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一粒沙:一個高溫作業工人死在出租屋裏

浙江餘姚最熱的這天夜裏，34歲的裝卸工人張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裏。他沒有驚擾任何鄰居，也沒有向外撥出一次求救電話。

個別工友反映，早在出事前兩天，7月12日，張公前就已有中暑症狀，“熱得難受”，想休息，但帶班說請假要扣工資。於是，他在39℃-41℃
高溫下又連著加班了兩天。餘姚西貨運站的監控，留下了他最後的身影，吃力幹活的身影。

這位工友眼中的老實節儉、勤快能幹的年輕人，多年用一身力氣撐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如今他的死，成了這個家庭爭取賠償金的唯一籌碼，而在談判桌上，他所實際就職的杭州灣物流公司，不承認“工傷”一說，一度隻願出於“人道主義”補償喪葬費3萬元。

半個月後，張公前的遺體被火化後帶回了安徽蚌埠老家。張公前究竟是怎麽死的？生前經曆了什麽？家屬最終也沒討到一個說法。

他是從冰櫃最下麵一格被拉出來的。劉紅俠遠遠看了一眼，就崩潰了。五天前，她和女兒還跟丈夫視頻聊了近一小時，整個人看著好好的，“跟孩子有說有笑”，怎麽再見到就變成了這樣？

7月15日早上七點多，正在超市上班的劉紅俠接到丈夫弟弟張小浦的電話，立馬回電追問傳信的工友，對方隻說，現在什麽都別問，趕快來人。劉紅俠以為丈夫幹活受傷住院了，她和幾個親友急忙駕車從蚌埠老家出發，中午過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劉紅俠如雷轟頂，哭暈了過去。

傍晚抵達餘姚市陽明派出所時已過了五點半，民警已下班。之後他們跑了殯儀館，去了張公前的出租屋，找了他的工友，隻從三個人那裏打聽到，張公前被發現死亡的前一天加了班，有出現中暑、暈厥的情況，沒有就醫。

但這三人均是貨運西站其他線上的工友，並非親眼所見，隻是事後聽說的。而與張公前一條線上的工友，要麽否認上述說法，要麽表示不知情。劉紅俠曾用丈夫的微信從工作群裏加一位知情的工友，第二天發現丈夫的賬號被踢出了群，此前加了好友的幾位工友也把他刪了。後來，其他線上的工友也不大願意說了。走訪期間有個工人說，張公前那條線幾乎都是帶班人的老鄉和親戚，“有些人包庇，不敢說的。”他也被人警告過不要多事，小心老板找他麻煩。

家屬們也谘詢了多位律師，律師表示要搜集證據，證明張公前在工作期間發病，且在48小時內死亡，即可認定為工傷。搜集證據有三個方向：一是證人證言；二是屍檢查明死因；三是工作場所的監控。在“什麽都不肯說”的工友麵前，他們無計可施，一度寄希望於警方出具死因證明和調取監控。

但接警民警童明達多次向家屬解釋，當天出警後勘查了現場，做了表麵屍檢，已排除他殺和刑事案件可能，警方便無義務繼續調查，後續要找相關部門；而表麵屍檢無法明確死因，如要解剖做理化屍檢，家屬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機構。

之後，家屬谘詢了浙江中和司法鑒定中心，對方表示死亡原因鑒定一般寫器官衰竭之類的直接死因，至於能否定性為熱射病，要看相關症狀是否明確。熱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於暴露在高溫高濕環境中人體控溫係統失效，導致核心體溫超過40℃，伴有皮膚灼熱、暈厥、多器官衰竭的高致死率疾病。

發現張公前簽了勞動合同和交社保後，他們還谘詢了餘姚市社保局、寧波市第一人民醫院職業病診斷辦公室，前者答複既非上班時間、上班地點，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無法申請工傷鑒定；後者則明確說，即便做了理化屍檢，確定死因是熱射病，也無法直接歸咎於工作單位和工作環境，“職業病診斷實際上是要求國家工傷基金來賠償，這個是有限製的，一定要在工作當中（發病）。你申請可以，但我們肯定給你打的是無職業病中暑。”

