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檢測核酸的日與夜:累垮的醫生和護士

上班25小時的護士，做消殺的醫生，累垮的兩輛救護車

淩晨四點，天還沒亮，對於連續上了20個小時班的護士鍾娜，隻要再撐上4個多小時，查完病房，錄完手頭的病曆，就能結束這漫長而疲憊的夜班了。

但這一天是個周二，鎮上每周做全員核酸采樣的日子之一。鄉鎮上沒有大城市裏外包的第三方核酸檢測實驗室，於是整個鎮上18個村子，4000多個居民的核酸采樣任務全部落在了鍾娜所在的鄉鎮衛生院上。對於這樣一個隻有20多個員工的小衛生院，原本要完成基本的醫療和公共衛生任務就已經舉步維艱，再加上為了支援防疫，院裏必須派出4人蹲守高速路口給貨車司機采樣，再支走3個人去隔離點站崗，算來算去，最後像鍾娜這樣還留在衛生院的醫護，分到手上的采樣任務已經不堪重負。

某地衛生院內的核酸檢測點 ©人民視覺

農村的核酸采樣比不上城市裏的核酸點，沒有核酸小屋子，沒有遮陽棚，隻是用幾張桌子和板凳簡單地在村委會門口支了個露天采集點，空調當然也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此前穿防護服采樣的規定還沒取消之前，每次下村回來鍾娜覺得自己都像經曆了一場熔爐體驗，“脫下防護服一身水。”更別提一整夜沒睡的疲憊、數百次抬起手臂的酸痛感，這樣的日子每周都要經曆兩到三次。

鍾娜說，有時候困意會讓她在日常工作中生發一種恐懼感，臨床工作本來就要求她高度專注與謹慎，但巨大的困意之下，她開始成天為自己是否開錯藥方這種事提心吊膽。

早上9點多，采集結束，原路返回，再開上半個小時的車回家睡覺。這已經是她連續工作的第25個小時。“去年我們打疫苗的時候也是加班，白天加班，晚上加班，但是覺得這個攻堅過去了，最起碼有盼頭。”

這是疫情核酸檢測的大背景之下，基層醫療工作者的常態。我們所熟知的核酸檢測的細節，常常是今年五月以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15分鍾核酸“采樣圈”，它們是一個個核酸小屋，分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裏。鄉鎮與農村則是聚光燈照射不到的角落。因為位置偏遠且人口稀疏，少有第三方核酸檢測實驗室等外部力量入駐，這些地區的核酸采樣及檢測任務往往由基層醫護工作者承擔——相比大醫院，他們人員編製少；比起按天結算的外聘采樣員，他們自身原本還有大量的醫療與公共衛生任務。這無疑是核酸檢測機製中的弱勢區間。

一位基層醫療工作者往往同時承擔著多重角色。北方一家鄉鎮衛生院的全科醫生趙嶼告訴我，疫情三年以來，他幾乎隻有一半時間用來做醫療相關的工作，其他時間，他在高速公路卡口做核酸采集（“第一年的時候很困難的，什麽都沒有，晚上就睡在自己車裏”）；給從外地返回農村的“14+2”、“7+2”等重點人群在隔離期間做核酸采樣；每隔一陣開展的居民大普查，他還要下沉到農村，或者在小區裏爬上好幾棟居民樓上門采集（“沒有電梯的，一上樓人就很困。”）

做了20年醫生的他，還要負責公共場所的“大環境消毒”。帶上84消毒水，穿上防護服，一幹起來“最起碼三四個小時”——這對於一個在大城市的醫生來說，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但已經做過好幾輪消殺的趙嶼很快就接受了這份任務，他說，畢竟每次消毒完，還會等三個小時通風，至少嗅覺上沒多少刺激。

某地衛生院醫務人員進行消殺工作 ©人民視覺

在東部沿海省份的一所鄉鎮衛生院，疫情帶來的重任或將壓垮院內兩輛服役多年的救護車。

兩輛救護車在疫情發生以前就不堪重負，作為鎮上唯一的衛生院的“老員工”，麥子豐收的季節，它們忙著轉運因為農忙而被拖拉機、收割機撞倒的傷者，轉眼到了夏天，又是意外溺水的留守兒童。最緊急的狀況，是那些因為平日裏忽略了心腦血管疾病，突然在夜裏發生大麵積腦梗死或心肌梗死的空巢老人。

