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將要直麵人口負增長了

中國人口即將邁入負增長階段。

8 月 1 日，國家衛健委黨組在《求是》雜誌刊登署名為 ”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 ”
的文章中指出：隨著長期累積的人口負增長勢能進一步釋放，我國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 十四五 ”
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

這是官方口徑第一次宣布我國總人口將負增長，即每年的死亡人數將大於新增人口數。” 十四五 ” 指 2021 年 -2025
年，也就是最近兩三年的事。

其實關於人口負增長，在十多年前，不同的機構、學者早就預測了這一結果——晚的推算是在 2035 年，早的為
2027，大多預測時段都是在 2027-2030 年之間。

人口學認為，要達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人口簡單再生產，即上下兩代人口的基本平穩，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 2.1。

而我國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從 1990 年代開始，我國便進入了低於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時代。1990
年，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是 2.17，1991 年降到
2.01，此後，我國的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處於低生育水平狀態。

也就是說，我國已經在低生育水平的狀態下，持續運行了近 30
年。人口負增長，不過是長期維持低生育率的必然結果，是完全有跡可循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隻是，我國的人口負增長，的確比想象中來得更快，很可能就是今年了。

在 4 月舉辦的 2022 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就曾表示，”
今年可能人口負增長，比聯合國此前預測的人口負增長提前了十幾年。”

2021 年，我國的總人口已經接近零增長，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創下 1949 年以來的新低，新出生人口約 1062
萬人，死亡人口約 1014 萬人，二者已經十分接近。

換句話說，在我們這個 14 億人口的大國，去年一年的新增人口數隻有區區 48
萬，而隻要人口的出生率低於死亡率，人口負增長的曆史拐點就會到來。

具體到省級層麵，人口負增長的省份數量已經在擴張。

從近段時間全國各省份相繼公布的 2021
年人口數據來看，已經有超一半的省份在負增長，而七普時期，人口負增長的省市自治區僅個位數。

此外，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信號是，許多人口大省的出生人口數量都在大幅下降。

2021 年，出生人口最多的 10
個省份是廣東、河南、山東、四川、河北、安徽、廣西、江蘇、湖南和貴州。其中，僅有廣東省的出生人口超過了 100 萬。

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份現在出生人口排名前列，其實主要還是受原有人口基數大的因素加持，這些人口大省，是勞動力輸出大省，實際上也就是生育人口的輸出大省。

生育人口的外流，已經體在出生人口數上——與 2017 年相比，這些人口大省，如河南、山東、湖南、江西、山東、安徽等，2021
年出生人口都下降了 40% 以上。

降幅最高的山東，更是達到了 57%，山東省 2021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 0.02 ‰，今年大概率會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即將與
” 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 ” 的結論相呼應。

可以確定的一個趨勢是，未來幾年，人口負增長將成為全國性趨勢，我國人口正增長的省份將由 ” 片狀 ” 變為 ” 點狀 “。

人口問題為什麽重要？

相信很多讀者都感受到了，無論是增長還是減少，人口話題總是能引起廣泛的討論。

因為，人口問題從來都不單純隻是人口問題，本質上還是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關係的問題。

而人在社會物質活動中，是具有雙重屬性的，我們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是生產活動的起點，也是消費活動的終點。

所以，人口會同時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對經濟社會產生影響。

在供給端，人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具備勞動能力。在字典的解釋中，人的勞動能力是人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

也就是說，人口直接決定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優勢，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 ” 中國奇跡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數量型 ” 人口紅利
“。

而 2010
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疲弱乏力，經濟發展一度呈現出後勁不足之勢，其中的根源之一也是由於人口數量紅利的快速消失。

同時，國家的創新能力也與人口，尤其是國內年輕人口的比例密切相關，人口的老齡化將嚴重影響一個國家創新創業的能力。

此外，人口增量也仍然與年輕人口息息相關，受到其生育意願和能力的影響。

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將再生產概括為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和人自身的再生產，”
一方麵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須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麵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 “。

而生育、撫養下一代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支付周期也非常漫長。

從懷孕至孩子出生，再到孩子實現經濟獨立階段的十幾年或二十幾年時間裏，父母需要支付孩子各項衣食住行、教育支出等費用。

這對家庭來說是成本支出，而對社會經濟而言，這就是源源不斷的消費需求。

就像網友調侃的那樣：如果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娃，那誰來買房？誰來裝修？誰來拍婚紗照？誰來買幾萬一對的鑽戒？誰來養活那些婚宴酒店？誰來買奶粉尿不濕？誰去給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交幾萬一年的學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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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說，在社會中，處於勞動年齡人口的年輕人是生產者，少兒和老年人口則是勞動年齡人口所要供養的消費者。

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人口結構，約等於撫養比，已經有大量文獻研究發現，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般來說，” 少子化 ”
會提高教育、醫療支出的儲蓄替代效應，帶來高儲蓄率，從而進一步影響社會投資。

所以，從長遠宏觀的視角來看，人口的再生產過於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確會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挑戰。

人口問題裏的個人

近些年來，伴隨持續低迷的生育率，我國逐漸放寬了生育政策，從開放二胎到三胎，再到各地的生育政策調整，以及時不時出現的一些稱得上奇葩的專家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議，仿佛整個大環境都在
” 催生 “。

