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世界 習近平告訴14億中國人民，要以本國的文化、治理體係和未來的強國地位為豪，這些都是他標誌性的政治理念。
這種“自信論”讓他有理由放棄開放政策，也助長了極端民族主義之風，加劇戰爭風險。在美中競爭的背景下，過度自信的傾向也讓北京對自身麵臨的挑戰視而不見。https://t.co/PjpvD74122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August 10, 2022
在統治中國的十年裏，習近平一直試圖激發人民的信心，告訴他們，與混亂的西方相比，中國蒸蒸日上。
他告訴年輕一代，中國終於可以平視世界了。“不像我們當年那麽‘土’了，”他去年說道。
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似乎陷入新冠病毒的高感染率、種族衝突和其他問題的困境時，他宣稱“東升西降”。
習近平告訴14億中國人民，要以本國的文化、治理體係和未來的強國地位為豪，這些都是他標誌性的政治理念，有時被稱為“自信論”。
雖然這種自豪大部分有道理，但也會滋生自大，讓習近平有理由放棄開放政策，這些政策曾幫助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和赤貧狀態。這種自豪也助長了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鼓吹中國至上，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呼籲與台灣進行軍事對峙。
咄咄逼人的言辭表明他們對美國的實力是多麽不以為然，並且認為中國在與美國的大國競爭中取勝易如反掌。這已讓更溫和的民族主義者感到不安，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可能會被迫做出強硬姿態的擔憂。
這種姿態和民族主義情緒加劇了戰爭風險，尤其是中國正在台灣問題上建立一種新現狀的時候，周二它宣布，繼續在這個民主自治島嶼周圍進行空中和海上軍演。
在美中競爭的背景下，過度自信的傾向對北京來說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弱點，使其對自身麵臨的挑戰視而不見。如果美國能集中精力的話，這對它來說可能是好事。
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對過去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自信。
他們使自己擺脫了貧困，創建了地球上一些最成功的公司。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製造業巨頭，變成了汽車、智能手機和許多奢侈品牌的最大消費市場。他們建造了新的摩天大樓、地鐵、高速公路和高鐵，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好的。
另一方麵，美國似乎陷入了眾多國內問題的泥潭，在這些問題麵前常常顯得無能為力。
早在這次疫情之前，我就已習慣了從美國旅行歸來的中國人對我說，他們看到的美國多麽落後、破爛不堪和平淡無奇。
他們中有些人不願乘坐紐約的地鐵，稱它又髒又臭，而且運行經常中斷。他們對洛杉磯缺乏公共交通和矽穀糟糕的高速公路感到震驚。他們不明白為什麽富裕的舊金山會充斥著無家可歸者。他們對槍支暴力、不能用法律控製槍支感到非常不安。
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並非民族主義者。他們是在貧困中長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受益於中國的開放，曾把美國視為理想。美國既讓他們驚歎又讓他們失望。
但對於許多其他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年輕的中國人，“東升西降”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新聞節目和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這樣的教條，政治課也在習近平的要求下講授這個概念。
今年1月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說，中國的大學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他說，大學生“常以中國與外國兩分的方法看待世界”，“認為隻有中國是正義的和無辜的，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是‘邪惡’的、西方人對中國有著天然仇恨。”學生“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他說。“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其他國家。”
他們“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很容易實現對外政策目標，”閻學通說。他還表示，大學生也傾向於相信網上流傳的陰謀論和其他未經證實的說法。
許多年輕人反過來批評了他，指責他居高臨下。
中國的宣傳一直試圖突出中國的成就和西方的失敗。《人民日報》1958年12月30日的頭版報道是，中國的工農業生產正在取得成功，但當時正在麵臨導致了數百萬人死亡的大饑餓。在國際新聞版，關於越南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報道歡欣鼓舞，關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報道都是它們的經濟和政治困境。
我小時候讀的報紙有一個“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的專欄。每周，成千上萬像我這樣的年輕讀者讀到的都是充滿偏見的文章，比如一個美國女孩在挨餓，或一個朝鮮男孩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們對這些文章深信無疑，直到中國打開了國門，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很窮。
隨著中共允許媒體發表一些調查性報道、允許公眾在網上發表一些批評意見，人們讀到的東西曾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但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一切、包括經濟預測都充滿了“正能量”，而西方則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邪惡或衰落，尤其是美國。
2018年，急於將國家取得的成就歸功於中共的中央電視台，製作了一部名為《厲害了，我的國》的紀錄片。在影片關於脫貧成就的部分，習近平坐在農民中間，談他們的收入如何在20年裏增長了20倍。
“這個隻有誰能做？”習近平反問道。“隻有共產黨能夠做。我們社會主義製度能夠做。別的地方是做不成的。”
但日本和韓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幾十年前曾經曆過類似的經濟轉變。
過去兩年裏，許多官媒新聞報道和理論文章用中國的有序治理與“西方之亂”做對比，給出的例子包括美國在遏製新冠病毒大流行上的不得力、大範圍的反對種族主義抗議，以及多起大規模槍擊事件。當美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國家在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上困難重重時，中國的官媒和許多社交媒體影響者呼籲這些國家“抄中國作業”。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王緝思是研究中美關係的主要專家，他在今年7月的一個和平論壇上抱怨，中央電視台的主要新聞節目中每晚至少有兩條關於美國的負麵報道。“美國槍擊案又出現了、種族衝突又重現了、新冠疫情也弄的不好了，”他說。“我們能不能說說非洲的事情、說說拉丁美洲的事情，不每天說美國那些壞事情呢？”
王緝思今年接受一家學術期刊采訪時試圖糾正美國正在衰落的觀點。他提出理由說，雖然美國的國際地位在1995年至2011年間出現了相對下降，但美國在全球產出中占的份額在2011年後的10年中有所上升。他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美國經濟正處於不可逆轉的衰退中，盡管他承認美國的軟實力已經減弱。
對中國來說，喝自己宣傳的迷魂湯的危險在於，在誇大美國弱點的同時不再關注自身的問題。
中共對真相的厭惡和對控製的癡迷正在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習近平的“新冠清零”政策靠的是大規模檢測和嚴格封控，已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害。但由於不允許批評，中國仍在很大程度上實行嚴格限製的政策，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早已進入恢複正常生活的過程。
盡管存在種種問題，美國的民主製度似乎仍在運行，它的製衡機製允許不同的觀點勝出，允許新的戰略方法出現。民主黨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重新掌權，就是一個例子。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後，堪薩斯州人民投票保留了州憲法中保護墮胎權的條款，也是個例子。
為幫助全球的半導體製造商在美國建工廠，以更好地與中國競爭，美國國會最近通過了《芯片和科學法案》。拜登總統的政府比前任政府更擅長與盟友合作。
“當美國領事館前等待簽證的隊伍不再人頭攢動時，才是美國真正衰落之日，”王緝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