疫情幾年來，兩輛救護車的突發任務又新增了轉運從外地歸來的務工者，“最忙的時候從早晨到第二天淩晨，救護車就沒有休息過。”一位衛生院的醫生告訴我。

上海疫情期間，正好臨近村裏收小麥的季節，衛生院常常在淩晨一兩點收到出車通知，上門給返鄉者采核酸、做流調，再拉到統一的地點隔離，如此一來，原本就隻有一名司機、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值守的急診必須暫停。實在不行，隻能從其他醫院調車，但這家位於城市邊緣的衛生院，就算從上級立馬調度一輛救護車過來，也得等上一個多小時。好在小鎮日常還算安寧，來急診的大多是小病小痛，“就讓他們從家裏麵騎電瓶車過來。”

盡管疲憊顛簸，但隨同出車的年輕醫生小高表示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她說從這些返鄉者的行李中，很容易辨認出他們都是從上海回來的農民工。他們工期短，隨著工程四處漂泊，因此到哪都是背上被子、衣服等所有家當；他們大部分都五六十歲，回村幫家裏八九十歲的父母收麥子也是不得已的事。況且，小高說，他們留在上海沒有工作，吃飯也是個問題，在家裏麵，不用支出這些費用了。

某地返鄉人員在衛生院門口排隊做核酸 ©人民視覺

村子裏唯一一位醫生的困境

與基層醫療機構龐雜而繁重的工作任務相對應的是，它所輻射的人群範圍，如多位醫生描述的那樣，大部分是老人，還有隨老人同住的留守兒童。這與城市化的人員流動相關，也是當下中國農村的主要現狀。正因為如此，基層醫療機構常常被比作“中國醫療體係的神經末梢”，直抵廣袤農村的脆弱群體。

醫生萬芸正是這個體係“神經末梢”上的一名成員。在東北這個被山林繚繞，盛產人參的小村子裏，50歲出頭的萬芸是200多戶村民唯一的一名村醫。早在疫情前，當地的村醫就已經被拖欠了多年工資，上過新聞報道。可以說，當地的醫療資源早已捉襟見肘。

我們通過電話聯係上這位女村醫時，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陣爽快利索的聲音。

三年來，她一個人負責做全村村民的核酸檢測工作，那是僅剩的醫療精力被不斷被消耗的過程。就今年已經做過的將近40次的全民核酸檢測來說，每次為了趕在村民們幹農活之前做完采樣，萬芸必須淩晨三四點出門。按上頭規定，做核酸必須得在前後通風的屋子裏進行，可整個村子也沒有這樣一處符合規定的地點（村民房子都沒有後門），隻有一間沒租出去的空房可以使用，後來這一間簡陋的房子也租出去了。

某地工作人員提醒村民做核酸檢測 ©人民視覺

萬芸隻好在烏漆抹黑之中，組織村民們露天核酸。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做核酸的大多都是老人。露天中，老人們已經度過了一個測核酸的冬天，這可是在東北。好在整個村子不大，從東邊走到西邊，不過五百米的距離，萬芸說，也沒多少老人抱怨過，畢竟平時下地幹活，他們也得起早貪黑地趕時間。倒是有好幾個癱瘓在床，沒法出門的老人，為了完成任務量，萬芸也必須挨個上門，“不做就給我們賦黃碼，去銀行等地方辦事都挺不方便。”

在她身上，核酸采樣任務疲憊而繁重，但那也隻是工作中極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時間，她要處理日常的生老病死。和核酸采樣一樣，耳聞目睹的一切，都增添了這份工作的重量。麵對疾病，她覺得自己能做的非常有限，這讓她的生活充滿了無力感。她在電話那頭講起了前不久一位過世的老鄰居的故事。

她幾乎是一點一點看著這個老鄰居死去的。這個鄰居快七十歲了，就住在萬芸家的後院。前幾年頭一回向萬芸求助時，這個老人不過是偶爾在上旱廁的時候休克，倒在地上，這在村裏患有心腦血管疾病的老人當中並不是少見的事。但悲劇的必然性在於，因為老人家裏窮，舍不得吃藥看病，除了偶爾讓萬芸幫忙注射一些暫時降低顱內壓的藥物之外，主動求醫的自救寥寥無幾。後來這樣的休克重複了一年又一年，前陣子，老頭栽在家門口的橋邊就再也沒起來過了。

萬芸又曆數了這位老鄰居另一個必然的悲劇鏈條。因為窮，他快七十歲了還得下地幹活，接著再背著幾十斤重的籃子在山裏采蕨和蘑菇，等附近工地有活了又去幫忙搭大棚。越是窮，越是勞累，越是容易犯病，越是窮。到去世之前，他已經癱在床上快半年了，由家裏僅剩的老伴照顧著。萬芸對他最後的印象是，因為老頭常年臥床，身上長了褥瘡，“屋裏頭都是蒼蠅。”

