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學會寫自己的名字意味著什麽？

在廣東省惠來縣覽表村，有一所開辦了七年的新女子夜校。來這裏上課的，是一群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潮汕女性，大部分沒有上過一天學，最高學曆是三年級，她們在邁入中年（或者老年）、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務之後，坐進教室，每晚學習五個簡單的生字。而為她們擔任老師的，是幾位也僅僅讀到初中或小學畢業的女性同鄉。

女性的道路如此漫長，我待在覽表這個小漁村寫這個故事時，外部有許多令人沮喪的新聞發生，當我們為女性權利的損害和倒退感到挫敗的當下，這個故事也許能帶來微小的撫慰。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群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女性是如何走出了自己的小房間。在一種更為艱難和無望的境遇下，她們中的一些人自認字始，自學寫自己的名字始，依然找到了那條看見自己、發現自己、實現自己的生命道路。

新女子夜校

林賽竹的微信名是“林春竹”，別人幫她申請的，不小心把“賽”寫成了“春”。她不識字，在很長時間裏沒能意識到這個錯誤。

當然，這隻是她生活裏的一件小事，不是多麽大的困擾。在廣東惠來縣覽表村，這個潮汕女人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忙碌，她是7個孩子的母親，每天要打兩份工，生活沒有留給她太多看手機的縫隙。

每天早晚6點，她準時去鎮上一家機構做清潔工。其餘時間，她在村裏一處正在修建的家祠做力工，那是工地上技術含量最低、也最累的工種，她戴著橡膠手套在烈日下搬磚頭、和水泥、不斷把30多斤重的砂漿桶舉過頭頂，遞給高處的工友……即便對於壯年男性，這都是一份沉重的體力勞動，但53歲的林賽竹看上去習以為常，一次能穩穩拎起兩桶砂漿。近10小時的勞作後，她能賺120塊錢。

林賽竹在工地上幹活 ©張月

過往的十幾年裏，她輾轉於不同的工地，生活幾乎日日如此，就像村頭大橋下的鼇江，灰色的江水開闊而平靜，日複一日穿過這個小漁村，和緩地匯入南海，很少泛起大波瀾。

隻在每周一、三、五的夜晚，生活會有微小的變化。吃完晚飯、做完家務後，她會仔細洗個澡，換上一身幹淨衣服，騎著小電驢去覽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課。每個夜晚，她學習五個字，有時學了忘，忘了便再學，她已在這裏堅持了5年。她曾因為家務太多而遲到，但絕不請假。令夜校老師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女兒出嫁的前一晚，林賽竹也還是來上課了。

這所已經辦了將近七年的夜校隱於一個熱鬧的雜貨市場背後，在一間潮汕老屋的二樓，白牆黑瓦，木門和窗欞都有些斑駁了，二樓外的陽台麵上覆著一層薄薄的青苔。來這裏上課的，是十幾位潮汕女人。她們大都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沒有上過一天學，最高學曆是三年級（但很少見）。她們和林賽竹一樣，在邁入中年（或老年）之後，卸下生育責任，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務之後來到這裏，每晚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學習識字。

學員們在上課 ©覽表村圖書室

這是她們沉重日常裏極為少見的縫隙。平日，她們是母親，或是不得不帶著孫女一起來上課的祖母。她們當中有人已經60歲了，仍在工地上做苦力。有人每天淩晨三點爬起來，和丈夫去蔬菜批發市場上賣菜。她們當中幾乎沒有純然的家庭主婦，即使不打工，也會從村裏的內衣廠和零件廠找些零活回家做。晚上來上課時，有人念著課文打起了哈欠
。

很多人來到這裏的願望很簡單：學會寫自己的名字。林賽竹記得，早年打工時，大家排隊領工資，領完簽名，“女的不會簽，男的就會簽。”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還有人想學會辨認廁所，一個50多歲的學員告訴我，兒子有一次帶她去廣州，她想上公共廁所卻不認識“男”和“女”，也不敢問別人，就一直站在廁所外麵，等著有女性使用，好跟進去。她不記得自己在外麵等了多久，但記住了那種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覺，仿佛每個經過的路人都識破了她不識字這令人羞愧的事實。

覽表村 ©張月

學員們的手機裏通常隻有兩個App，一個是微信（隻會發語音），另一個是短視頻。其他App一旦進入到用字的環節就卡住，一位養豬的學員告訴我，每次用通訊錄找人，或者在淘寶上買東西，她都需要丈夫或朋友幫忙，“你覺得自己像個豬一樣。”

還有一位學員想認字的原因比較特殊，她常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發微信，她不識字，丈夫並不避諱她，看上去一派坦然，幾次之後，她覺得自己必須開始認字。