一開始隻想查明人是怎麽死的，問了一圈下來，劉紅俠猶豫了，理化屍檢要從頭、胸、腹全套解剖，“我不忍心動他”。其他親屬也認為，既無法認定為工傷或職業病，便無必要去打擾死者。劉紅俠心裏亂得很，“打官司如果有勝算的話，我也可以打，我們收集這麽多天，一點證據都沒有。”

“走哪條路都走不通。”張小浦想得更明白，人都不在了，家裏以後還要生活，最重要的還是盡可能多要一點賠償，“公司怎麽樣都有責任，簡單一句話，在這裏跟他幹活出的事。”

杭州灣物流公司的老板自始至終沒有露麵，隻派了一個職位不明的代表“小桑”與家屬接觸。

7月19日，在警方和街道的調解下，家屬與小桑進行第一次談判。劉紅俠記得，全程不到一小時，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說，另三方不怎麽發話，互相之間倒是用當地話說了不少，但他們聽不懂。提出60萬賠償時，街道的人講了一句：你要這麽多錢有什麽依據？小桑則替公司表態：可承擔小金額的喪葬費，但不接受以“工傷”為由索賠，請家屬繼續走法律途徑。

7月25日第二次調解，家屬將賠償金額降至32萬，小桑表示公司隻出3萬元，他們憤然離席，街道的人讓雙方各退一步，小桑出去給老板打了幾分鍾電話，結果與上次無異。

彼時張公前已在殯儀館放了10天，家屬也跑了10天，處處碰壁，最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劉紅俠每天一出賓館門，就感覺喘不過氣，頭暈到幾乎站不住，隻能強撐著，告訴自己不能倒下，“不能添亂”。

這邊事情毫無進展，家裏那邊也讓人焦心。8歲的女兒托給同事照看，在陌生的環境裏，孩子哭鬧了一晚上，她開視頻哄了一小時才睡著。

劉紅俠母親是聾啞人，獨自在家，心智相當於三歲小孩，不會做飯。劉紅俠每天看家裏監控，看有沒有人給母親送飯，結果經常看到她站在家門口左右張望。上一次自己這麽長時間沒回家，是春節前父親住院去世的時候。她估計母親心裏大概有個數了。

7月22日，到餘姚後第7天，劉紅俠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餘姚西貨運站。下午4點，日頭依然毒辣，空氣像是被炙烤過，詢問工友無果，她無力地靠在牆上，看著他們汗流浹背地裝貨，出了神。

“特別心酸。”她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麽樣的，隻聽他說過搬的是插排、燈具、衣服之類的，但出事後看他工作群裏的視頻，都是冰箱、空調這些大件的重家夥。

■工人在火車上裝貨。

“一般小夥子吃不了這個苦，受不了這個罪，都是40多歲以上的居多。”張公前的表姐夫徐廣田今年51歲，以前是幹工地活的，這幾年也在貨運西站工作，6月下旬因病回了老家。他說，裝卸工流動性大，“幹幾年的基本沒有”，很多人到這兒幹一陣，覺得累、工資低，就走了。五六年前，張公前由他介紹來這裏幹活，一直幹到現在，工資從最初的四千多漲到六七千。

張公前吃苦的勁兒，從小就練出來了。他小學三年級輟學，家裏四個小孩，作為老大，他常跟著父母下地幹活。

再大一些，張公前到鎮上的木板廠做學徒，20歲出頭，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在浙江義烏一個飾品廠上班，每月工資一千上下。那時家裏開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他自己也沒少發愁。

■張公前（右二）與弟弟張小浦（右一）和從小玩到大的鄰居合影。

好在這份踏實，被劉紅俠一眼相中。那時她父親因車禍臥床，哥哥在海南開船，常年不在家，家裏因此考慮招婿。兩家相距不遠，張公前父母也同意他做上門女婿。兩人談了兩個多月就結婚了。

“這個人特別暖。”劉紅俠說，她生女兒是剖腹產，坐月子不能動，不能碰水，丈夫專職在家給她做飯，一人承包了所有家務，小孩尿布也是他洗。

去年年底，劉紅俠父親患癌住院，張公前趕回家，本想照顧老丈人，但因“黃碼”得在家隔離14天，沒想到沒過14天，人就走了。劉紅俠失眠了好一陣，他一直在旁默默安慰。

張公前在外輾轉打工多年，一有假期就會回家，他不抽煙不打牌，就在家陪孩子、分擔家務，偶爾一家人出門溜個彎，去縣城逛個街，生活簡單而知足。

■張公前與劉紅俠的結婚照。

自從張公前在貨運西站幹活，就很少回家了，請假要扣工資。

兩人都空閑時，多是開視頻聊天。劉紅俠常叮囑他，幹活要是太累太熱，就請假休息，大不了少天工錢，他每次都答應，但不一定會這麽做。自打結婚，張公前對錢就很在意，“為這個家”，能掙多掙，能省則省。像在出租屋裝空調這個事，她知道“說了也不會去買”。

