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近日談到台灣問題時稱：“統一後，我們要進行一次再教育。”時評人長平分析中共宣傳中的“也”字教育認為，“再教育”的背後是暴力和恐懼。
長平：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說出了中共黨內人盡皆知但不是每個人都好意思說出來的未來計劃：“統一後，我們要進行一次再教育。”（資料圖片）
（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之後，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舉行了空間規模的軍事演習。根據曆來的民意調查，每一次解放軍軍演威脅，都將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反感程度大幅拉高。那麽北京將怎樣解決這一對矛盾，讓“廣大台灣同胞渴望回歸祖國懷抱“的宣傳自圓其說呢？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近日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說出了中共黨內人盡皆知但不是每個人都好意思說出來的未來計劃：“統一後，我們要進行一次再教育。”
中共宣傳中的“也”字教育
“再教育”令人毛骨悚然，是因為它讓人想到納粹時代的德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它最近一次廣為人知是集中關押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人的新疆“再教育營”。
盧沙野似乎並不認為“再教育”是一個負麵的用語。他說：“十年前、二十年前，台灣大部分人是支持統一的，為什麽現在反對呢？這是因為民進黨散布了很多反華宣傳。”他的意思是，民進黨已經進行過一次“再教育“，我們統一之後進行有一次“再教育”理所當然。
盡管盧沙野被認為是一位“戰狼”外交官，但是我認為中國外交風格並非由外交官個人氣質決定，而是體現中國政府的整體宣傳口徑。熟悉中國國內輿論操控的人士，對盧沙野的這套邏輯並不陌生。“六四”鎮壓之後，中共宣傳的要義是“去正義化教育”，從“偽君子”到“真小人”，重點不再是拔高自己，而是矮化別人，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主打“也”字：民主國家也有貪汙腐敗，也有貧窮落後，也搞洗腦教育。
“洗腦教育”是一種特定用語，指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國家，當局以暴力為後盾，通過操控資訊、信息誤導和強製學習進行思想灌輸和改造的行為。但是，中共宣傳將所有教育都稱之為洗腦。自由民主可以用來洗腦，為什麽專製極權就不可能用來洗腦呢？
2012年，香港推行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遭到當地民眾強烈抵製，稱之為“洗腦教育”。當時的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不僅承認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還稱“隻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國家這方麵的製度，就會看到這種必要的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
“再教育”的背後是暴力和恐懼
這種“也”字教育的核心是不問是非，模糊正義，將一切都轉化為“策略”。但是，它遇到的困難也顯而易見：教育人向往自由是容易的，教育人甘做奴隸卻並不容易。民主社會的人權教育和專製社會的反人權教育從來都不是“同樣的”國民教育。
怎樣教育熱愛自由的台灣人認同並愛上專製製度呢？香港的“國民教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當年非常國際化的自由香港推行洗腦這種“國際慣例”的結果，就是百萬市民上街抗議，以及後來“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
2020年6月底開始，香港實施“國安法”，對民主運動進行鎮壓。隨著警察和便衣警察在街頭肆無忌憚地襲擊民眾，大量抗爭人士被抓捕、起訴和入獄，社會組織陸續關閉，移民數字大幅增長，“國民教育”卻“成功“了。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本周發布的調查報告，港人對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的好感度顯著上升。受訪者對香港政府的好感度淨值，比半年前上升28個百分點；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好感度創13年來新高，上升17個百分點，同一調查顯示在2013到2021年之間的好感度一直都是負數。與此同時，受訪者對台灣政府的好感度則下降8個百分點，而對美、英、法、澳、日政府的好感度，皆全線下滑，大部分創下多年新低點。
如果讀者覺得這樣的數據令人難以置信，那麽隻要了解一下以下事實可能就不那麽覺得驚訝了：在過去多年的民意調查中，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遠遠低於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極權或準極權政府，而更極權的朝鮮根本無法調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與北京的零點調查公司在2015年的聯合調查中，92.8%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對中央政府滿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滿意。
“再教育”可能通過修訂教材、控製媒體、審查言論來實現，但是這一切的背後是專製政權的暴力。納粹建立集中營的最初目的就是“再教育”。納粹黨衛軍的頭目希姆萊認為，再教育最好在集中營完成，因此這種再教育必然主要是嚴酷的懲罰，借以恐嚇他們不要再犯。
在極權社會做問卷調查，它的“真實性“到底是什麽含義？需要具體的解釋。除了官方進行的係統性的洗腦教育之外，對“真話”的恐懼也深深根植於內心。猜想政府所需要的回答，是專製社會受訪者常見的安全感需要。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統一”台灣之後的“再教育”將如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