這隻是故事的一麵，故事的另一麵是，給這些年老而疲憊的女性上課的並非職業教師，而是一群同樣早年輟學的潮汕女性。夜校共有4位老師，20歲的林楚玲擁有團隊中最高的學曆，初三。今年4月加入的黃碧蓮讀到了初一，21歲的吳瑤兒則在小學六年級輟學，34歲的藍茂秀讀到了初二（後來上中專）。此外還有一位助教劉少玉，44歲的她隻讀到了五年級。這些老師和學員一樣，沒有被太多的教育機會眷顧過，隻是幸運地往前多走了一小段路。

對於那一小段路，老師們並不自信。吳瑤兒是個笑容靦腆的姑娘，說話很輕柔，她告訴我，自己常收到林賽竹的微信，問某個字怎麽寫，有時候她也不會，要百度一下才能發給林賽竹。在每次上課之前，她和同事會提前好幾個小時檢查對方的板書。

6月15日這天，她要教大家歌、擠、夜、牢、穩這五個生字，那五個生字來自於小學課本《日有所誦》中的一首童謠《擠呀擠歌》：“黑夜想擠開樹，樹牢牢的……黑夜想擠倒屋，屋穩穩的……黑夜因為太用力，把太陽擠出了大地。”課晚上八點開始，下午四點半她就把這首童謠抄到黑板上，然後拍了照片發到群裏，很快有同事指出，“牢”字的第二道橫太短了，她又趕緊擦掉重寫。

黑板上的《擠呀擠呀歌》©張月

不過，老師身上的這種緊張感很難在夜校的創辦人吳利珠身上看到，盡管她隻讀到了三年級，自稱是團隊裏學曆最低的人。她是本地人，此前在北京的公益組織打工多年，當她回到家鄉，一開始隻是想豐富村裏女性的生活，請人教她們穿衣打扮，做一些簡單的親子教育，那更像是一種輕鬆的婦女聚會，被稱為“媽媽班”。但也是在聚會的時刻，她發現媽媽們普遍有“不識字”的困擾，這才開始籌辦夜校。

2017年3月，夜校正式開班前，吳利珠不想要掃盲班或媽媽班這種“聽上去就很一般”的稱呼，她召集媽媽們開會，想集思廣益給夜校起個特別的名字。那同樣是一個夜晚，十來位媽媽把家務做完，穩住孩子，來到平時聚會的圖書室，她們赤腳盤腿坐在墊著泡沫板的地上，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吳利珠記得，有人提出了一條意見，“媽媽班”不應局限於“媽媽”，而應該麵向所有願意學習的女性。對於這一點，大家都表示同意。關於名字，每個人都要發表意見，有人提出了很好笑的名字，討論的氣氛也很熱鬧，輪到一位40多歲、開五金店的媽媽時，她想了一會兒說：“我們都想識字，是新時代的女子，就叫新女子夜校怎麽樣？”

這個名字全票通過。

籬笆那邊

吳利珠一開始請來上課的，是當地小學的四位語文老師，張澤雙是其中之一。她記得，剛開班時場麵非常盛大，有將近50個學員，還要分成兩個班。最開始，每周有五節課，每天從晚八點上到九點半。每個學員一個月要交200塊的學費，用於支付老師們的講課費。有一位70多歲的母親幫40歲的女兒交了學費，說希望彌補早年沒讓女兒讀書的愧疚。還有一位60多歲的老人，帶著兩個孫子來上課。

第一節課通常是寫名字，張澤雙發現很多學員連筆都沒有握過，有一個學員緊緊用拳頭圈住筆來寫。她得握住她們的手，一筆一畫地教他們，一個學員跟她說：“握一支筆比握鋤頭還辛苦。”她們在田字格上描名字，剛開始一個字要占四個格，占兩格，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才能把字框到一個格子裏。

學員練習寫字©張月

52歲的郭賽吟是從旁邊鎮上來上課的，她記得，自己整整花了兩個星期才學會寫自己的名字，一開始郭字總是忘記右耳刀，有一次實在沒轍了，她把右耳刀補在了“吟”的後麵，學會了一個字，又忘記了另一個。她家離夜校很遠，騎小電驢要騎半個多小時，來的路上連路燈都沒有，還會經過幾座墳墓，但她並不害怕，她告訴我，來的時候是興奮的，車也開得快，但回去的時候心情總是慘淡，“就是寫不會啊。”

好在她是個能自我開解的人，每次都抱著“再堅持一次看能不能學多一兩個字”的心態，最後堅持了一個學期。她最終記住了自己那個複雜的名字，還認識了“大”和“小”，能辨別天氣軟件上的大雨和小雨，比較得意的是認識了“多”，可以認出手機上的“拚多多”了。