張公前在離貨運西站不遠的豐南村租了一個瓦房單間，房租200元，除了床，家電家具都得自己配，他沒裝空調，隻買了兩個小風扇。房東記得，幾年前他表姐夫帶他來這裏租房時，他不怎麽說話，身上估計沒錢，房租沒交，連被子也沒有，不知從哪裏撿來別人不要的被子蓋，表姐夫一說，才扔了。

■張公前的租屋（右邊第一間）。

■張公前租屋室內。

住他對門的前工友劉濤說，張公前連吃飯都很節約，很少買肉，去年冬天他一個蘿卜吃了一天，吃完蘿卜，還用醃蘿卜的汁拌麵條吃。平時他還會在貨運西站撿些廢鐵皮，用電瓶車一點一點帶回來攢著，每個月能賣兩百多塊錢。

張公前的“摳”隻對自己，對家人卻很舍得花錢。劉紅俠說，女兒要什麽他買什麽，在家常常騎電動車出去轉一圈，孩子手裏就會有點兒吃的玩的。今年六一兒童節，他還給女兒買了一個比她還高的兔子玩偶，女兒每天都抱著它睡。

每年情人節、520、母親節、生日，張公前給妻子的禮物都不會缺席。去年情人節，超市人很多，劉紅俠正在收銀台忙著，丈夫突然帶著女兒出現在眼前，把藏在背後的鮮花拿出來，遞到她麵前，說：“老婆，情人節快樂。”講到這裏，劉紅俠用手輕輕揩掉了眼角的淚。

到餘姚的第三天，確定警察不會再調查後，家屬又去了一躺出租屋，把張公前的手機拿出來。劉紅俠不知道密碼，就用自己的試了一下，竟然打開了，那一刻，她冥冥中覺得是不是丈夫想最後給她一點兒線索。打開手機後發現，7月14日夜裏11:18，張公前的帶班汪買慶給他打了一個電話，響鈴53秒未接，緊接著又給他發了兩條微信語音，說覺得不舒服就去開點藥吃，假如是感冒就開發燒藥。仿佛抓住一根稻草，家屬去問律師，但律師說這不算什麽證據，希望“又破滅了”。

7月22日，家屬去貨運西站問汪買慶，對方還是堅稱14日張公前沒有中暑，也不知道他舒不舒服。家屬質問：“那你怎麽會給他發消息？”汪買慶支支吾吾說不清楚。

張公前死後不久，左鄰右舍就都搬空了，隻有他的租屋仍是原來的樣子：電飯煲裏剩了一點飯沒吃完，砧板和碗沒來得及洗，冰箱裏放著一盤炒好的菜、四瓶啤酒、幾條辣椒和一根西葫蘆，冷凍層凍了8瓶水，應是準備帶去上班喝的。妻子給他買的新衣服和新鞋子不舍得穿，一直放在枕邊。牆上掛著的藍色雙肩包，是他2月份離家時背走的。

■張公前過完年離家時背的雙肩包。

劉紅俠記得那天早上5點起來，送他到村路口坐大巴，他背著這個雙肩包——包裏塞滿了自家種的花生，拉著行李箱，手上還拎著她準備的麵包、零食和水。他要趕一天路，去開始新一年的勞碌。

今年春節後回到餘姚，張公前換到了杭州灣物流公司承包的川渝線，跟著貴州人汪買慶幹。劉紅俠說他本來不想換的，因為原來的工資也有六七千，但汪買慶一直勸他來，說這邊工資開很高，保底八千，上萬都有可能。張公前想多掙點錢，也不太會拒絕人。

