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個截圖,有點讓人哭笑不得。

最有意思的是,這是一個來自武漢的同胞自救群,而疫情最初就是武漢開始的。
武漢敲鑼女在陽台上嘶啞的呼喊,曾經多麽觸動人心,但是在她的問題解決後,她就和幫助她的輿論劃清界限了。
這個聊天截圖所透露出來的觀念也是一樣的:如何在保持正能量的前提下解決自己的困難?同時,他們還對記者表示了警惕和蔑視,“他們隻在乎流量”……
這對記者有著真正的誤解。如果記者真的在乎流量,大量滲透到群裏去打探消息,就不是現在這種情況了。
在一個媒體人群裏,有人轉發了關於三亞的消息。是一個遊客的控訴,大概是說不能離開,也不能到酒店的遊泳池和健身房,更不要說沙灘了。而繼續住酒店,則是“門市價的半價”,而不是自己訂單的半價。
群裏有兩個海南的記者。他們沒有提供更多消息,而是對有關情況作了解釋:三亞和海南已經做得不錯了,換別的地方也差不多。
他們沒有說錯。別的地方發生疫情的時候,其實也沒有多少故事可講。以我所在的成都為例,不管是“省上媒體”還是“市上媒體”,除了發布每天的疫情通報外,沒有任何自己采訪的消息。
昨天,我隻看到一個“同行”在努力。他是一位在校大學生,在某機構媒體實習,在群裏問“有沒有朋友正在三亞旅遊”?這是一個媒體人最樸素的做法,找幾個正在三亞旅行的人,講述一下他們的故事。
這種衝動和天真,是記者最基本的素養,但是這種天真已經基本消逝了,隻在還沒有真正入行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一點點。
當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好多談。我在這裏隻提一個趨勢:大城市的媒體,正在和自己所在的城市脫離。
上麵提到的兩位海南媒體記者,就是例子。他們的第一反應,是為自己所在的城市辯護,而不是試著去多了解一點,多講述一點。這是記者和所在城市的“新關係”,他們可能更關注天邊遙遠的事,而不是關注本地故事。
就在不久前,某知名媒體的本地新聞部解散了。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轉型了,換一個名字;或者再虛偽一點,稱之為“升級”,但是核心事實就是,都市報時代的“本地新聞”,已經成了過去時。
一方麵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困擾。一個地方發生了新聞,很快就有普通市民發在社交媒體上,甚至上了“同城熱搜”,而“機構媒體”很難有所作為。常見的是跟進式報道,辟謠,或者解釋一下。
另一方麵,則是媒體本身在轉型過程中的迷失。地方媒體的大客戶,已經從過去的房產、汽車變成了地方政府,媒體成為城市營銷的一部分,先是某個部門,然後是整個機構,最終是人心——他們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審視自己所在的城市。
這種變化甚至重塑了記者群體的觀念,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變成“護城寶”,而不是城市的觀察者和監督者。所以,不要太害怕拉記者入群,他們也未必入群;也不要擔心他們追求流量,他們也不太在乎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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