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覺喪失、頭痛、胸痛、關節痛、性 欲減退、男性性功能障礙、脫發、打噴嚏……
這項涉及48萬餘人的研究可能是目前關於新冠後遺症的研究中，樣本量最多的一個。
新冠對健康的長期影響，在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三年間，一直是研究者關心的話題。
對於這種在學術界常被簡稱為“長新冠”（Long
Covid）的新冠長期後遺症，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國家都曾發表過許多研究，描述了長新冠的症狀以及在不同人群中的複雜表現。
而今，隨著具有超強傳播力的奧密克戎在全球引發的新一輪疫情高峰，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康複的新冠感染者，長新冠正在受到越來越強烈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的出爐也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緊張和焦慮。
早在2021年6月，美國華盛頓特區 COVID 合作組織的Steven
Phillips博士就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評論稱，有10%~30%的美國人在感染新冠數月後仍不能恢複正常。不幸的是，當前的數字和趨勢表明，長新冠正在醞釀的下一場公共衛生災難。
今年6月，《科學》雜誌特約撰稿人Meredith
Wadman借由采訪者之口嚴厲批評稱，長新冠已經成為了一場需要首先關注的“國家危機”，但是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資助研究上速度太慢而且不夠透明。
據美國CDC官網，截至 2021 年 7 月，根據《美國殘疾人法案》（ADA），“長新冠”可被視為殘疾。
根據英國統計局動態更新的長新冠在人群中的流行率，截至2022年6月4日，英國有200萬人正在經曆自我報告的長新冠，占英國總人口數的3%。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員劉玨告訴八點健聞，有研究認為，隨著新一波新冠肺炎浪潮的流行，新冠肺炎的一些長期影響很有可能在當前的大流行之後產生另外一場公共衛生危機。
今年6月，劉玨和他的同事們在國際雜誌《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衛生雜誌》上剛剛發表了一項關於新冠肺炎長期影響的研究。
研究中，通過對PubMed等三個文獻數據庫中收入的截至2022年2月9日的一萬多項相關研究的數據進行分析，劉玨他們發現：在新冠肺炎治愈或出院後6-12個月的患者中，63.87%的患者報告了至少有一種新冠長期影響；在新冠肺炎治愈或出院後12個月及以上的患者中，58.89%的患者報告了至少有一種新冠長期影響。
越來越緊張的輿論態勢背後，是科學的不確定性。
目前很多長新冠症狀其實找不到生理層麵的證據，所以各界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越來越兩極分化。一派認為，長新冠可能是一種新的病理生理綜合症，需要進行徹底研究；但是另一派則認為這些所謂的長新冠症狀可能是非生理性的，甚至是心理或精神層麵的。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休斯敦癌症中心教授張玉蛟告訴八點健聞，他自己和家人感染新冠一月後就恢複正常了，沒有殘留或出現什麽其他症狀。而他的感染過新冠的癌症病人們（基本是70歲以上），也很少有人主動跟他報告出現了其他的嚴重症狀。
“有些病人可能一個月以後還會有咳嗽，氣短等問題，但是這些病人本身就有退行性的基礎疾病，會隨著時間推移慢慢變差，有的甚至還是肺癌，所以很難說這些症狀究竟是什麽導致的。即便確實不如感染前，惡化程度也隻有一點點。”
