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狂想曲》
無論你持有什麽樣的立場、價值觀念或社會分析模型，大概都不能否定中國社會在過往四十多年中，在財富累積方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的相對強勁，一度成為對資本主義泥足深陷的一種嘲諷和反思。
這種成功在日常生活中的外顯，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中國消費者在全球範圍內旺盛的購買欲以及可觀的購買力。比如，曾經的香港，每逢黃金周，大街小巷裏擠滿了手提大包小包的大陸遊客。
很多本地人不單是對這些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感到驚訝，更重要的是，那種消費行為背後所浮現的對於打造美好物質生活的狂熱讓他們覺得陌生。那是一種經濟騰飛期的國民所特有的對未來的亢奮情緒。
相信對於大多數國人而言，逐漸走出匱乏時代所產生的滿足感，反過來又會更進一步地刺激對消費的熱情。這種負載著熱情的消費狂熱，很難說一定指向明確的“需求”。
千裏迢迢從日本背回來的馬桶圈、電飯煲，固然有非常實際的作用，但它們所指之處並不簡單是對生活的功能性改善。
消費意味著一種想象力，想象我應該以什麽樣的方式存在於生活世界當中。當消費的內容和方式成為標明“自我”的一個重要參照時，我們就已經看到了“消費主義”最惹眼的特征。
1.
無聲息的綁架：賺錢是為了花錢
年輕人對消費主義的反饋很矛盾。一方麵，他們都或多或少地知道現時代消費對人的捆綁，以及這種捆綁背後的意義偏離；另一方麵，他們似乎又覺得至少自己沒有完全被消費綁架。
很多人會說，沒錯，我的很多快遞到現在都還沒拆箱，但是我自認為自己還算一個理性的消費者，更不覺得靠買東西能顯示我的價值和身份。
公允一點說，很多年輕人確實沒有太多對品牌或者時尚的迷戀，不少人都比較樸素。
但值得注意的恰恰是這樣一點：當我們在人文社會科學當中提及對“消費主義”的反思和批評的時候，常常不是指那種一邊跑一邊任由春風掀起衣襟露出巨大logo的浮誇，也不是一個人刷爆十幾張信用卡，不斷地拆東牆補西牆。大多數已經脫離匱乏狀態的人都不會那麽赤裸地處理自己跟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
《打工狂想曲》
在我們的視野當中，“消費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恰恰跟它的隱蔽、曲折有關係。比如，你對未來生活乃至人生理想狀態的達成是不是可以轉化為一係列購買行為的達成？買什麽樣的房子、什麽樣的車子，喝什麽樣的咖啡，要把孩子送去學馬術還是編程等等。
“消費主義”的特征不是瘋狂，而是一種看似高度理性、自控的偏執。“我沒有昏頭，我知道我為什麽在這裏花錢”。“消費主義”是一種巨大的意識形態裝置，它不斷輸出對於意義、價值的判斷。更重要的是，它強調“購買”行為的唯一可行性。
也就是說，你要想過上什麽樣的生活，不管你做什麽工作，最後還是要落腳在你的消費選擇上。
在這樣的前提下，“自我”的未來取決於一係列“比價”，隻不過這裏的“價”不僅僅是貨幣數字意義上的價格，還包括對象之上附著的一係列象征含義。
工作和消費之間的聯係，用一種簡單的話說就是：我們上班掙錢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花錢麽？
所以，我們可以說，工作和消費常常形成一個閉環，工作的意義就指向工作之外的消費行為，而尚未達成，但已成意願的消費對象又是我們每天頂著黑眼圈在辦公室搬磚的動力之源。這個閉環本身也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自足的意義係統。
有時候我們會聽見有人抱怨工作的不如意，旁人或許會寬慰說：“先把錢拿到手，其餘的以後再說。”勸說的人當然不會假定抱怨的人是老葛朗台那樣的守財奴，隻要看著賬戶裏數字的上升就能產生巨大的滿足感。
這裏的“錢”指向購買力，而購買力則意味著對人生的適應力和掌控力。把消費看作是抵禦人生不確定性的一道保障，而對這種保障的反複確認，實際上又映射著在人生不確定性的圍堵之下既有意義體係的紛紛瓦解。
《打工狂想曲》
需要澄清的是，學界對消費主義的質疑既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抨擊，也不是吃不到葡萄的扭曲。在上述困境當中，我們看到的是現代人的無奈，甚至是些許悲壯。
著名的社會理論家齊格蒙·鮑曼有一本引發討論的書，叫《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2017年，91歲的鮑曼安詳去世，留下了超過五十本著作，其中很多都與現代性（modernity）有關。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不厚，卻是鮑曼晚年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的書名雖然叫《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但客觀地講，鮑曼在這本書中一直把“工作”當成障眼法，他真正想說的，還是現代性問題，具體說來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形成的現代性的最新版本。