學員在紙上練習寫“覽表村” ©覽表村圖書室

課程設計往往是因實際的困境而來。因為絕大部分學員不會講普通話，吳利珠希望她們課堂上也盡量用普通話交流。有些學員表示自己不會算賬，夜校還開過幾節簡單的數學課，老師編成《數字歌》教她們。有學員問：“老師，今天學了忘記了怎麽辦。”老師說：“忘了就對了，你要是都記住了就畢業了。”

課本裏有一些簡單的童詩，有一次教的是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籬笆那邊》。

籬笆那邊

有草莓一顆

我知道，如果我願

我可以爬過

草莓，真甜！

可是，髒了圍裙

上帝一定要罵我

哦，親愛的，我猜，如果

他也是個孩子

他也會爬過去，如果他能

爬過！

這是狄金森最著名的短詩之一，她一生深居簡出，在寂寞和孤獨中完成了上千首詩的寫作，死後才出版。後世在理解這首詩時，通常將草莓理解為世間令人向往的事物，比如自由的生活、美好的愛情，而籬笆是社會加諸於人的精神或思想上的無形束縛。它最終留下了一個懸念，那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最後爬過那道籬笆了嗎？

在夜校，語文老師沒有給學員們講這首詩更深的內涵，它僅僅被用來學習生字。老師念完之後，下麵有一個媽媽打趣說：“有草莓吃，我也會爬過去。”大家都笑了。

但夜校欣欣向榮的開局沒有維持太久，一年多之後，它撐不下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錢不夠了：實踐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學費之後，吳利珠意識到，“有錢來讀書的媽媽占少數，許多媽媽們想來讀書，但經濟比較困難。”她先是改成了一學期200塊，後來幹脆不再收費，“我們還是希望有意願來學習的人都能來。”

她也曾想通過募捐來解決老師的講課費用，但一些學員表達了反對，她們對於自己不識字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恥感，“覺得丟臉了，沒麵子。”甚至有傳言稱夜校工作人員借募捐獲利，當時的一位老師記得，那段時間來上課的人變得越來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課了。

吳利珠並不想關閉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實地存在著：經常有村裏婦女來打聽夜校上課的事情，停課之前還有幾位學員找到她，希望自己湊錢請老師繼續上課。但那種方式不可持續，吳利珠想要繼續做下去，但可能要改變方法了。

也許是來自於她早年極為豐富的打工經驗，吳利珠身上有一種很容易被感知的無所畏懼的特質，14歲輟學之後，她幾乎跑遍了中國所有的大城市，做過流水線、擺過地攤，在KTV幫人點過歌，在天津給人搓過澡（技術很好），最窮的時候連飯錢都沒有，但她始終樂嗬嗬的，是那種身上有70塊錢會花68做足浴的人，這真的發生過。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組織打工，帶著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帶孩子的家庭婦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賣之後很受歡迎。那幾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識，跑到各個大學裏蹭課，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貴的MBA課程。上課的老師本來要趕她出去，她跟老師陳述了自己的工作和誌趣，那位老師此後便默許了她的蹭課行為。

“我後來想，為什麽我要去做這些婦女的工作。我之前打了那麽多工，我也遭受過冷眼，遭受過各種各樣東西，因為你的局限，因為你的知識，所以你會遭受這種東西。”2014年她剛回到村裏做活動時，一些村民並不理解，有人當著她的麵誅心：“你肯定是無利不起早。”她聽不懂“無利不起早”，沒太大的反應，朋友後來給她做了解釋，她在向我回憶時笑罵：“王八蛋，原來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很希望她們也去學習，我就會很怕她們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停課一年之後，夜校重新開課了，依然不收費。這次最大的變化是，不再請真正的老師了，改由覽表圖書室（吳利珠在辦夜校之前麵向鄉村孩子閱讀的公益嚐試）的工作人員上課。

林楚玲和吳瑤兒聽到要自己去教課的時候有點震驚。她們原本的工作隻是給孩子組織活動，維持圖書室日常運轉。吳瑤兒記得剛去工作時，沒有她的工資預算，吳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資發給她。後來有了一些公益基金會的支持，加上熱心人士的月捐，工資和圖書室的開支才有了著落。

覽表圖書室 ©覽表村圖書室

但她們沒有讀過太多書，怎麽就要突然給別人上課了？藍茂秀回憶，當時吳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說，我們（上課）能更加近距離的觀察到學員的需求，跟她們關係會更近，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工作人員也可以從中鍛煉自己，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

