻被很多人忽略的是一起發生在2018年7月廣東深圳的一起維權事件。當時,深圳一家名為“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企業部分員工爭取組織工會,在與公司、政府各方麵的較量中,獲得了大學生、左派人士、中共黨員、中國境內外媒體的參與或聲援。

該事件集合了三個特質,其一,要求建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工會組織,對執政者構成了建製層麵的挑戰;其二,借用或靠攏“偏左”、“階級鬥爭”式的思想,舉起了中共領袖人物毛澤東的旗幟;其三,在社會輿論中引起共鳴,得到政界、民間、學生、輿論以及中國境內外的廣泛聲援,甚至是直接參與。集合了這三個特質的這場社會運動,對中共而言是一次棘手的考驗,而這種考驗在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

進入2019年,一組數字“996”意外成為中國輿論的常見話題,意即“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陷入相關爭議的已有多家中國大型公司,包括阿裏巴巴、58同城、京東等。近期陷入用工紛爭的則有網易與華為。其中,華為公司一位前員工離職後因與公司矛盾被拘251日一事陷入羅生門,爭議至今沒有平息。

這些事件與輿情都離不開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國經濟急劇發展,民生大幅改善,與此同時粗放式發展的弊病也越發暴露,涉及工農業、房地產、地方財政的土地問題往往成為引爆矛盾的炸彈。如今,中國經濟處於轉型升級過程中下行壓力增大,社會發展的質量、平等與公正更受關注,成為中共正在麵臨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因應於這種形勢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主要矛盾被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裏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並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發展壓力與社會建設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麵臨很多風險與隱患。而中國之外更是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於深藏於內部的矛盾與潛流,始終不能掉以輕心,必須不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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