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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執政一周年之際，誓言逃往歐洲的阿富汗國民軍士兵哈米多拉（Hamidolla）依舊未能如願。他計劃從土耳其偷渡到歐洲，試過兩次都失敗了。如今，哈米多拉在伊朗Kish島的一家酒店打工。
哈米多拉穿軍裝的照片，一張也沒留下。在逃亡之路開啟前，他按下了手機的刪除鍵，告別了往日的榮耀與希望。
這些事原本不該發生，他也想象不到會發生。在前總統阿什拉夫·加尼將阿富汗政府拱手讓給塔利班時，他曾決心與戰友抵抗到底。
2021年8月15日中午，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接管了總統府。美軍在8月31日撤離。哈米多拉懷著對故鄉、妻兒的訣別之情，悄然踏上了逃亡之路。曆時半個月，他終於從喀布爾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
以下是哈米多拉剛逃到德黑蘭時，接受鳳凰網《在人間》專訪的自述：
清晨，我吃完早餐走出家門。喀布爾街上很多人神色慌張。商店鎖了起來，人們開走汽車，一切都不尋常。我往前走，看到一輛車上擠滿了舉著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和塔利班白旗的武裝分子。我還聽到皮卡裏傳出Naet（一種宗教唱法）的歌聲。
想起二十年前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塔利班開車經過，肩上扛著槍、嘴裏唱著宗教歌曲，街上看不到女人，城市空無所有……他們沒有任何改變。
現在，我是一名普通的阿富汗士兵。高中畢業後，我讀了四年本科，加入了阿富汗國民軍。我在昆都士（阿富汗東北部昆都士省府，靠近塔吉克斯坦）、塔哈爾和喀布爾工作過，服役五年。
塔利班逼近，我和戰友做好了抵抗的準備。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我不害怕開火。軍隊比以前充滿鬥誌。
阿富汗擁有強大的軍隊。美國訓練了我們，並提供先進的裝備和武器。軍隊是包容的，士兵來自各個民族，普什圖人、塔吉克人、哈紮拉人（阿富汗是世界上種族比較複雜的國家之一，塔利班主要成員是阿富汗人口第一的普什圖人，普什圖人與人口第三的哈紮拉人有世仇）……我們不支持塔利班，但部分親塔利班的高層希望軍隊分裂。如果我們擁有良好的管理，塔利班永遠不可能占領喀布爾。他們一直在山區，不敢與國民軍正麵交戰。
掌權者卻大不如前。阿什拉夫·加尼（來自普什圖家族，曾任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2021年8月15日辭職）牽頭，成為備戰指揮官。他意誌薄弱，喪失了保衛國家的決心，每每在戰鬥的尾聲，塔利班將要落敗的時候下令撤軍，使得敵人士氣高漲，反過來偷襲我們，搶走我們的軍事裝備。
塔利班可以任意發動戰爭——自殺式襲擊、狂轟濫炸、搶占地盤，我們卻隻能防守不準進攻，因為沒有獲得作戰許可。我們擁有大炮、坦克、飛機，敵人一無所有，但我們不允許反擊。我們陷入疲憊、困惑和痛苦中，國民軍傷亡越來越多。
阿什拉夫·加尼不希望“發生流血事件”。高級指揮官打電話給我們的上級，命令交出旗幟，放棄抵抗，留下武器和裝備。他們跟塔利班做了交易，出賣了底層的士兵。整個軍隊向塔利班投降。政府將一切拱手相讓。
這一切發生在塔利班征服喀布爾的第一天（202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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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哈米多拉在老家塔哈爾。
誰也沒料到塔利班輕鬆接管了總統府。沒有戰鬥，沒有抵抗，什麽都沒有。在家人和同胞麵前，我感到羞愧。我後悔沒有發揮軍人的力量，拿起武器對付敵人。
國民軍一直在與塔利班戰鬥，保衛我們的國民。我想為他們做更多，但實際上什麽也做不了。我努力學習和工作，希望改變阿富汗，但阿富汗年輕人的命運隻是大國政治博弈的犧牲品。
國際社會沒有改變阿富汗今時今日的局勢，隻是將國家交給了塔利班，將我們推回到20年前。就在這一天，全球社會看到了，正是美國給阿富汗人帶來了混亂。