吳利珠告訴那個我最真實的原因：“操，其實就是沒錢啊（笑）！”不收學費，也不能募捐，隻能靠自己了。

最開始上課，底下的學員們對她們充滿了懷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經曆過語文老師上課的阿姨們，用一種極具批判性的目光盯著講台上的年輕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結束，吳瑤兒要陪著上課的同事繞著覽表村走兩圈，“以緩解壓力”。

42歲的黃碧蓮至今記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課，因為普通話不標準，她念錯了幾個音。那天晚上她翻來覆去，一夜都沒有睡著。她不想放棄上課這件事情，隻得安慰自己，“神仙都會犯錯，何況我是個40多歲的大媽。”後來每次備課，她都會花很長的時間念誦課文，也會讓同事幫著聽，確保沒有發音錯誤。

黃碧蓮是個看上去十分幹練的女人，在去圖書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婦，生育了4個孩子。丈夫在村裏開了一家診所，她性格要強，總覺得初一輟學的自己在讀過中專的丈夫麵前矮了一頭，“他學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為了幫上忙，她學會了打吊針，有藥用光了，丈夫會讓她記下來，但很多藥的名字她不會寫，做夢夢見所有的字都忘記了，她會從夢中嚇醒，“那種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

現在因為備課的關係，她也要不斷認識新的字，藥名基本上都會寫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記裏寫下了這麽兩段話：

我覺得我今晚的課上得很好，很仔細，時間也安排得很好。我現在上課越來越有經驗了，雖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務要幹，我還是會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當。

……

我感覺自己越來喜歡給媽媽們上課了，不知道為什麽給她們上課我心裏感到很喜悅，一點也不緊張。玉姐（劉少玉）還調侃我，說我站在講台上很有老師的範兒，給她這麽一說我也信心滿滿，希望我越教越好。（一個握拳）

吳瑤兒覺得，在上了一段時間課之後，她們的確和學員們建立起了更親密的聯係。上課前，她會和她們嘮家常，開玩笑。在批改作業時，也會鼓勵她們，學員們的字體樸拙，她會寫“好看又對”，然後畫一顆心。或者是“寫得真好，繼續加油哦！”再畫一隻可愛的小豬。她發現，那些媽媽們有時候像個小姑娘，“你的一個誇讚，她們會高興好久。”

吳瑤兒為學員批改的作業 ©張月

夜校會給學員準備好水杯，倒上熱水，有時候還會準備水果。一位老師告訴我，“她們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別人的角色，那來這兒換過來我們照顧一下她們，就希望她們能感覺到自己被看見了。”

每次學期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畢業聚會。吳瑤兒記得，有一個學員在一次聚會上跟她說：“老師，謝謝你們，很認真很溫柔地對待我們，我覺得我們來上課真的非常感恩。”

她漸漸喜歡上了給這些比她年長很多的女性們上課，有時候會為這些學員們造的句子而感到驚歎，那些毫無矯飾的句子會閃現她們被密不透風的生活遮蔽的心靈，一位建築女工曾這樣寫過：

今天:我今天想去玩。

看見:我看見藍藍的天空，白白的雲朵。

下雨:好久沒下雨了，我要下雨。

美麗:世界好美麗。

眼淚:你今天為什麽流眼淚？

“吃了老鼠藥都沒死，你說厲不厲害”

吳泉秀去上夜校基於一個非常樸素的原因，是從電視上看來的，“識字才有可能出頭，不認字怎麽能發財呢？肯定發不了。”

2018年去上夜校時，是她最貧窮的時候。丈夫此前由於吸毒被強製關進戒毒所20個月，她靠養豬撫養家裏的五個孩子。為了省錢，她在午飯和晚飯之後去飯店和人家門口收泔水，用這免費的剩菜剩飯喂家裏的7頭豬。日子久了，對方都認識她，會把泔水倒在一起留給她。

她記得自己當時總是穿得破破爛爛，戴著口罩和帽子，每天和豬、泔水打交道，身上彌漫著難聞的味道。“我那些朋友看到我都不想跟我打招呼，但我想，隻要能掙到錢就行了。”她說。

但是去上夜校的時候，她會很仔仔細細地洗個澡，穿得幹幹淨淨、漂漂亮亮地去，“不想給人家聞到那些味道”。曾經的老師張澤雙記得，吳泉秀通常坐在教室的最後兩排，“我怕人家瞧不起我，所以不跟人家聊天。”大部分時間，她專注於寫字。識字艱難，但內心平靜，“其他事情不想，就很安心地寫字，想怎麽寫、怎麽把作業做出來。”除了母豬下小豬崽的時候，她很少缺課。婆婆常有意見，“你老公不在家，你還天天那麽晚跑出去。”但她不管，還是要去。

以前上藥店給豬買藥，她都要帶上原先的藥盒，仔細比對筆畫的走向，分量也需要藥店的人幫她標好。上了半年夜校之後，她能一點一點看著說明書給豬配藥了，也不用再托別人幫忙打針。

