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法律之外，沒有人有資格去審判另一個人，但也沒有人有資格去終結別人的生命，這是告別叢林社會之後人性的一種良知和契約。但在那個年代，都曉覺得這個契約變得模糊了。這成為《紅蜘蛛》的某種初衷，想要在新規則站穩腳跟之前，提醒人們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在不知道應該追求什麽的時候，至少可以相信內心的那條隱形的線。
最近兩年，不斷有人向導演都曉提起《紅蜘蛛》。這是一部他在2000年前就已經完成了的電視劇，20
集，平均每兩集拍一個女重刑犯的故事。劇本由真實案件改編，當時他和現已去世的張軍釗導演兩個人一起，前期準備一個月，拍攝兩個月。成片是粗糙的，畫麵有那個年代特有的顆粒感，有些地方觀眾還能看到攝影師扛著機器投在地上的影子。
這不是常規會被認為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拍了過半集數的都曉當時還不太願意把自己的真名放上去。他沒有想到今天在豆瓣上，人們把它稱為「CULT劇鼻祖」，作為「中國電視劇真的一點都不差」的範本之一被反複提起。盡管有「經費不夠」的廉價感，但觀眾為它所寫的影評標題是：「有時金子不是一時半會兒能發亮。」它甚至成為了一種寄托，「以前的電視劇怎麽真實怎麽拍，現在的電視劇怎麽矯情怎麽拍。」20
年來，它不缺少新鮮的觀眾。
今年11月28日，涉嫌故意殺人罪、綁架罪、搶劫罪的犯罪嫌疑人勞榮枝在廈門落網，使這個電視劇再度成為熱點——《紅蜘蛛》呈現的第一個案件，就以逃竄了23年的勞榮枝為原型改編。
在劇裏，導演給她的化名是米蘭，之前當坐台小姐，但後來她去吸引有錢的男性，然後和自己的伴侶一起實施綁架和殺人。劇情是都曉從新聞裏看到的，1999年法子英和勞榮枝在合肥，他們用這樣的手段綁架了商人殷建華，把他關進了提前定製的狗籠子裏。為了讓殷建華相信那不僅僅是一場恐嚇，法子英從市場騙來一名木匠，當場把他殺害。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作案，加上合肥的兩條人命，他們身上已知背負著7 條人命，其中包括一個 3
歲的兒童。同年，法子英被警方抓獲，在合肥警方發布的《警視窗》視頻裏，法子英和警察對峙，他說：「其實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一樣的。」「對，都很珍貴的。」「珍貴什麽，你拿那一點工資。」
後來的故事沒有被拍攝進去，作為原型的勞榮枝逃跑了，但並沒有影響案件被改編選進劇本，還被放在了最開頭，因為它已經超出了都曉當時對於犯罪這件事情的普通想象。「一般犯罪要麽用繩子捆起來，要麽給他殺掉，但這個女的為什麽還要用鐵籠子把他關進去？」他認為這個細節符合自己經曆的1990年代，一種無法理解的失序與殘忍。「讀完高中，上了大學，我們麵對的社會是開放的，但這個時候情況已經上升到一種惡化的地步了，美的醜的都往外放。」人們從原有的規則裏解放出來，但新的規則卻還沒有來得及進入內心產生約束，《紅蜘蛛》就誕生在這樣的約束真空裏。
「記得有一次我回河南老家，坐公共汽車的時候有兩個小孩上來搶東西，車上的人都把錢給他們了。我就說了句，怎麽這麽明目張膽？本來他們已經下車了，結果沒等我說完，就拿著磚頭過來，車上一大車人沒有人吭聲，還好司機是我一個親戚，打打圓場他們才走掉……當時大家為了錢把什麽都砸碎了。」都曉回憶。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裏的數據，從 1988 年開始，重罪加害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在 1996 年到達峰值，十萬個樣本罪犯裏麵約有 32
個會被判處比較重的刑罰，意味著嚴重犯罪的案例變多了。這是法子英和勞榮枝犯下已知第一條命案的年份，也是正式實施《槍支管理法》——也就是所謂的禁槍令的年份。作為過來人，都曉最明顯的感知是，1990年代人們慢慢在自己的房門前安上了鐵柵欄，三、四層的都有。
力量在碰撞，積累了很多社會案件，記者出身的都曉決定拍攝一些以這些案件為原型的電視劇。他回憶自己的初衷是想要給當時的社會提氣，和那種蔓延的社會恐慌對話，提醒人們有人在對抗它。
真實
首先他決定要用一種偽紀錄片的方式完成拍攝，所以《紅蜘蛛》並不是一部常規意義上的電視劇，它很「奇怪」，裏麵的角色會突然回頭對鏡頭（也是觀眾）說：「走路就不要拍了吧，又不是明星。」