美國宣布撤軍後，阿富汗士兵的精神狀況非常糟糕，有人甚至說“阿富汗必須向塔利班投降”。我很失望。為什麽20年的發展消失得如此之快？戰爭發展到每個國家都想從中分一杯羹的地步，唯獨苦了阿富汗人。所有大人物都來偷東西，比如阿什拉夫·加尼。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承諾要為人民服務，卻把水權賣給了伊朗。說出來都不敢相信，他甚至沒贏得選舉（涉嫌在總統大選中舞弊）。
自從美國幹預阿富汗那一天起，自從阿什拉夫·加尼（曾留學、工作於美國）來到阿富汗，直到今天，一切都是假的。身為阿富汗的穆斯林總統，他不知道神諭，不懂如何祈禱。他是美國人，根本不關心國家。在阿富汗，還有人喝不到幹淨的水，連麵包都吃不起；兩三百萬人失業，淪為乞丐，忍饑挨餓；房屋被毀，愛人去世，孩子們失去父母，妻子們成為寡婦。
20年來，唯有窮苦的百姓受盡折磨，在政府供職的大人物卻冷眼旁觀。要知道國際社會提供給阿富汗的物資和金錢，隻有不到5%用在了改善國內基礎建設上。官員們以部長或議員的名義挪用公款，拿錢卻不辦事。如今，大人物卷款潛逃，剩下蒙在鼓裏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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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在潘傑希爾省，中間那位是Parvan市的司令。
阿富汗的城市一個接一個淪陷。全世界都在旁觀阿富汗人獨自與塔利班作戰。喀布爾籠罩在詭異的氛圍中，沒人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麽。
那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留意到情況很糟糕。生活變了味，人們隻求自保。
軍隊解體後，許多人成了俘虜。塔利班常說，美國人走了，不會再動阿富汗的一兵一卒。可是外國勢力撤出，戰爭還在繼續。我認為塔利班是打著伊斯蘭教的名義而來，卻隻想敗壞伊斯蘭教的名聲。伊斯蘭教法規定，不得虐待戰俘，但塔利班殘忍地殺害俘虜。
拋頭顱、灑熱血的人，總是受害者。年輕士兵每天在犧牲，有些人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有些人逃到潘傑希爾省的山穀，繼續反抗，倒下又站起來；有三四個曾在國家保衛部工作的朋友被塔利班殺死，還上了新聞。
我們感到害怕，特別是警察和軍人，不知道躲去哪裏。航班取消，大使館關閉，我們辦不了簽證，但在塔利班統治下，任何人都不會有好下場。
我和朋友打算投靠親戚，以求活命，但老家塔哈爾已被征服，回不去了；喀布爾也待不下去。幾通電話後，親戚和朋友強烈建議：離開阿富汗！與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商量後，我們決定去土耳其。
誰會相信，阿富汗國民軍向敵人投降苟活？一想起這事，我就掉眼淚。
我們一行人共七個，兩位基層公務員、兩位店主，餘下的是軍人。我們是朋友，曾經生活在哈塔爾。我們搭乘載滿了來自不同省份年輕人的公共汽車，車上大約30人，沒有地方坐。有人精神出了問題，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位父親提起死去的兒子，一位兒子談到了死去的父親，悲哀極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十分想念祖國和過去的一切。
我是穆斯林，接受過宗教教育。根據伊斯蘭教法，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幸福和舒適的生活，任何人不得幹涉。但是，塔利班熱衷掌控一切，對女孩、男孩、胡須、頭發、衣服等提出諸多要求。
20年前，美國人將塔利班趕出了阿富汗。阿富汗人很高興，大學解放了，孩子們可以上學，過上和平的生活。那時候，人們感覺未來很美好。
我以為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們有（新組建的）政府、忠心耿耿的部隊，警務實力也強，人們忙著在大城市裏生活和工作……朋友、家人和我自己從沒想過有一天變成這樣。