她出生於1984年，是夜校裏很少見的80後。更罕見的是，身處教育情況已經好轉的80年代，她一天學都沒有上過。3歲時，她被親生父母賣掉，價格是300塊。養母希望她待在家裏幹活，不想送她去讀書，養父給她交了上小學的400塊錢雜費，轉頭被養母從學校要了回來。之後，她給人洗了兩年碗，在家裏做手工，17歲就嫁了人。

嫁人是她自己堅持的。“他（丈夫）去我家，他對我特別好，我在家裏特別不好，然後就好像有一個依靠一樣，就不管那麽多了。當時還不懂事，17歲懂什麽（笑）。”她說。

她試圖擺脫一種糟糕的境遇，卻墜入了更無望的命運。結婚之前，丈夫已經開始吸毒，後來的十多年裏，他吸了戒，戒了吸，他們吵得很凶，但那沒有什麽用。丈夫抵掉了家裏的兩間小賣鋪，和其他值錢的一切。為了多掙一點錢，吳泉秀去給送葬隊敲過半年鑼，一次能賺幾十塊錢。最後一次，當丈夫把她兜裏僅有的幾十塊錢也偷走之後，她選擇了報警。

吳小倩是吳泉秀的女兒，回憶起父親，她腦子裏會閃現出兩個畫麵。第一個畫麵裏，父親讓她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第二個畫麵裏，她和媽媽抱著那個男人的大腿哭，求他不要走，可他還是甩下她們走了，“又好像對我特別好，又好像完全已經瘋魔了。”

後來，丈夫戒毒回來，但吳泉秀的生活並未變好。因為她報警的緣故，丈夫有些恨她，他們的爭吵愈發頻繁。吳泉秀記得，那時候丈夫變得疑神疑鬼，懷疑她在外麵有人，有時候會動手打她。2019年元宵節，她收了送葬隊裏一位男性朋友的紅包，被丈夫看到了，又動了手。他打開煤氣，把她衣櫃裏鮮豔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來燒掉。

那個夜晚，吳泉秀仔細審視自己的人生，想從中搜索出哪怕一點可以挽救此刻崩塌的理由。她從未對命運提出太高的要求，被父母賣了沒有關係，有人養活長大就好。丈夫吸毒沒有關係，隻要不打她就好。貧窮落魄也沒有關係，她有手有腳，總不會餓死。但這麽活下去到底是為了什麽？

那天晚上，她吞下了兩包老鼠藥。

三年之後的這個夏天，這位漂亮的老板娘坐在自己的漢堡店裏，妝容精致，笑著問我：“吃了老鼠藥都沒死，你說厲不厲害。”

死不了，就要繼續活下去。自那之後，她仿佛迸發出無限的決心，要離開這段婚姻。她先是在村裏的一家漢堡店找了份店員工作，那時候已經在夜校上了一年課，她能認識幾種不同的漢堡名，可以幫人點單。吳利珠幫她請了律師起訴離婚。女兒記得，在和父親談判的時候，吳泉秀什麽都沒有要，但五個孩子都願意跟著她，她最終帶走了孩子和兩萬塊錢，“沒有要撫養費。”2019年10月16日，法院判決離婚。

也是那一年，因為工作勤奮，她成為了漢堡店的店長。再往後，她攢了兩萬多塊錢，入股了這家漢堡店。原先的老板不幹了，她借了些錢把店麵爿了下來。店麵重新裝修，變成了明亮的原木色，她和店員仔細研究漢堡怎麽做更好吃，店裏忙的時候，她騎著小電驢到處送外賣。

總而言之，生意和生活都在逐漸好起來。吳小倩能感覺到媽媽的變化，以前常常絕望，現在仿佛決斷了什麽，她開始穿很多更鮮豔的裙子，每天化妝，塗好看的指甲油，“以前不敢這麽明目張膽、這麽肆意地去表達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別人提到她，是“那位漂亮的老板娘”。這家漢堡店生意穩定之後，她還想要多開兩家店，攢點錢，自己蓋房子，不用再帶著孩子們租房，“想讓他們住得舒服一點”。為此，她想去更遠的地方看看，小電驢隻夠在縣裏轉轉，她決定考個駕照。

那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整整考了一年多，對她來說，最難的是科目1和科目4的筆試題，盡管一直在上夜校，但她認識的字還是太少了，吳小倩記得，媽媽那時候經常來問她考題，某個字怎麽讀，某句話是什麽意思，“有時候字都認識，但是組在一起就不知道什麽意思了。”吳泉秀不記得自己刷了多少題，每隔十幾天，她就去考一次，一次不過，兩次還不過，她安慰自己：“我不認識字的，能自己考我已經太好了（笑）。”考到第六次的時候，科目1終於過了，後來科目4也考了4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她是駕校教練用來鼓勵學員的榜樣，教練跟其他學員說：“你看那個做漢堡的，她考了6次都考得過，你肯定沒問題的。”