雖然沒跟表姐夫一起幹了，但兩條線距離很近，彼此幹活都能看見。徐廣田說，他們這條線活少，8個人，每天裝三四個車皮，下午五六點就下班了。張公前新換的這條線，10人左右，忙時一天要裝七八個車皮，從早上8點一直幹到晚上11點。“這個人手是不夠的，因為高溫期，幹一會兒得喝點水。”人少就不可能多休息，當天的活必須幹完，火車到點準時拉走，貨沒裝完要罰款。

一個車皮560元，幾個人幹幾個人平分，張公前曾對劉濤透露，幹得好的話一天能掙三四百塊錢。徐廣田說，張公前比較憨厚，“什麽雜活都幹”，休息的時候不多，一般喝了水就回來了。同樣在隔壁幹活的董宇也誇張公前勤快忠實，幹活不會偷懶。

6月中旬開始，活兒漸漸多起來，天氣也一天比一天熱。出事前，劉紅俠總聽丈夫提起，這段時間好累，活很多，太熱了，衣服都不帶幹的。

劉濤回憶，出事前大約四五天，張公前賣廢鐵叫他幫忙，他當時就勸他裝個空調，“我說那麽熱，房間都不能進人，你一天掙那麽多錢，還省那麽狠幹嘛？他說老婆快生了，過幾個月要回家，不安空調了，過幾天買個大的冷風機。結果沒有等到買大冷風機。”

不知劉濤聽錯了還是記錯了，劉紅俠並沒有懷孕，但夫妻倆的確打算生個二胎，讓女兒有個伴。

另一個住在附近的前工友付紅軍，在出事前兩天，聽張公前說過熱得不舒服。他不確定是7月12號還是13號，這兩天餘姚最高氣溫都是39度，張公前的工作量也差不多。他的記賬本上寫著，7月2日至10日，他們10個人裝5-8個車皮不等；7月12號隻有8個人，裝了7個車皮，每人得490元；13號也是7個車皮，9個人裝，每人435元。

■張公前7月記的工資賬本，14號那天晚上他沒有記賬。

付紅軍回憶，那天晚上下班後，約摸是睡覺的時間，他拐去張公前屋裏串門，張公前正在喝啤酒，吃炒西紅柿，“他還叫我注意一點，說天氣太熱，熱得太難受了，我說太難受你就停掉，我都休息兩天了。”張公前沒有應他。

董宇事後聽跟張公前一條線的工友說，他前兩天就有點中暑了，本來想休息，但帶班不讓他休，如果休息要扣掉三天的工資。董宇說，他們一般“不敢請假”，尤其是貨多人少時間緊張的時候，“多招幾個人不可能，每個老板都是算好的。”像董宇這條線，本來是6個人幹的活，隻招了5個。

董宇說，幹這個活很容易中暑。7月24日，他有個工友中暑嘔吐，就跟老板請假回去了。“以前他也不敢請假的，發生了這個事，我們老板也怕起來了。”還有一次，董宇裝完貨，累得直接躺在火車上，老板“嚇死了”，以為他中暑倒下了。

張公前去世後，董宇的老板給工友買了防中暑的藥，“以前都是自己買的”。徐廣田說，有的老板夏天會給工人買水和防暑藥，發三個月高溫補貼，有的老板什麽都沒有。張公前的工友羅剛說，老板有買防暑的藿香正氣水放在辦公室，出事前四五天張公前就喝過了，但他喝不下去，一喝就吐掉了。汪買慶則說，7月14日張公前說太熱了，他叫張自己去買點藿香正氣水來喝。

張公前事件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現在董宇的老板看他們裝貨滿身是汗，會主動叫他們出來休息一下。火車裏四麵都是鐵皮，中午最熱時，外麵氣溫40℃，“在裏麵光待著不幹活，汗都流得不得了，晚上在裏麵裝貨，衣服也一直是濕的。”

當貨車和火車都來了，有人負責從貨車上卸貨，有人負責開叉車運貨，有人負責在火車上裝貨，而張公前基本都在火車上裝貨。貨場裏到處是監控，對準了每一個裝卸點。劉濤提醒家屬去看監控，“說沒加班都是假的，隻要監控調出來，什麽事情都明白了。”

曆經多日的請求後，家屬終於在第二次調解的前一天，看到了7月14日張公前工作時的監控。這一天，餘姚市氣象台發布了高溫紅色預警信號，最高氣溫達到41℃。《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日最高氣溫達到37℃以上、40℃以下時，用人單位全天安排勞動者室外露天作業時間累計不得超過6小時，且在氣溫最高時段3小時內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業。