可是逐漸地，我目睹了自己的悲慘命運——塔利班再次集結武裝力量，招兵買馬，挑起戰爭。從小村莊開始，一路挺進城市，美國人卻撒手不管了。他們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帶來精良的裝備和（持續了20年的）戰爭，現在卻宣布這些歸塔利班所有。
如果抵抗努力些，如果有人（來自外部）支持的話，真主會保佑阿富汗重新獲得自由與榮耀。可現在塔利班的武器裝備提升了很多，我不再憧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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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布爾淪陷前五日，哈米多拉和他的好朋友們。
我們夜以繼日地趕路，穿過滿是褶皺的山脈，偷偷溜過警察局，時而匍匐前進，時而東躲西藏。我盡力避免與親戚或認識的人碰麵。我害怕他們將信息透露給塔利班。
從喀布爾去往尼姆魯茲的路上，我們經過了五個塔利班的檢查站。每通過一個，都要遭受盤問：
“你們是誰？”
“我們是經過這裏的可憐人。”
“你們要去哪裏？”
“我們要去尼姆魯茲。”
“你們去尼姆魯茲幹什麽？”
“我們想去伊朗。”
“為什麽要去伊朗？”
“我們想在那裏工作。”
當被問及從事什麽職業時，有些回答“開店的”，有些說“失業了”或普通職業。塔利班士兵非常仔細地翻查我們的手機。在這之前，我刪光了所有與軍隊有關的資料，注銷了全部的社交媒體賬號。
到了尼姆魯茲，我們打電話向朋友谘詢偷渡的事。他介紹了一位“值得信賴”的、來自馬紮裏沙裏夫（阿富汗北部巴爾赫省首府）的蛇頭。據說那人每天領著成百上千的人前往伊朗。
我們與這個人吃飯，還向他坦白了身份。我們表達出強烈想要離開阿富汗的意願，希望他選擇一條不用走太久的路，安全地送大家出去。錢不是問題，我們約定成功抵達德黑蘭後，每人支付450萬裏亞爾（伊朗貨幣單位，按當地黑市價格計算約等於人民幣1080元；按當前匯率折算約等於人民幣690元）費用給他。
從尼姆魯茲出發時，蛇頭換成了一位巴基斯坦人。他領著100來號人往目的地邁進。這樣規模的隊伍還有好幾支。途中經過一片沙漠，200輛賽默格汽車（Simorgh，波斯語意為“鳳凰”）停在那裏，車上載滿了人，其中好些曾為軍隊和政府部門工作，但我們假裝互不認識。
從尼姆魯茲出發，沿途換了5到8個蛇頭，一個賣給另一個，另一個再賣給下一個……尼姆魯茲的蛇頭將我們賣給了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的轉手又把我們賣給了俾路支省的蛇頭。你能想象我們在路上遇到的這些人嗎？
走私是非法生意，是犯罪。蛇頭從不跟我們講實話。最糟糕的一天，出發前，蛇頭說隻需要徒步兩小時，但我們走了18個小時。我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隊伍裏的小孩和老人走不了那麽遠，慢慢地被甩在了後麵，太可怕了。
我們繼續向巴基斯坦邊境行走，到達另一片沙漠時，那裏同樣擠滿了人。有些人睡在一起；有些人爭搶著水；有些人爬不上山，扔掉了隨身攜帶的衣服——對他們來說太重了；還有一個人從車裏摔下來。
好不容易到了巴基斯坦境內，我們又撞到一群叫“軍杜拉”（
Jundulla，即真主旅，活躍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一支伊朗反政府武裝）的人，披著長發，又邋遢又狂妄，比塔利班更野蠻。他們將我們帶到沙漠，向每個人勒索25萬土曼（伊朗貨幣單位，1土曼等於10裏亞爾，按當地黑市價格約合人民幣600元）。付錢的時候，一名“軍杜拉”成員突然喊起“快逃，塔利班來了”。等我們反應過來，團夥已經拿著錢跑了。我知道蛇頭出賣了我們，但做不了什麽。
原本3天的旅途，我們走了13天。我用袋子當枕頭，在盡是石頭的沙漠裏露宿。路上又渴又餓，隻能買到餅幹，偶爾能買到酸奶，但即使有食物，價格也特別貴。有時候，連水也喝不上。這一路，我差不多花了350萬裏亞爾（按當地黑市價格計算約等於人民幣840元）。
來到伊朗邊境，關口聚集著500到1000名阿富汗人。我們不得不分成更小的組，以免引起伊朗警察的注意。太多人爭先恐後地離開阿富汗，拉長了旅程。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每個人疲於活命，我不想跟別人說話。