這樣的老人不在少數。事實上作為醫療體係中最底層的村醫，很多時候萬芸能做的事情很少，她說隻不過自己長年住在村裏，到誰家都方便。這些年來，她的手機號碼幾乎相當於村裏的“120”。春天和夏天是來電最頻繁的季節，幾乎每天都有電話求助。

某地工作人員上門為行動不便的老人做核酸檢測 ©人民視覺

很難說如今還在持續的全員核酸檢測，給這個村子裏唯一的村醫增加了多少壓力。萬芸記得，2020年全村做的核酸檢測不過幾回，2021年是9次，而時間走到2022年的7月，這個數字已經是快40次了——盡管村裏從未出現過一例確診病例。那種壓力或許是隱形的，累進的，加上遲遲未能下發的核酸補助，三年來一點點地增加了她心裏的疲憊感。

損耗

在基層衛生院，高負荷的工作成為常態。長期待在負壓實驗室裏做核酸檢測，小周說自己偶爾會出現一種心慌的感受。她20歲出頭，從大城市的三級醫院考上離家更近的鄉鎮醫院編製，她原以為工作會更加簡單輕鬆一些。結果到了才發現，在這樣一所隻有幾十個人的鄉鎮醫院裏，一個檢驗科醫生要負責做所有疾病的檢測，工作時她常需要同時負責血常規、腫瘤篩查等多台設備的運轉。疫情之後她還要每隔幾天輪班到檢測實驗室做核酸檢測，一待就是連續七八個小時。

她形容身為臨時檢測員，自己工作具體的操作過程，就像在一張手巴掌大小、畫有96個格子的紙上塗格子，自上到下，從左往右，她和同事一個擰蓋子，一個抬著手臂對著小孔加樣，“眼睛都快困得閉上了。”有一回，她戴了塊電子手表進去，工作時測了下心率，130多。而科室裏60多歲的主任，今年馬上要退休了，本身有高血壓和幹燥症等基礎疾病，可能因為緊張，他一進實驗室就血壓升高，無法長期待在裏麵工作。

某醫院實驗室內醫務人員使用設備對樣本進行核酸檢測 ©人民視覺

高負荷的輪轉讓基層醫護身心俱疲。除此之外，更難以麵對的事實是收入的大幅降低。鄉鎮醫生趙嶼就告訴我，疫情以來，原本衛生院主要的發熱病人群體都被轉移到了上一級的醫療機構，醫院收入降低，他的工資已經降到了原來的三分之一，工作了20年，如今他到手工資隻有3000出頭。

這背後是地方財政的困難，逐漸傳導至基層。對於其他還沒有等到政府撥款的衛生院，全員核酸的經費支出也讓醫院入不敷出。護士鍾娜已經兩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了，住房公積金也已經斷繳超過10個月。“所以有些兩口子在醫院的，基本上都得辭職走一個，不能一棵樹上吊死。”鍾娜說。

巨大的工作量、無從保障的收入，影響了基層醫護的工作質量。對於護士鍾娜來說，最直觀的變化是，過去到村裏給老人抽血、體檢，做常規檢查時，村子裏一半以上的老人她都能叫出名字，熟悉每一個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吃什麽藥，還得打多少胰島素。全員核酸檢測之後，因為工作量增大，一些必要的回訪，比如老人吃藥注射與否，隻能通過電話確認。農村常有電話卡推廣，在各種優惠的遊說下，老人常常更改手機號，這也給鍾娜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阻礙。可公共衛生的任務又迫在眉睫，受全民核酸時間的侵占，許多原屬於醫療和公衛的工作時間隻能壓縮到一半。為此這位基層護士也毫不避諱地說，“正常是4個月的活，讓我們兩個月之內幹出來（的體檢任務），我們能保證它的真實性嗎？
”

某地衛生院的醫生為老人做檢查 ©人民視覺

麵對上級要求，基層醫護工作者除了疲於奔命之外，也有更靈活的應對方式，一位70多歲的基層衛生中心的老院長就說自己遊刃有餘。他早已摸清了上頭領導的規律，早已學會了在不同的指令之間“運籌帷幄”。這位老院長向我舉了個例子，他說他所在的衛生院事實上人員調配沒那麽緊張，很多時候他要應付的隻是上頭規定的硬性要求。比如今年大年初一的時候，他們突然接到通知，要去給一個有高風險地區歸來人員的小區采核酸，涉及一整個小區的住戶，規定要配七八個醫護人員。“我說不需要那麽多人，大年初一晚上那麽冷的天。”最後他隻找來兩個醫護人員，加上他自己，用1個小時采完了990多個人。