然而，政策的實施效果大家都有目共睹，全國人口馬上都要每年負增長了。

實際上，盡管人口對於社會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但它終究需要落腳到社會中每個個體的生育選擇。

而生不生孩子，對個體來說，出發點一定不會是首先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慮的。

生育問題之所以總是能引起大家的激烈討論，也是因為生育問題從來都不是個單純的 ” 生與不生 ” 的簡單決定。

圍繞生育決定的，是 ” 就業 – 買房 – 結婚 – 生娃 – 帶娃 ” 的連環挑戰。

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這些環節，每一個都是挑戰，沒一個是輕鬆的。是否生育的決定，甚至可以說能直接關乎年輕人未來幾十年的生活質量和人生走向。

從 ” 就業 ” 這第一關開始，就已經難倒很多年輕人了。

今年 4、5 月 16-24 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分別為 18.2% 與 18.4%，6 月已經飆升至
19.3%，這意味著每五個青年中就可能有一個是處於失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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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就業形式這麽嚴峻，再加上反反複複的疫情，很多人連就業問題都無法解決，更別提攢錢買房了。

前段時間，房企暴雷、樓盤爛尾、老百姓被坑的新聞隨處可見，大概率還會勸退部分在猶豫買不買房的年輕人。

跳過買房的環節，接下來就是結婚了。

根據民政部的數據，2021 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 763.6 萬對，這是繼 2019 年跌破 1000 萬對、2020 年跌破
900 萬對後，我國結婚登記數據再次跌破 800 萬對大關。

有媒體梳理曆史數據指出，2021 年也創下了 1986 年（民政部網站公布有 1986 年以來的數據）以來的新低，僅為 2013
年最高峰的 56.6%。

而婚姻現象的背後，還涉及到此前出生率降低、性別比失衡的傳導結果。

比如，”90 後 ” 比 “80 後 ” 少約 3100 萬，”00 後 ” 比 “90 後 ” 少 4100 萬，結婚的主力軍
25-29 歲的人口本身也是在大幅下滑的。

不過，正如任澤平團隊在其《中國婚姻報告 2021》中總結的那樣，現在中國人婚姻現狀確實是：”
結婚少了、離婚多了、結婚晚了。”

如果一路過關斬將來到了 ” 生娃 ” 環節，接下來，高昂的養娃開支和機會成本，以及 ” 生下來沒有人帶 ”
的困境又會繼續勸退部分經不起折騰的小家庭。

另外，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娃也不是想生就能生出來的。

受生活和工作壓力增加、晚婚晚育等因素影響，我國的不孕不育發生率呈現上升趨勢。

根據央視去年 9 月報道，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
12%～18%。不少家庭雖然急著懷孕，卻有心無力，始終懷不上。

而上述這一路列舉不完全的挑戰下來，相信不少年輕人都會從靈魂深處向自己提出疑問：” 我為什麽要一定要生娃？”

不可逆轉的新轉折點

不可否認，人口作為生產要素，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

但同時，發展也是為了人，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

如果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那麽想持續靠人口紅利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人不是作為 ” 類 ”
存在的，人口問題也並非是一種抽象的存在，而來源於一個個具體的、現實的個人，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進行著以生存為核心的各類實踐活動的每一個鮮活的個體。

有些人平時調門起得高，落到自己頭上還是很老實的。就像之前《真打起來，我們的石油夠用麽》評論區不少人愛國口號喊得響，仿佛為了國家什麽都能忍受；轉天在《一個孩子每月補貼
1000 塊，你生麽？》評論區，就開始抱怨實在不想生孩子了——怎麽，為了國家忍受困難生孩子就不行了？

當然，讀者朋友們沒錯，具體到個人，生孩子還是要解決很多困難的。

促進生育的政策一定需要從社會中人的具體需求與困境出發，在於與之配套的一攬子生育支持舉措的設計及有效落地，而不隻局限於開放自由生育的表麵政策。

十九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要 ” 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 “。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大趨勢，全球都是如此，即使回升，也很難逆轉到以前的水平。

而且人口問題是長周期的，人口現象演變為人口問題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後性，一旦人口問題顯現，往往已經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同時，” 少子化 ” 隻是問題的一方麵，” 老齡化 ” 的壓力同樣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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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來看，無論未來生育率怎樣變動，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都將逐漸加重。國家衛健委預計，到 2035 年，我國每 4
個人裏麵，就會有一個 65 歲以上的老人，從而進入人口重度老齡化階段。

而在一個少子化疊加老齡化的社會，養老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這從近幾年我國基本養老金的缺口就能窺見一二了。

因此現階段，不僅需要采取措施鼓勵生育，也更需要對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問題進行提前預警，做好應對人口轉折點或將帶來新的衝擊。

當然，這些都是國家政策層麵需要並正在考慮的問題。

而我們普通人，則更需要認清形勢，提前做好準備。因為，生育率的下跌和人口負增長帶來的負麵影響，最終一定會傳導到社會個人身上。

所以，目前，咱們至少可以先在職業方向和養老儲備上，有針對性的為自己應對風險留下足夠的提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