在學術上，可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時代”。比如全球化的程度更深，福利國家的全麵退場，全球資本流動所造成的產業重新配置。雖然鮑曼討論問題的語境是西方社會，但是他所勾勒的景象，在某種意義上正在成為我們想象明天的範本，所以他的批評或許有助於我們擺脫一些迷思。
正如書名所示，這本書談了三個方麵的內容，“工作”，“消費主義”以及“新窮人”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三者之間的關係，所謂“新窮人”，就是喪失了工作機會甚至失去了工作意願的絕對弱勢群體，他們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是附著在社會機體上的寄生蟲。
他們的不工作、不想工作，是一種近乎於生理學意義上的本質缺陷，而這種缺陷又使得他們完全無法加入人類社會“生產-消費”無限循環的遊戲。所以，他們最主要的“罪狀”並不是躺平，而是對建構“美好生活”沒有意願。鮑曼非常赤裸地把這些人稱之為新時代的“廢品”。
這種看法是怎樣形成的？它給整個社會帶來什麽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從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出發去討論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走向問題？鮑曼真正想要處理的其實是一些很宏大的問題。
鮑曼提醒我們，現代性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一種很奇怪的想象，它沒有一個完成的標準。所謂“現代”，永遠指向“過往”，隻要有“現代”，就一定會生成相應的“過往”。
現代性就是不斷地以“現代”之名對“過往”發起清算，曾經非常前衛的東西，假以時日都經不起這樣的審視，淪為需要被革除的舊事物。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所塑造的現代性就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2.
工作，“螺絲釘”的自我修養
我們現代人大都會認可“工作”的必要性和意義感。往小了說，不工作沒有飯吃；往大了說，不工作社會難以發展。我們或許會在潛意識裏認為這是開天辟地以來的公理，曆來如此。
但是鮑曼提醒我們，不，這種戒律式的工作倫理實際上是現代性的特征。這並不是說前現代的人就可以隨意犯懶，隨意躺平。
鮑曼強調，在現代性工作戒律當中有兩個麵向很重要：第一，我們必須做“別人”認為有意義的工作，以此來換取報酬和承認；第二，工作的目的是盡可能地獲取積累和增值，以便過上“更好的生活”。一個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人是可恥的。
將這兩點綜合起來看，現代性的工作戒律實際上從根本上改變了手工時代人與工作的關係，一個人的工作不再是對他自己“有意義”的事情，工作的意義生成係統變成了一個外在的機製。
當第一批失去土地進入城市工廠的勞動力出現之後，人類的絕大多數工作都不再跟個體生命意義發生關係，你需要把自己“交出去”。
這樣一種工作倫理，實際上不再強調人的特殊性，尤其是手工時代工匠或者勞動能手們在各自工作中所表現出的那種個體性和自由度。
《打工狂想曲》
我們今天喜歡說“匠人精神”，一提這個詞就會配上一個白發老者沉靜地坐在工作台前手持工具恭恭敬敬的插圖。這恰恰是對匠人的誤解。
匠人當然包含著踏實認真，但更包含一個人對某種技藝的掌控、理解、再創造。真正的匠人往往很有“脾氣”，他跟自己手藝的關係很複雜，一方麵尊重規律，另一方麵又持續性地在探索前人所未能抵達的地方。在前現代的工作狀態下，個體對工作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著名的哲學家密爾曾經感慨，資本主義工廠裏機器轟鳴，但是工人們正在失去精氣神，他把這個歸結為人的衰落，但是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工作狀態本身發生變化的結果。在機器大生產時代，人被看作是齒輪而不是獨特的勞動者。
以前我們聽過一句話，叫“做革命的螺絲釘”，其實深究起來這跟具體的政治主張沒有關係，而是現代性本來就倡導的題中之意。事實上，現代性始終包含著一種對於“人”的改造的衝動，哲學家邊沁就認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功能就是改造人，改造人在傳統時代所累積下來的各種劣根性。
所以，鮑曼認為，現代社會存在著第二條生產線，這條生產線負責生產“工作的人”。鮑曼在這裏認同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觀點，現代社會的這套工作倫理是滲透進入家庭，從家庭開始“塑造”準備進入工作的人。
“要麽工作，要麽死亡”，“不勞動者不得食”，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地理解為幹活換取工資，而是要進入一套社會分工，把自己交付給社會，同時必須按照累積的原則為未來奮鬥。
3.