根據家屬看監控的筆記，大致還原張公前生前最後一天的勞作：

8:33，前一天加班到近晚上11點的張公前騎著電瓶車到達貨場，5分鍾後開始幹活。除了9點多到10點多近一小時沒貨及中午吃飯時間，張公前白天都在卸貨，一般幹幾分鍾到二十幾分鍾不等，便消失在監控裏，休息幾分鍾到十幾分鍾不等。

下午開始顯露疲態，18分鍾內休息四次：15:18至15:40幹活，休息了17分鍾；15:57貨來了，張公前扶著腰緩慢走向卸貨點，開始幹活；16:04坐在貨車上，休息了一分鍾繼續幹；16:11原地蹲下休息，16:12繼續幹活；16:14又撐在貨上休息了一會兒；16:15，貨還沒卸完，別的工友還在幹，張公前就離開了，往休息室方向走去。

“這哪裏正常？”董宇說，正常情況下，必須把一車貨卸完才可以休息，除非身體不舒服。跟他一起幹活的工友裏，唯一一個願意說點什麽的阿斌在7月22日告訴家屬，當天他摸了張公前的身體，“燙乎乎的”，感覺到他人不舒服，“我說你去醫院看一下，他不去。”

僅僅過了8分鍾，張公前又開始幹活了。直到18:11，拎著水瓶騎電瓶車回出租房吃飯。18:58，騎著電瓶車過來上班。

19:12，在火車上裝貨。由於車廂門較小，監控拍不到裏麵，隻能偶爾看到他露個身影。19:24，走路依舊扶腰。19:57開始，張公前一直在火車裏幹活，20:54從車廂下來，癱坐在地上，隻坐了40秒，起來又進車廂了。

21:38，火車差不多裝滿了，其他工友陸續離開，張公前留下來封火車門。徐廣田說，每次都是他封火車門，他是最後一個走的。封門的時間是22:02，調取的監控到此為止，家屬沒有看到他是什麽時候、如何離開貨運西站的。

那天晚上10點左右，董宇下班經過，看到張公前在第三個車皮裏，貨裝好了，他靠在貨上休息，董宇看到他臉色發白，便說：“你白天幹，晚上幹，能吃得消？”要是以前他會說：“你滾蛋，下班去！”“精神頭很大的”，但那天晚上他沒有答話，“我覺得他人就不對頭了。”

劉濤說，張公前死後，大家在後麵議論，都說他傻，不舒服要回家，要是去了醫院可能什麽事也沒有，或者“死在西貨站裏，什麽問題都解決了”，偏偏“死在了租房裏”。

那天晚上，劉濤在屋裏開著空調沒出門，不知道張公前什麽時候回來的。法醫說他身上有酒氣，大概回到租房後，他還喝了點兒冰啤酒，這是他的習慣。第二天早上7點10分，劉濤的鬧鍾響了，起來上廁所，看到張公前的窗戶開著，卻沒有動靜，平常這個點他不是在洗臉刷牙，就是在炒菜。兩人都是8點上班，劉濤每天早上叫他一次，但這次他沒有回應，躺在床上“跟睡著了一樣”。法醫初判死亡時間3小時以上，他是否在睡夢中離開的，不得而知。

7月28日，在第三次調解失敗後，劉紅俠和女兒等人抱著張公前遺像去市政府大樓門口請願，立刻被接待了。當天下午，在政府調解員的助力下，家屬與杭州灣物流公司簽訂了賠償協議，協議沒有給家屬一份，內容大致是：可能勞累過度，導致其在出租屋內死亡，給予人道主義補償和精神撫慰金8.3萬元。

金額與預期相差甚遠，但奔波半個月，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家屬不想再耗下去了。“沒辦法，我也知道這事有多難。”劉紅俠隻能接受現實。7月29日，她帶著丈夫的骨灰和身旁哭睡的女兒，趕夜路回了家。三天前，孩子跟家人來到餘姚見爸爸最後一麵。

8.3萬元賠償金，尚未領到的7月份工資，以及社保賬戶裏的錢，就是張公前留給家人的最後遺產。張公前的社會保險參保證明顯示，截至出事前，他隻繳了三個月養老、工傷和失業保險，繳費基數是395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