©覽表村圖書室

總而言之，這依然是個以成敗論人的功利世界。她記得，剛離婚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勸她：“跟他這麽久了，為什麽不忍啊。”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這麽說，“現在就是覺得，你好厲害，一個人養幾個小孩。”她總是笑眯眯的。

我問，夜校這段經曆到底給她帶來了什麽，她想了一會兒，說：“我不知道怎麽說，就好像在睡覺，然後一點一點就醒了一樣。以前真的是個農村婦女，什麽都不懂，能吃能住就行，後來就不一樣了，能認識幾個字，覺得多了千金一樣，感覺好像不能這樣子馬馬虎虎過。”

她曾給吳利珠發微信：“我感謝你們和夜校。”吳利珠很開心地回複，“我們做的工作在你身上全部地展現出來，謝謝你讓我們的工作變得有意義。”

她想改變，但是她沒有辦法

客觀來說，吳泉秀是夜校裏極為特殊的例子，經曆了足夠密實的痛苦，才有被命運逼到絕境之後的反抗。但是對於那些不曾經曆陡峭人生的女性來說，夜校這段經曆到底意味著什麽？改變了什麽？又或者，它真的帶來了改變嗎？

在夜校停辦的那一年裏，吳利珠去了幾乎所有學員的家裏做家訪，她想弄清楚，除了經濟原因和對募捐的誤解，她們到底為什麽不來了？

大部分情況是類似的，她們被孩子、丈夫、家務牽絆，最終還是要回到“籬笆這邊”。一位跟她關係很好的學員以前言之鑿鑿：“如果我不來，你一定要拽我來。”但這次吳利珠上門，朋友跟她抱怨家裏的瑣事，孩子開始叛逆了，和丈夫也鬧矛盾了，總之就是沒時間去上課了。吳利珠還記得這個學員最開始去上課時的喜悅：“我自從去讀了書之後真的好好，我老公和孩子會來教我不認識的字。”

“但她現在又回到了以前那種生活裏。”她說。

我在覽表的一個菜市場遇到了吳慧霞，她推著三輪車，正在批發蔬菜。我曾在工作人員的夜校日記裏看到過她剛來上課時的感覺：“吳慧霞：為了學習識字，我六點趕緊回家煮飯，吃完飯和朋友一起來讀夜書。挺開心的，這個年齡還有識字的機會，知識讓我學會努力，每天跟時間賽跑的感覺雖然有些累，但內心滿足。”

©覽表村圖書室

但她今年隻來夜校上過三四節課就放棄了。她告訴我，時間實在是太緊張了，“要煮飯，要做菜，然後就緊緊張張過來上學。”路上有點黑，她有時候會叫女兒一起去，但女兒第二天又要早起上課，她感覺左支右絀，難以為繼。

那幾節課好像也沒有學到什麽，這個微微發福的中年女人有點不好意思地衝我笑：“我太笨了。”

即使是對上課時間更長的林賽竹來說，夜校也沒有給她的現實生活帶來太大的變化。她依然每天在外打兩份工，在家裏當勤勞的妻子和母親。有一天夜校下課，老師勸她讓老公把米飯蒸上，她回去隻炒菜也會省力些，林賽竹好脾氣地笑笑：“他就是不會啊。”

她們擺脫不了那種堅固的生活。助教劉少玉經常會收到學員的請假，有的要看店，有的要看孩子……請假人數最多的日子是“拜拜”的時候，潮汕人信奉很多神明，媽祖、觀音娘、關帝君，覽表村裏還有一位自己的神明百姓公，人們一年到頭要做很多次祭拜。黃碧蓮告訴我，“拜拜”是村裏主婦們最忙的日子，每次她都要半夜起來做供品，十幾碗菜，還有別的糕點，她的女兒還小，哭鬧著不讓她起床，她隻好把女兒背在背上，一邊搖晃，一邊做菜，“太累了，但沒有辦法，這是習俗，潮汕女人都是這樣過來的。”

後來，夜校有了一條默認的規矩，如果上課當天趕上“拜拜”，那就放假。

吳利珠逐漸意識到，婦女的工作其實是比任何工作都要難的，很多人會跟她提起自己的無助感，“她想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她真的沒有辦法。你說她不改變，她不是不想改變，但是她沒有辦法。”

因此，識字成為這些女性平凡生活裏的壯舉。她們需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難，最終才能坐到這個教室中，並堅持下去。