消費，自我確認的手段
鮑曼把上麵這個階段看作是現代性的第一階段，是一個“生產者社會”，接下來進入的一個新的階段是“消費者社會”。這個轉型的原因比較複雜，鮑曼介紹了一些政治經濟方麵的結構性問題。
其中比較突出但是鮑曼沒有專門總結的一點是：現代性一方麵要求人最好像齒輪一樣，即插即用，隨意調換；另一方麵，現代性狀態下的人，在失去了穩定的社會定位之後，迫切需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
所謂“社會定位”就是我們確定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這個位置對於自我確認很重要。比如在鄉村社會裏，很多人不是他自己，而是“XX他娘”，“XX他爸”。“你是誰”這件事是由你在社會網絡中的定位決定的。
大家設想一下，一個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浪到都市，進了工廠工作。在這個陌生的地方，親族、地域、鄰裏都不再構成他表達“我是誰”這個問題的起點。現代性伴隨著個體主義的興起，而個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能夠尋求回答“我是誰”的答案。所以現代性的個體是一個選擇的個體，選擇成為什麽樣的人。
“選擇的人”就是消費者的最初模型。鮑曼提醒我們注意，大生產是集體性的，因此它很難提供個體性的答案，所以逐漸的，工作很難再定義我們的身份。
比如大家設想一下，我們這個社會可能有幾千萬人“在財務部門工作”，所以這個特征實在是不能夠讓個體脫穎而出。這個時候，消費出現了，消費提供無限多可以自由組合的選項，而且都建立在我們自己“選擇”的基礎上。
所以，所謂消費主義或者消費者時代，重要的不是消費，而是選擇，我們堅信通過選擇這個指向性非常明確的動作，可以凸顯我們自我的個性，進而回答“我是誰”的問題。
《打工狂想曲》
消費地位的提升反過來又促成了“工作”的轉變，人們對工作的評判也開始變成一個自我選擇的美學問題。
按道理講，工作沒有貴賤，自己適合、願意，就是合適的工作選擇。但是如果用選擇的標尺來看，好的工作應該遠離生計所迫，應該更強調帶給工作者本身的“內在體驗”。
一個在碼頭扛大包的人，他有什麽選擇呢？他得吃飯啊。但是一個設計師，一個歌手，他們的工作好像跟天賦、跟個性有關，不是單純為了混口飯吃，而且這些工作多風光，每天都在“創造”，每天都在“體驗”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風景。
我們身上背負著雙重枷鎖：一方麵要能夠去消費，用消費彰顯個性；另一方麵，雖然掙的都是錢，但是高下有別，如果是不體麵的工作，掙錢也沒用。
這是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無解循環：首先，這個世界上隻有少數“個性化”的工作是體麵工作，能夠獲得不錯的收入；其次，隻有工作體麵、收入體麵的人才有可能通過消費掌握對生活美學的定義權，而這種定義權又是標識“我”之特殊性的一種至關重要的意義來源。
這樣一來，就好像是代入公式一樣，我們所能夠得出的結論是：隻有很少數的人可以靠工作建立自我定位，而大多數人在工作這一關就徹底失去了入場券。
徘徊在“酷工作”之外的人們隻能徒勞地跟隨花樣無窮的消費遊戲，因為消費遊戲的規則是那些可以“定義”何謂“有品質的生活的人”所決定的。
4.
“新窮人”，資本遊戲中的淘汰者
所以，鮑曼所謂“新窮人”就是無法參與消費遊戲的人，是沒有能力進入“生產-消費”這個物質和文化意義雙重循環係統的人。
資本是真正的“全球公民”，它們忽而看重越南胡誌明市的勞動力儲備，忽而可以卷起鋪蓋殺奔經濟形勢向好的盧旺達。資本的這種“靈活”所造就的結果是讓全球大多數勞動力陷入一種本質意義上的不確定性當中。
曾經，一家企業在某地發展，漸漸可以成為造就地方上幾代人生活福祉的力量。但是現在，對不起，十年太久，甚至五年都太久，它隨時在測算利潤率，一旦稍有不如意就拋棄地方和人群。
資本隻需要對利潤負責，而不會顧及人的長久和穩定。所以，一旦資本離場，我們就會目睹大量的人陷入無依之地。地方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造血機製，就會迅速朽壞。電影裏的流民，隻是這其中最為極端的狀況。
鮑曼敏銳地指出，我們現下所持有的一種觀點，是不再把勞動力看成是良性生產要素。“人”其實是一種隨時可能成為累贅的東西。
以前我們把丟失工作叫做“失業”，言下之意是暫時失去生計的人，但是現在，我們在描述經濟問題的評論中，常常可以讀到學者們以讚賞的態度談及企業通過裁員的方式排出“過剩”的人力。這些人也許勞動技能並不差，性格秉性也都是良善公民，但是在效率的標尺之下，他們統統是“剩餘”。
《花束般的戀愛》
相信大多數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人，還沒有墜入趙婷鏡頭下的那種境地，但是我們在各行各業都隨時有可能成為“剩餘”。
在很大程度上說，你是否成為“剩餘”，並不取決於你的工作質量，而是被所謂利潤曲線所支配。一個單親媽媽、一個酗酒者、一個從墨西哥偷渡來的打黑工的移民，他們之間或許經曆迥異，但是一旦被作為“剩餘”排出，他們就是同一類人，一種“廢棄物”。