多名公共衛生和醫學領域專家以及近期的科學研究強調，有據可循的長新冠症狀主要是因為肺炎及繼發的病理損傷，是器官損傷引起的。
但是，多數症狀與新冠感染史之間是否真的存在聯係？目前還甚少有研究找到生理層麵的證據。
沒有共識、沒有標準、沒有診斷，卻令大量感染者難以回歸正常生活
從人類疾病史的角度，某一流行階段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傳染病的終結，被感染圍繞著長新冠的未解之處是如此之多，然而目前，對於長新冠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冬雁無奈地向八點健聞介紹：長新冠目前甚至還沒有全球共識和統一定義，光是世衛組織和美國CDC的定義就各自不同。
2021年10月6日，世衛組織曾公布了“post COVID-19
condition”的臨床病例定義，其中，世衛組織認為，長新冠發生在有可能或確診新冠感染病史的個體中，通常在新冠感染出現症狀後3個月，並且持續至少2個月。
然而，美國CDC的文件卻指出，感染新冠病毒後至少四周（一個月），如果出現、複發或持續存在相關症狀，就可以認為是長新冠，症狀可能會持續四周甚至數月甚至數年。
不存在一個全球共識和標準定義，這從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對疾病本身的討論。
不過，世衛組織也曾為自己的判定打過一個補丁，即：符合時間要求的前提下，如果患者的症狀不能用其他診斷來解釋，就可以認為屬於長新冠。
這也表達了對於長新冠問題，部分醫學界“寧可錯殺一百不肯放過一個”的態度。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我作為醫生或者研究者，在給病人看病或做研究時發現，這個患者的症狀找不到別的疾病來解釋，但是這位患者又有新冠感染史，那我就會認為他是長新冠。”劉玨認為，依照目前的定義，長新冠的判斷大概類似有罪推定，如果不能排除，那便直接納入。
而對於長新冠的診斷標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係係主任張作風向八點健聞解釋：目前並沒有嚴格的評估和檢查，主要是基於自我報告。前述英國的長新冠感染者統計的數據來源同樣也是患者的自我報告，而不是醫生的明確診斷。
實際上，美國CDC也指出，目前沒有檢測手段可以診斷長新冠的狀況，因為人們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症狀，這些症狀可能來自其他健康問題。
換言之，自我報告的長新冠的症狀實在太過寬泛，甚至有些主觀。患者無論在感染新冠一段時間後出現了怎樣的不舒服或者疾病，都可以將其報告為長新冠。
劉玨向八點健聞解釋：客觀測量的結果一般是比較真實的，但部分調查采用患者自述的方式可能會存在混雜因素幹擾評估（例如回憶偏倚）。
“所以我們在高質量科學研究中會特別強調前瞻性隊列研究的證據，這也是國際頂級期刊會非常喜歡的研究設計類型，因為這種設計類型可以有效避免一些偏倚的存在，得出更科學的結論。”
而基礎研究的匱乏，缺乏生理學機製的解釋則是目前長新冠麵臨的另一個難題。
武漢疫情後，武漢大學中南醫院ICU主任彭誌勇團隊曾跟蹤隨訪100名康複危重症患者，隨訪3個月，90%的患者肺功能仍處損傷狀態，還有20％-50%的患者出現抑鬱狀態，病恥感更普遍，難以徹底回歸正常生活。
彭誌勇告訴八點健聞，經過一年的跟蹤隨訪，患者一年以後的肺功能狀況明顯好轉，約能恢複到健康狀態的80%左右，而這些患者持續存在的健康問題也主要集中在肺部。
因為肺炎及繼發的病理損傷導致的長新冠症狀，幾乎是長新冠中最有據可循的一種。而其他症狀，區分病理性與心因性往往就成了一大難題。
這也是目前讓全球研究者對長新冠感到頭疼的問題——基礎研究匱乏。因為患者自我描述的症狀很多時候與新冠病毒感染目前並找不到因果聯係，甚至可能是很多別的因素導致的。