演員幾乎采用的都是素人，片尾的演員表裏有一些警察是真的警察，字幕認真地標明了是幾級的警司。觀眾能直接在生活裏對應上演員角色的位置，底層女性的臉上有時候會有痘痕，而更富有的女性總有一頭在燈光下麵顯得柔順的頭發，導演還啟用了兩名真正的罪犯去演罪犯。
「那時候副導演天天找演員，拉到誰誰就上，有一集需要有個老太太找不到，他把自己姥姥給拉上去了。當時他姥姥還有病，住在醫院裏邊，他給姥姥說，你應該說啥話，怎麽說。最後效果還不錯，他姥姥把話都說得很生活。」這是都曉當時對演技的要求。「我們的製片主任演了一場在火車站作為罪犯被人抓的戲，播出的時候他們家親戚以為是真的，還打電話給他爸說，咱家孩子沒事吧？」
他盡力在電視劇這個虛擬的內容上營造一種真實的語境，不采用有名的演員，因為越有名人們越是知道。這種拍攝方法是因為不想讓觀眾覺得這是戲看完就過了，希望真實本身的感染力能讓人去思考。
附帶的作用是，這部電視劇成了見證1990年代的一個很好存在，當時風靡的飲料是「醒目」，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還有「人力車」……深圳已經修起來高樓，但在內陸省份街道還是舊的。劇裏拍攝了一次謀殺，就和金錢的獲得在內陸的逼仄有關，一個年輕護士在醫院認識了一位開轎車的中年男人，他給她買了一套房子，想要結婚。但他的妻子掌握著兩個人掙錢的一些秘密。離婚不成，護士和男人用帶氰化物的注射器殺死了妻子。
雖然很多案件都是經過改編，但認真的案件考據已經足夠透露那時候警察辦案的難度。看過很多卷宗的都曉意識到犯罪手段正在變得極端——被他拍進電視的有法子英和勞榮枝為了搶劫設計的「狗籠殺人」；有情侶為了複仇和搶錢合夥把朋友碎屍沉湖；也還有被包養的女人有了情人被發現，她把包養她的男人殺害煮熟的情節。
惡有一種擴散的邏輯，隻能像解線團一樣去找到真正的死結。電視劇裏麵女人之前多有從事當時被稱為「無煙工業」，也就是坐台的經曆，這是很多犯罪的起點。一開始可能隻是坐台，這還不算真正的性交易，但一旦踏入了那個圈子，人太容易向下無止境地滑下去了。
比如在那個世界裏，「不吸毒是沒麵子的」，恥辱和對錯會被重新定義。電視劇裏就呈現了一個女人從坐台變成吸毒，從吸毒變成搶劫，再從搶劫變成販毒的路徑。開一家花店，當月可能都賺不夠300
元，但第一次搶包就能拿到近2000 元，販毒能賺更多……
都曉說電視劇不是有意將鏡頭對準這個職業的，隻是當時的一種存在。他做前期調查的時候發現「無煙工業」很普遍，城市底層女性首先進入皮肉行業，然後就是農村，「那時候能上大學（正式工作）的女孩有幾個？等中學一畢業，我們了解到那幫歌廳一到了九月份就開始到農村招工去了。」
複雜
十個案件的女人最後都進了監獄，但導演都給她們安排了向鏡頭陳述的機會，盡管陳述的時間份額是不一樣的。單純因為欲望而犯罪的人，導演給的時間很短，但還有一些陳述時間很長，那是讓《紅蜘蛛》的創作變得更複雜的部分。
都曉在看過許多案件之後，挑選了五六十個進行改編，這裏麵有些故事讓他驚訝。「有一個女罪犯交代的時候說，（自己喜歡的）男的特聰明，不能把他耽誤了，他想出國留學，沒錢，她就想替他弄錢。」還有更殘酷的，「有個小學老師去當小姐，掙那個錢給他們學校建房子。」人們總傾向於認為罪惡就是和私欲綁在一起，但一些特殊的事例又確實存在著。
「有些人會說正當職業她不去做，非去當小姐，那肯定她個人有問題，但我發現有的人是真的沒辦法，她隻能這樣生存。人窮，周圍也都是一幫窮人的時候，誰幫誰啊，非常殘酷。」那個年代並沒有給女性太多選擇。
劇中一些女性因家庭的沉重綁縛而走上犯罪之路。有個角色對鏡頭陳述：「雖然這錢來得不幹淨，但也是錢啊。」她來自農村，外出「工作」成了村裏被人說是「能耐」了的人，因為她給在農村的父母修上了紅磚樓房，房子裏配上了冰箱，被警察抓走之前，回頭給滿臉皺紋的父親塞了一疊錢。
都曉還在報紙上看過另一個案例，講的是上海一個底層女性，她被人強奸之後就放棄了自己，在海南靠自己的身體掙了錢給在上海的弟弟買了賓館當經理，然後自己又回去做皮肉生意，最後因艾滋病去世了。
他在《紅蜘蛛》會區別安排較長的講述時間，讓觀眾去了解有的女人為什麽會成為亡命之徒。裏麵有一個坐台小姐，她夥同同伴殺害了一個有錢的老板，她向鏡頭暴露了自己因何對人懷有深深的恨意——從小父親就拿棒子打她，有一次她逃出來躲在橋洞下麵不敢回家，被幾個男性強奸，夜裏她走在路上，身上有血，但沒有一個人上前去問她怎麽了。都曉在當時的卷宗裏，新聞裏，看到了太多類似的故事。其實也可以像很多電視劇一樣，隻需要簡單去給罪惡下一個審判，告訴觀眾這是壞人就結束，但那之後呢？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每個人都覺得罪犯與我無關，就是他/她自己的問題。
