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女孩：有必要提醒大家一個正在進行的賽博事實
——觀點正在被大量稀釋，最稀缺的是你的冒險。忘掉那些二手的闡釋，直接用你的眼睛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麽。青年人，動起來，走進這個社會。
這裏是專欄#當時我在#，邀請你圍觀女孩們的親曆、觀察與冒險。如果這擊中了你的分享欲，歡迎投稿至biedegirls@yishiyise.com。可以獨特，可以幽默，必須真實，最好還有點危險。
在上海封城的第十天左右，我躺在床上正準備睡覺，忽然，天花板傳來一聲巨響。
我打開窗戶，探出頭去，想聽得更仔細些。樓上傳來了男人的辱罵聲，打耳光的聲音，以及一個女人的哭聲。
作為一名反家暴誌願者，我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麽 ——
這顯然是一場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我倒吸一口涼氣：即使在非疫情期間，受害者得到幫助已經很難了，而在封城的時候遭遇到，可以說是一場噩夢。
幫助家暴受害者，首要任務就是將她們轉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但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卻因為封城下“足不出戶”的政策而變得不可能。也就是說，受害者不得不和施暴者困在同一屋簷下。
我還是得做點什麽。我打了110報警，告訴接線員我聽到樓上鄰居在家暴，想讓他們派人來處理。
“你想讓我們怎麽處理？”接線員警察回答。“因為疫情管理，我們進不來你的小區。”
“那怎麽辦？” 我問。他說他會給我的居委會打電話，請他們去看一下情況，然後掛了電話。
我不放心，也給我認識的一位居委發了微信，請她去看看樓上的鄰居，但在當晚沒收到回複。“警察這是逃避責任”，第二天她回複我。“警察要進去有啥進不去的。”最後，無論是警察和居委都沒有上門查看。
她一開始說沒聽到，後來說，“哦，那應該是我”
雖然失望，但其實也不驚訝。求助警察和居委失敗後，我決定自己做點什麽。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到她。但這做起來遠比想象中難。幾個月前我才剛搬進這棟樓。像大多數上海居民在封控前一樣，我幾乎不認識我的鄰居。這件事情發生後，那幾天我每天去做核酸或領物資的時候都四處張望，在“中年女性”，“和我住同一棟樓”
等幾個關鍵詞中尋覓鄰居。
直到有一天，我在領完物資回家的路上，鎖定了和我走入同一棟樓的一位女性。
她看起來30多歲，消瘦，長發。我先是試探著問她最近是否聽到一些“打人的聲音”。她一開始說沒聽到。後來在我表達對這位女性的擔心之後，她遲疑了一下，似乎很驚訝，“哦，那應該是我”。
她用一種很輕鬆的語氣和我說，沒事的，不要擔心，這隻是“夫妻吵架”。我向她指了我的房間，如果下次再發生類似的事，她可以到我的房間裏來。
這是我在上海做反家暴誌願者的第三年。與家暴受害者建立連結，是我們作為誌願者很重要的工作。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而以一種關心、敢於幹預的態度和她們連結，相當於告訴她們，下次再發生類似的事情，可以尋求我們的幫助。
“拘留？”她沒想到，受害者也會被懲罰
5月19日晚，在距離第一次家暴的五周後，我又聽到了天花板傳來熟悉的巨大聲響。先是家具被砸在地板上，然後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救命！救命啊！渣男在打人！”我衝上樓去，發現那個消瘦的她坐在地板上，無法站立。
我回到自己的樓層，再次報了警。這一次我和警察強調說，事情很嚴重，那位女鄰居看起來受了嚴重的傷，需要治療。並且強調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家暴了。這是反家暴誌願者的另一個策略。通過強調情況的嚴重性，更容易說服警察，使他們相信這個案件不僅僅是
“夫妻吵架”。
在反複確認我們樓裏沒有陽性病例後，大約15分鍾，兩名從頭到腳都穿著防護服的警察出現在我鄰居家門口，我在樓下豎著耳朵聽。
“發生什麽事了”，一名警官問。
女人說她被打了；男人則反駁說她也抓傷了他。警官問女人，是否需要他們來“解決 ” 這個問題。
“怎麽解決？”女人問。
“哦，你們互毆，解決的話就是把你們兩個都拘留。”警察輕描淡寫地說。
拘留，這兩個字顯然讓我的女鄰居感到害怕。她大概沒有想到，作為受害者也會受到懲罰。
“那不用處理了。”她悻悻地說。隨後小心翼翼地問警察，能不能把她帶出去住，或者協助她買一個新手機 ——
她的手機在被丈夫家暴的時候被摔爛了。而在封城期間，買一個新手機特別困難。
當然，這兩個請求都被拒絕了。
之後，他們檢查了這對夫妻的身份證和健康碼，就走了，全程花了不到10分鍾。
無處可逃的她隻能跑到小區的涼亭裏躲著
發生在我鄰居身上的事遠不是孤立的案例。
聯合國婦女署將疫情間的家暴稱為“在暗處的流行病”（TheShadowPandemic）。在新冠爆發的這幾年，全球許多地方政府都報告了家暴案例激增。我國的《反家暴法》自2016年起生效，但在疫情爆發的這幾年，嚴格的隔離、封鎖防疫政策使得家暴受害者的求助難上加難。