劉玨解釋：從科學角度來看，長新冠在生理學機製層麵目前基礎病因研究證據還很少，部分原因也許是新冠流行時間還不足以觀察到更長久的科學證據，需要更長時間的科學觀察與積累。
而金冬雁則提到，對於個別症狀，很可能根本找不到什麽生理層麵的證據。大流行影響到了數以億計的人，個別的人有這樣那樣的表現，這太不足為奇了。
焦慮、疲倦、恐懼，傳染病大流行的社會後遺症
曆史經驗來看，傳染病暴發期結束，並不意味著疾病的終止，被感染者與人類社會，都需要經曆漫長的“後遺症”。
如今，從阿爾法到奧密克戎，流行毒株致病力不斷下降，危重症、住院群體占比不斷下降，但在全球感染者超5億之時，“新冠後遺症”自然地正在從感染者被損傷的肺部、身體、生活蔓延到群體神經中。
最初的“後遺症觀測症狀”還沒那麽到幾十幾百項那麽豐富，彭誌勇告訴八點健聞。即便在病毒毒力最強的武漢時期，在感染最嚴重的、需要插管的危急重症病人中，後遺症的問題也“沒那麽嚴重”，
一年的跟訪期結束時，大部分患者的肺部功能恢複了，“即便沒恢複的，也無需用藥”。
然而，令彭誌勇感到困惑和無力的卻是一些非生理症狀。跟訪的第一階段，團隊發現有20-50%的重症康複者出現了抑鬱，“有家庭因素，也有社會因素，比如，有人上班時，別人躲著他；有的人有心理陰影；還有一些老年人被家裏人要求不能抱孩子”。
而根據中日友好醫院曹彬教授團隊的跟訪，2年後，金銀潭醫院出院的病人中，依然有55%的康複者具有一種及以上長新冠症狀。
在長新冠感染者們的敘述中，這些症狀被具體為易疲倦、出現幻覺、“腦霧”、記憶力減退、心跳加速、呼吸不暢……在前述的英國200萬經曆了長新冠症狀的既往感染者中，超一半（56%）人正在為“易疲勞”所困，而有140萬人則認為長新冠對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產生了“不利影響”。
張玉蛟教授看來，確實需要關注“一些有基礎病的老年感染者或住院病人中是否會出現心肺損傷”，但這部分人群隻占5-10%的住院人群中的30%，在他周圍經曆過新冠感染的家人、醫生、病人中，隻有部分中老年癌症感染者會出現呼吸不暢的情況。
因而，張玉蛟提到：擺在流行病學家和醫生麵前的，是如何真正找到新冠後遺症，尤其是嚴重後遺症，這樣才能對症下藥。
而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看來，即便是病理性的後遺症也很難預測。
在他看來，一些與免疫係統有關的病理症狀也許會出現，“免疫反應本來就具有極強的個體差異性”，他以身邊的一位咳嗽了很長時間的同事為例解釋道，“可能是免疫係統反應過程中傷到了機體的呼吸道”，但如果出現咳嗽症狀，也無須緊張，隻需對症治療即可。
而對於急性感染期後的“長症狀”階段，他認為，可以通俗地理解為“病去如抽絲”，總要有個反應、恢複階段。
但對於大規模、集體性的疲倦、群體性應激反應與日益衰弱的社會神經，醫學專家們很難將這些非特異性症狀與病毒的某種機製嚴謹地相對應起來，而隻能理解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宏觀現象”。
但這不是新冠的專屬，而是傳染病大流行的必經階段。
在一篇《柳葉刀》的社論中提到，在1889-1892年的俄羅斯流感大流行中，也有一段長達數年的社會消化期。與“長新冠”相似，它的後遺症包括神經衰弱、“虛脫”、焦慮、妄想……這些記錄者既包括媒體、作家，也包括醫學專家，是一場和今天極其相似的社會反應階段。
甚至到了1890年代中後期，英國人開始將上升的自殺率、“無法恢複正常工作生活”無法解釋的慢性病以及諸多未解的社會問題統統都歸咎俄羅斯流感的流行。
身處社會漩渦中的個人很難完全訴諸理性，但張洪濤觀察到，“一些人已經習慣了感染後居家也能拿工資，因此不想複工”，而另一位專家坦言，“很難區分這些非特異性症狀與新冠的關係，這些普遍的焦慮和抑鬱不一定與新冠直接相關，或許與新冠流行已達三年的社會狀態有關”。
疾病的後遺症終將消失，但傳染病的流行與這個時代的社會病症正不斷發生著關聯和互動，並將封存成這個時代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