「我相信每個人身上獸性和人性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稍微一個刺激它就偏到左邊了，稍微一個刺激它就偏到右邊了……人不要太相信自己很不一樣，都有陰暗的一麵，可能它是沒到麵臨考驗的那一步。」在還沒有那麽多人坐飛機的時候，都曉有一次做製片，從外地飛回去，包裏麵滿滿當當裝了30萬塊錢，背在雙肩包裏。機場過檢查的時候，他在旁邊等著包，檢查人員看著顯示屏，都曉聽見有一個人說：「這麽多錢，這他媽在外頭我非幹了他不可。」那瞬間，他背後一涼。
雖然大家都有類似的人性，甚至有些人的經曆總把它往監獄裏推，但導演在每一集的片頭強調的是，人是有選擇的，就算是命運讓人拿起來一把刀，但在那瞬間人依然可以選擇是否真的要順著它捅下去。法律要審判的是那個瞬間的抉擇。
《紅蜘蛛》展現了一種混亂，裏麵的罪犯為了減刑可以互相指認，為了對愛情的極端想象可以殺掉自己的孩子和丈夫。離開了原來的規則之後，人們卻還沒有想清楚要追求什麽，於是利益和愛情收容了很多人，他們甚至可以為之舍棄掉別人的生命。
除了法律之外，沒有人有資格去審判另一個人，但也沒有人有資格去終結別人的生命，這是告別叢林社會之後人性的一種良知和契約。但在那個年代，都曉覺得這個契約變得模糊了。這成為《紅蜘蛛》的某種初衷，想要在新規則站穩腳跟之前，提醒人們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在不知道應該追求什麽的時候，至少可以相信內心的那條隱形的線。
重建
勞榮枝在逃亡23
年之後走進了監獄。《南方都市報》的記者采訪過她的二哥勞剛，他說勞榮枝落網後曾說想看看家裏的情況，幾名警察來到家裏拍了幾段視頻，勞剛給勞榮枝準備了幾件衣服和日用品，托民警帶了過去。他說：「法律是公正的，該怎麽判，就怎麽判。」
就算沒有勞榮枝的案件，《紅蜘蛛》有時候也能收到一些新觀眾的反饋。一個95
後觀眾曾告訴都曉自己對電視劇的欣賞，因為現在市麵上已經很少這樣真實的作品了。
人對於外界的認知除了自己的生活經曆之外，一定程度上依賴看到的媒介內容。對於一些不看新聞的年輕人來說，電視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但是現在的電視劇和以前的好像追求的不再是一樣的東西。近期微博公布的2019
年電視劇大賞的榜單裏，前 20 名裏，有7 部是古裝劇，10
部是偶像劇。一些電視劇用上濾鏡，配上最好的服裝和化妝，演員要在裏麵扮演地真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個人形象才是，因為那幫助人成為一個好的商品。
還有一種趨勢是觀眾隨時準備著進行判斷，不符合道德的角色不應該在劇中得到好的結果，因為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拍底層的故事是有爭議的，有觀眾會覺得中國那麽大，為什麽就選擇一些「審醜」的內容……現在的影像被寄予了太多。
大銀幕上也是，導演賈樟柯在《十三邀》裏分享過一個例子：「我在多倫多放《天注定》，當時就有中國留學生站起來直接批判，說我們國家是存在這些問題，但是你為什麽不去拍我們的這個、我們的那個，你為什麽隻拍窮鄉僻壤，離了煤礦你會死？」那些脫下衣服之後會露出白背心曬痕的人的確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少了，但他們也還在繼續痛苦地存在著，卻被選擇性地淘汰了。
《紅蜘蛛》在播放之後，當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出現了很多的同類型電視劇。不同的是，張軍釗和都曉在講述破案過程時，少有血腥和色情的畫麵，一些鏡頭必須要交代作案過程的時候，它寧願很生硬地添加黑白濾鏡去抵消「紅色」給人的恐懼感。之後其它的一些作品都往另一個方向走去，更高程度地還原罪犯的作案場景，拍攝一些更具感官刺激的內容。但它們大多沒能進入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都曉覺得原因是之後的作品隻拿去了外殼，卻沒有留下那些想要傳達的東西。他拍警察艱難的破案過程，拍罪犯走進監獄的路徑，他拍每一個當時作為背景的普通人……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沙盤，平時他們彼此之間無法互相看到，但電視劇可以提供一個更寬闊的視角，它越貼近真實便越是能夠看到每一個人的掙紮和選擇，越是能夠互相理解甚至去共同解決問題。
在這種程度上來說，選擇真實是一種殘酷的溫柔。
華客網:勞榮枝落網讓《紅蜘蛛》又火了：那些入獄的美女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