目前，已經有50多個國家將預防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納入其防疫計劃中，同時，有150個國家已經出台了加強對疫情期間的家暴受害者的服務。數據來自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圖源：unwomen.org
在上海封城的兩個月裏，我和其他幾位上海的反家暴誌願者收到了超過10個來自家暴受害者的求助
——這個數字，大約是我們平時工作量的三倍。
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一位50多歲的阿姨。她被前夫毆打，玻璃杯摔過來，手指不停流血。在封城之前，她和她的女兒本已準備搬走。但突如其來的封城讓家暴不斷升級。
她向警察求助，但警察的說法和當時我替鄰居報警一樣，也說因為防疫政策無法進入小區。她向居委會求助，希望居委能給她開出入證，讓她搬到她在上海的姐姐或媽媽那裏去住，但也被拒絕了。最後，無處可逃的她隻能跑到小區的涼亭裏躲著。那幾天上海天氣很冷，還下著雨，她和女兒就這樣在外麵躲了幾個小時，直到居委會答應她們可以在物業辦公室裏暫住一晚。
“她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麽會被打？”
接到阿姨的求助後，我多次撥打了阿姨住所的區婦聯的電話，一直沒人接聽。後來我才聽說，封城期間，許多婦聯工作人員都被隔離在家中。
接著，我試著撥打了12338全國婦女維權熱線，接線員（她稱自己是誌願者，“我們也不是婦聯的，我們隻是接電話”）聽到阿姨的遭遇感到很驚訝，“怎麽這麽多女的被家暴了？”說這已經是她今天下午接聽的第四個家暴求助的電話。
“被家暴也不能讓你出小區”，她說，“我想不明白，為什麽這些女的要去惹男人，都知道封城期間……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為什麽會挨打？”
類似的話，這位接線員還說了很多：
“女的被家暴的原因都是多管閑事”
“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為什麽知道這個事情不安全，為什麽還要和別人鬧矛盾？”
“能不能自己冷靜一下不要去招惹這些人”
“不是說你有家暴就可以出來，沒有這種規定的好吧”
“那就對了，那就有封控的原因不出警”
“那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女的也有問題”
……
我也聯係了家暴庇護所。是的，這也是《反家暴法》提到的政策之一，這些庇護所一般和救助站建立在一起，為受暴者提供一個暫時的安全容身之所。
但結局同樣令人失望：我被告知，封城期間家暴庇護所已被用作救助站，收留那些無家可歸的外地滯留人口。
幫助受害者維權的那幾天，被困在家中的我不斷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我仿佛被困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裏，每次嚐試著找出口，卻不斷撞向一堵又一堵牆。
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和我的誌願者夥伴用私人關係聯係到了上海婦聯的一位老師。幾個小時後，我們被告知，在她們的介入下，警察同意將阿姨和她的女兒帶到附近一家酒店居住。
第二天，我們收到了阿姨的微信：“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她們為什麽不報警？為什麽不逃跑？”
作為一名反家暴誌願者，我經常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為什麽受害者不報警？她們為什麽不逃跑？
維權，對於家暴受害者來說往往是痛苦的過程。它大多數時候意味著，向一個把家暴當作
“家務事”的係統尋求保護和正義。如果說這封城的兩個月的反家暴誌願者工作有什麽感想，那就是：維權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時候比忍受暴力的成本更高。
在封鎖期間，我們也接到一些“沒有下文”的求助，受害者一開始也積極維權，和我們講述自己被暴力的遭遇，但在一次次求助失敗後，和我們表示“算了”，就像那位婦聯接線員說的，忍氣吞聲，不去惹惱對方。
久而久之，我們逐漸觀察到一種怪象：對於疫情期間的受暴婦女來說，維權是如此困難，以至於與施暴者呆在一起似乎是更
“合理”的選擇。
那位50多歲的阿姨是幸運的，她最終和女兒安全地住在酒店直到解封。而我樓上的鄰居就沒那麽幸運了。那兩個月來，我能做的隻是不斷督促相關部門的工作，並一遍又一遍地祈禱我的天花板不會再發出聲音。
2020年4月16日，黎巴嫩全國疫情封鎖期間，一名婦女在陽台上懸掛橫幅，寫有 “停止家暴婦女” 並附上援助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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