美國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有一本非常精彩的書叫《掃地出門》，他關注的是美國的住房問題，尤其是那些因為難以繳納房租而不斷地被驅逐，始終為了一塊落腳地而疲於奔命的人。
在書裏麵，德斯蒙德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他發現，很多人之所以陷入住房問題的惡性循環，其實都源於一次或兩次短暫的人生困頓。
從這些人的生命史內部來看，這些困頓在當時甚至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卻因為沒有相應的製度支持而不斷惡化。通俗地說，這些人如果當時有辦法喘口氣，或許很容易就可以回到正軌，但是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
很多美國人認為這些拖家帶口四處求人，隻為一小塊容身之地的人對自己不負責任。但是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隻是因為偶爾的不走運與結構性的困境疊加在一起，從此便萬劫不複。
鮑曼對此有同樣的發現，他在書中很細致地介紹了西方“福利國家”製度的瓦解。所謂“福利國家”可以理解為一種兜底機製。
福利國家的政策有很多，但它的基本假設是，當國民陷入困境時，幫助他們托住生活，不讓他們繼續墜落，他們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工作當中。
在這裏，福利國家仍然尊重現代性工作倫理的要求，既然工作非常重要，那麽國家的義務就是保持人們找到穩定工作的可能。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英美兩國率先放棄了這種假設，其理論假設就是“點兒背不能怨社會”。我們所有人都是有獨立選擇能力的個體，你自己的人生失誤當然要由自己買單，關國家什麽事？
這樣一種把人的困頓解讀為“選擇失誤”的策略，成功地改寫了現代性工作倫理的內核。
《花束般的戀愛》
在現代性的第一個階段，工作倫理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出去工作。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消費者時代，一個人的失業首先被理解為他的選擇失誤，進而可以懷疑他是不是天生好吃懶做。
工作倫理的內容沒有變化，但卻變成了一種對內在道德品質的懷疑。在結構上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不但要承受實際的後果，還被迫要證明自己的內在“屬性”沒有問題：“相信我，我並沒有不想工作，我在找，在找……”
鮑曼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裏談論了與新窮人群體有關的諸多問題，一路延伸到對整個西方世界喪失自我反思能力的批評。身處中國，我們和鮑曼的語境之間存在一定差異，但是他所揭示的不穩定工作製度和消費遊戲之間的關係，是值得我們引以為戒的。
或許有人會預想，對消費主義的批判，大概就是“斷舍離”或“管理你的欲望”之類的陳詞濫調，但是很顯然，鮑曼的思考沒有這麽簡單。
他仍然站在現代性反思的角度提醒我們：如果說在生產者時代，工作律令尚且以一種強迫而霸道的方式督促我們出去搬磚，那麽到了消費者時代，工作律令引申出一種更加無理的判斷模式，它一方麵仍然強調“為他人工作”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麵卻又貶低大量基礎工作，認為身處其中的工作者廉價、低效、隨時可以被替代。
在引入“消費”這個更難以捉摸的遊戲規則之後，我們一邊忍受著就業的嚴重不穩定，一邊又必須向世界證明自己仍然在為美好生活“奮鬥”。
躺平？不可以，這是一種徹底的不負責任，是一種精神上根本缺陷，你連自己都不關心，怎麽能指望別人看得起你？
尾聲.
《打工狂想曲》
我想用一個有些悲傷和無奈的案例結束今天的討論。
幾年前，媒體爆出了所謂“裸條”事件。很多不法借貸者，要求年輕女孩以露骨照片作為借款的抵押，很多人難以按期還款，他們就以此相威脅。
新聞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解，因為這些借款大多都隻有幾千塊。真的有人會為了幾千塊錢冒這樣的風險嗎？
那時我剛剛結束在華北一個三線小城的田野調查，我接觸過很多非常普通院校的大學生，以及收入低階層群體。他們的生活費或工資一般就是每月兩三千塊。這意味著很多人需要月複一月的精打細算。
也就是在這樣的群體中，你很難想象一款新手機能帶來的滿足和社會承認，很難想象它對於“美好生活”所能帶來的改變。那些受到脅迫的女孩們，她們的工作，她們的大學生身份，與此相比都顯得寒酸。
所以，真的，真的會有人去冒這樣的風險。
鮑曼沒有像人生導師那樣教導我們“過一種極簡的生活”，他想要表明的是：在一個本身就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狀態下，我們既要反思誰把工作說得一文不值，也要警惕，不要認為你所有的價值都體現在你所能搭建的那個物質世界之上。
“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比消費明細要複雜得多。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