©覽表村圖書室

劉少玉告訴我，有媒體報道過夜校的事情之後，一位出現在鏡頭中的學員跟她說：“玉姐，我不讀了。”她退了群。劉少玉問她原因，她說，報道出來之後，老公覺得有點丟人，“自己沒讀書，上幾天夜校就拋頭露麵的，網絡上都知道了。”讀高中的兒子也不太讚成。劉少玉聽完以後很生氣，一個電話打過去：“你為什麽不讀啊？你讓你老公說幾句，你兒子說幾句，你就不讀了，讀書是讀給你的老公？還是讀給你的兒子？”掛了電話，過了一會兒，那個學員小心翼翼地給劉少玉發微信，“玉姐，你把我拉回去吧。”

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告訴我，家庭的支持在這件事情裏尤為重要。她們最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是郭賽吟，夜校是兒子郭澤豐幫她報的名。一開始丈夫不太支持，“這個書讀起來補得過油費嗎？”她自己也很猶豫，從家到夜校要騎半個小時的小電驢，夜黑路遠，她想要不算了。但郭澤豐很堅持，說我載你過來。

他一直記得一個場景，前年他帶母親去辦銀行卡，最後一步需要她自己簽名，但那個名字過於複雜，她對著身份證描也描不出來，銀行的工作人員失去了耐心，嘀咕了一句，“比你老的都會寫。”郭賽吟坐在那裏，很生氣也很難堪，但她沒有什麽辦法，最終，她隻是衝著兒子笑了笑，說：“算了，走吧。”在郭澤豐印象裏，母親是個很活潑的人，很少因為什麽事情而低落，也因此，那個有點難過的笑容一直留在了他的記憶裏。吳利珠問過他，你載你媽過來會不會麻煩，他說：“小的時候她供我讀書，現在她老了，我載她來讀書。”

吳瑤兒記得有一天郭賽吟的“司機”突然換了人，變成了她的丈夫，那個男人在夜校好奇地溜達了一圈之後，跟妻子說，“我去朋友家坐一下，你下課了給我打電話。”自那之後，她的“司機”變成了丈夫。

曾有一個學員跟吳利珠說，本來學到月中就不能繼續來上課了，孩子都要外出打工了，她要留在家裏看店，但她跟丈夫說：“讀書真的很有勁兒，你在家裏看店，我去讀書。”丈夫一直笑，最後同意了。

吳瑤兒說，她最高興的事情是看到一個好久沒有出現的學員踩著趿拉板出現了，請假次數越多意味著之後出現的可能性越小。但夜校的老師們商量好了，無論來的人多人少，夜校都要照常上課，“我們隻能確保，我們一直在這裏，你來我們就幫助你，也希望你能多來。”

茉莉花

如果以一種更樂觀的態度來定義改變，也許不會那麽令人沮喪。對於學員來說，那也許是一些極其微小的、甚至無人知道的歡喜。

林賽竹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已經很久了，但一直不敢在別人麵前寫。之前和朋友去打疫苗，都是朋友幫她簽，但最近一次朋友有事來不了，沒人幫她了，她看了看周圍，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以一種近乎偷偷摸摸的姿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林，賽，梅。她無法描述那個瞬間自己究竟獲得了什麽，但她為此開心了很久，“覺得很好，很好。”

有時候和工友們聊起上夜校，對方會打趣她：“年紀這麽大了還要去讀書啊。”她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一個羞澀內向的人，但當我們聊到這個時，她展現出了一種少有的堅定和自我肯認。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你怎麽想？”

——“我想我高興就好。”

對於很多學員來說，過去，她們大部分社會關係都圍繞家庭而展開，但現在，她們有了學校，有了同學。在菜市場賣菜的搖猜，會經常有“同學”去找她買菜，照顧她生意，有時候她不在，隻有丈夫在，聽說是夜校的同學，還給打了折，送了兩根蘿卜。

林楚玲記得，他們每年會給學到最後的學員們頒發畢業獎狀，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學員哭了，她跟林楚玲說，“這麽老了，還可以參加畢業晚會，還有獎狀。”

畢業晚會 ©覽表村圖書室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師胡穎華是個熱心公益和鄉村教育的人，2021年底，她來夜校給學員們上過兩節課，試圖探索識字這件外在的事情到底如何撼動了她們的內在。

胡穎華是本地人，可以用流利的潮汕語上課，她請學員們挑出最喜歡的一個字，並說說為什麽。出乎她預料的是，所有人都講起了夜校：

選擇了“頭”的學員說，夜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學讀書，意味著從頭開始，開了好頭；