前陣子某市出現霍亂，老院長所在的城市離那裏500多公裏，也被安排再派6個人到高速路口轉運霍亂病人（采核酸組已經派了6人），“可三天都不會出現一個霍亂病人。”於是他又一次違背了指令，“不需要那麽多人的時候，你非要派那麽多人去，你不去那麽多人他還批評你。我這人有個習慣，你批評我也好，你處分我也好，你通報我也好，無所謂。”

離開的與留下的

這樣緊張的核酸檢測工作一直持續到了今年的6月底。直到6月2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綜合組印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新版《防控方案》縮短了隔離時間、規範了區域核酸的開展方式、調整了風險區劃定標準，並進而引發了行程碼“摘星”、縮短軌跡日期等一係列變化。

但還是有人選擇離開了基層。基層護士鍾娜告訴我，這兩年來，她所在的衛生院已經有4名不同科室的醫生報考了上級醫院，從而逃離了基層，她的同學不少在其他鄉鎮衛生院就職，這兩年跳槽去體檢中心的人也不在少數。

事實上，在疫情之前，基層醫護人員流失的現象就早已存在。在趙嶼所在的基層衛生院，已經連續5年沒有招到過年輕醫生。

某地衛生院為老人做體檢 ©視覺中國

說起過去三年疫情期間最崩潰的日子，趙嶼說是去年八月，當地爆發洪水的時候。水庫太滿，洪峰湧了出來，衛生院也成了重災區，被洪水淹沒了一層。那時候這位全科醫生充當起了搬運工，既要轉運設備，又要轉移隔離人員。因為衛生院常年招不到男醫生，能做這些的也就隻有包括他在內的10來個男性，這是讓他最絕望的事情——電話裏他像在說那場暴雨的窘境，又像在說基層衛生院從前與往後的命運。

深刻領悟基層公共衛生內在邏輯的老院長依然心存樂觀，電話裏他自豪地說，他正在做一些新的舉措，比如培訓社區學校裏的校醫，除了做核酸任務之外，為學生做更多基礎但重要的預防工作，比如近視、散光、高低肩、骨盆前傾等症狀的提前發現與預防。並不是所有社區衛生院都會承擔這些職責，但老院長認為這樣看似微小的工作才是基層的核心，“它做的工作可以說當時看不到效益，但以後就會看到作用和效益了。”他希望把公衛的職能擴展到更廣闊的地方。

而那位東北的萬芸醫生呢，或許也是因為在村裏受人尊重的地位，她在重壓之下的縫隙裏也依然能夠找到一點滿足感。她說縣裏的其他村醫，有些已經逃離村子，到縣上掙錢去了。隻要走出去，掙錢並不難，村醫們往往隻需要在小區裏發發廣告，再和藥店談好關係，就能通過上門為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注射藥劑，比如消炎藥、胰島素等，打一針收十塊錢，一天下來收入也還過得去。他們管這叫“打飛針”。

某地村民揮手送別上門的村醫 ©視覺中國

50多歲的萬芸覺得自己倒是“飛”不動了。如果不是因為遲遲發不下來、不見影蹤的財政補助，她認為日子也能繼續湊合。前幾天她才剛被通知到縣裏簽字，領取2021年公共衛生服務的補助，這筆錢已經欠了很長時間，在她發來的表格上顯示，去年一年她做高血壓隨訪，獲得870元；65歲老人管理，300元；糖尿病隨訪，108元；重型精神病管理，68元……前後加起來將近四千塊錢，就是她將近半年的收入了。但這也隻是簽字，錢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到賬。

而核酸檢測的收入，收到了去年的600塊，以及今年這將近40次采核酸剛發的2640元。萬芸算了算，大概每次65塊左右，她試圖尋找平衡，“他別的村，還有給30的。”而最早2020年的那幾次補助，還欠在賬上。

回到這個她服務了20多年的村子，她說欣慰的是，村子就這麽大一點地方，“誰家有菜了，就給你拿來，有啥活幹了，鄰居就來幫忙。”這些天萬芸剛從山裏摘回來了一些蘑菇，在院子裏晾曬，天氣陰晴不定，時常下雨。當她在外忙碌時，鄰居們會幫她照看晾曬的蘑菇，看見要下雨了，就用塑料布蓋好。就是這樣樸實的舉動，給她繁忙而局促的工作帶來了一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