9月初，當我進入伊朗時，產生了一種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更好的錯覺。巴基斯坦也開放了邊境，但我更喜歡伊朗。我們使用相同的語言，有共同的文化，都是伊斯蘭國家。
阿富汗人在哪裏都毫無價值，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士兵不在乎我們是誰。我們付了錢，一路上吃了很多苦頭，不被當作人來對待，真的很痛苦。
有一晚，在伊朗境內一個叫卡什的地方，蛇頭領我們進入山穀，叫我們在那裏過夜。淩晨3點左右，我被喚醒，看到幾個人正在圍毆另一些人。他們命令我們登上兩輛車。幾分鍾後，我意識到他們不是蛇頭而是強盜，因為不是所有人都上來了。車子開到一處沙漠，他們搶走了我的手機和現金，手機裏存儲著很多珍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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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前，與戰友在老家塔哈爾參加婚禮。
從準備來伊朗到抵達邊境，我都沒有跟家裏人說，不想讓他們擔心。這太危險了，告訴他們的話，肯定不讓我過來。抵達伊朗後，我用這邊的手機卡打給家人。他們還是擔心我，直到現在還定期和我通話。
目前，我和三個逃過來的同伴暫時住在德黑蘭一家石油化工公司的地下室。平常我不出門，隻關心土耳其邊境是否開放。我不喜歡在城市裏走來走去（害怕引起麻煩）。
這是我第一次來伊朗，逃到這裏已經九天了。通往這裏的路千辛萬苦，饑餓、口渴、疲憊其實不算什麽，要知道巴基斯坦的士兵不人道，伊朗邊境的俾路支人也不友好，伊朗警察還羞辱我們。
老實說，伊朗不是我的目的地，我想去的地方是歐洲。
六年前，阿富汗發生了同樣的事（塔利班在各個城市發動自殺式襲擊，聯合國年度報告顯示，2015年阿富汗平民3545人死亡，7457人受傷），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先來了伊朗，後來過境土耳其去了德國、瑞士和法國。他們在那裏定居，又將家人接過去。
現在情況變得更糟糕。塔利班說會“大赦”，“不傷害任何人”，但我認為這都是謊言。塔利班從沒說過真話。他們沒有良心，想要控製每個人、每件事。
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權下沒有希望。我與阿富汗的朋友聯係，他們已經失去工作，每個職業體係都在崩壞中。很多人四五個月沒有領到薪水，生活在貧困線下。
自從塔利班來了以後，店主、公務員和教師的未來近乎毀滅。他們迫切地向我尋求偷渡的辦法，問我“怎麽可以出去？”“土耳其邊界開放了嗎？”“是不是可以來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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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與戰友在一起，當時他們是一些阿富汗議員的保鏢。
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都在逃離阿富汗，塔利班留下來。他們從出生起就在山區打仗，隻知道戰鬥。國家不能隻靠戰爭運轉，無論哪個領域，必須要有受過教育、努力上進的人。
每天超過5000人進入伊朗，大多是年輕的阿富汗警察和士兵。我們一生努力工作，領取公糧養家糊口，但現在丟了工作，舉步維艱。我們把祖國留給了塔利班，被迫投降，真是難過。
阿富汗人孤獨而貧窮。我其實沒什麽錢偷渡。以前每個月工資兩萬四千阿富汗尼（人民幣1800元左右），大部分花在了家裏。喀布爾銀行關閉，我也取不了錢。出發前，我找親戚借了點，還找朋友墊了一些。全部費用算在一起，這趟旅程差不多花了300美金（約等於1950元人民幣）。
前段時間，塔利班公布了新內閣成員，並不包容，全都是他們自己人。如果政府足夠包容，所有種族有自己的代表，我會回到祖國。
國土才是家。我的希望和夢想都在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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