選擇了“來”字的學員說，我即使總是讀不會，我也堅持每次都來；

選擇了“好”的學員說，我到夜校來認識了新朋友，真的很好；

選擇了“吳”字的學員說，一個是因為我姓吳，更重要的是我在這學很“乖”（潮汕話“吳”與“乖”近似），上課認真，從不看手機；

選擇了“芳”字的學員說，我以前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現在會寫了，看到這個字的美好，書寫也很簡單，很感謝爸媽給我好名字。

胡穎華說，這個結果令她很驚訝，“她們呈現出來的喜歡這個字都跟這個夜校有關，也就是說，這個夜校生活成為了她們生活中的一種光亮。”

“我最喜歡的字” ©覽表村圖書室

她看著那些學員們寫字，有些人的手指粗糙黝黑，那是體力勞動留下的痕跡，平常搬磚的手握住筆，在田字格上一筆一畫地寫，她覺得那個場景近乎神聖，“如果是小學生，就覺得特別痛苦，很空曠，沒有任何東西，但是對她們來說甘之如飴，你從來沒見到一個人那麽認真過。”

此前為了讓課程更多樣，夜校會教大家唱歌。那節課的最後，她們一起複習了《茉莉花》。吳瑤兒帶著學員唱，胡穎華也跟著唱，唱著唱著，她和幾個工作人員都落了淚。

學員一起唱《茉莉花》©覽表村圖書室

現在和我聊起那個場景，胡穎華說自己還是會想流淚。透過那些人，她好像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女性，她的外婆是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女人，別人用她嫁來前的家鄉鄭店稱呼她，叫她“鄭店嬸嬸”。她的媽媽很早就輟學了。胡穎華是她們家唯一走出潮汕的女性，她記得那條長路上消失的女同學，她出生於70年代末，小學畢業時，很多女生就不見了，嫁人或者出去打工。到高中時，50多個人的班上隻有4個女生，而隔壁班隻有1個女生。胡穎華是幸運的，她在大麵積的淘汰中幸存下來，獲得了良好教育的機會，但她依然常常能感覺到這片土地對她的影響，對女性生命能量的禁錮，那幾乎刻在她的骨子裏，時刻會有聲音告訴她，“不要太張揚，不要太厲害，要以家庭為重。”

她看著那些認真唱歌的女人，很多已有老態，頭發花白，“隻有身處在這個地方的人，你才知道要掙脫這樣的籬籠是多麽地困難。她們本來就應該在很小的時候，就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一樣去唱這首茉莉花，但她們被延緩了，時隔這麽多年，在她們的中年之後，她才有機會一字一句地去唱，那麽地用心，那麽地用力，那麽地真心，你就感覺她們在用生命去唱這樣的歌曲。”

自由而真誠

7月9日，這個學期的夜校結束了，林賽竹再次拿到了全勤獎，獲得了一枚小金牌，她說下個學期還要繼續來上課，“有辦我就去”。吳瑤兒說，林賽竹的工友也想來，一些旁邊鎮上的女性在打聽開課的事情，她在考慮下學期是不是應該擴大一下場地，讓更多的人來上課。

但那也許會麵臨一些新的困難。去年底，因為女兒上學的原因，吳利珠離開了覽表村，和丈夫遷居浙江金華。今年4月，在這裏工作了4年的藍茂秀也離開了這裏，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打工。另一位老師林楚玲對未來也有自己的打算，可能要去丈夫的家鄉梅州工作。

看到夜校裏還是會有帶著孫子孫女來上課的學員，助教劉少玉會想，那也將是她的未來，等兒媳婦生完孩子，她也要去幫忙帶孫子，那時候就要離開圖書室和夜校了，她覺得“自己要為自己活，也要為孩子們活”。

跟隨學員一起來的孩子在教室外輕聲跟讀 ©覽表村圖書室

但夜校對於她們而言，始終會是人生裏意義非凡的一段時光。藍茂秀在香港有空的時候就去做公益，她還在夜校的工作群裏，看其他的同事寫夜校的日常，“盡管我出來了，但這個地方還是會給我很大的力量。”

劉少玉想自己也會記得這種上班的心情，在六月的夏夜，她蹲著洗完七八個碗，倒掉垃圾，跟鄰居聊幾句，然後騎上小電驢，在夏夜的風裏穿過村裏彎曲而狹窄的巷道，去給學員們燒開水。她身上的帆布包是一次婦女活動時留下的，上麵寫著：自由而真誠。

總有不可磨滅的東西留下。一位老師曾在菜市場遇到那位幾年前帶著兩個孫子來上課的姑婆，當時老人怕孫子吵到大家，沒上幾次課就離開了。再遇，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告訴老師，當時學的字大都已經忘記了，唯一還記得的，是如何寫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