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有多難治理？夏爾·戴高樂曾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您打算怎麽治理一個有258種奶酪的國家？”這句話後來以訛傳訛，衍生出365種、400多種等不同說法。無論是抱怨還是調侃，這位將軍畢竟還是承擔起了治理大任，而且憑借其曆史功績、膽略甚至獨斷，成為第五共和的“國父”。
法國沒有400多種奶酪，但在戴高樂身後，的確逐漸形成了42種不同的退休製度。
戴高樂去世近五十年後，他的年輕後繼者馬克龍，雄心勃勃地試圖將這42種退休製度“並軌”，卻引起激烈反彈。從12月5日起，法國多個行業發起全國性無限期罷工，其中受改革影響最大的公共交通行業反彈最劇烈，巴黎及周邊地區陷入“準癱瘓”狀態。而在某些中文自媒體筆下，法國則再次“淪陷”，甚至達到“150萬人罷工暴亂”的誇張地步。
12月11日，法國總理菲利普正式宣布退休改革方案詳情，其中要點包括：取消目前的多種“特殊退休製”，建立統一按積分計算的退休製度；維持62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但同時確立64歲為“均衡年齡”，預備逐步過渡；每月退休金不少於1000歐元；艱苦工作仍可提前兩年退休；有子女家庭退休金標準上浮5%；退休積分由議會立法保障不遭貶值；等等。
不出所料，這份改革方案繼續遭到各方炮轟。原本就堅決反對的幾大工會，繼續加強動員力度，一直將罷工持續到聖誕節。而1995年大罷工的曆史記憶也再度浮現，當時前總理阿蘭·朱佩（Alain
Juppé）同樣計劃改革退休製度，卻在長達3周、高峰時多達200萬人的罷工麵前讓步。看上去，工會這次針對退休製度的堅決態度，不僅是為了報去年阻擋勞動法改革失敗的一箭之仇，更堪和24年前的曆史性較量相比並論。
法國退休改革，究竟要改什麽？
許多媒體在解讀此次風潮時，想當然地理解成：法國目前現行的42種製度中，有一種“普遍退休製”和41種“特殊退休製”。但實際上，嚴格意義上的“特殊退休製”隻有13種，其他許多並立製度是針對較大範圍行業的，例如農民和自由職業者分別有各自的專門退休製度和社保金庫。
而所謂“特殊退休製”之所以特殊，正是因為大部分隻針對人數極少的特定行業（公務員算是例外），甚至隻適用於單個企業或機構。
確切來說，此次引發軒然大波的“特殊退休製”，主要分別針對公務員、法國央行、法國鐵路公司（SNCF）、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電力—燃氣行業、礦業、巴黎歌劇院、法蘭西喜劇院、波爾多港口、海員、宗教人士、公證人、參議員、國民議會議員等。實行“特殊退休製”的人口規模根據統計標準口徑不同，在退休人口的3%到6%。例如《世界報》認為，法國1720萬退休者當中，嚴格意義上屬於“特殊退休製”的占6%，約110萬人。
“特殊退休製”有什麽特權？通常而言，這些企業由於其性質特殊，員工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例如，法國統一退休製下普通雇員的法定年齡為62歲，但實際平均退休年齡為63歲，而公務員為61.3歲，法國鐵路公司員工為56.9歲，巴黎大眾運輸公司員工則為55.7歲。而一些更為特殊的行業則更早，例如巴黎歌劇院的芭蕾舞演員，最早從40歲就可以領取退休金。
此外，“特殊退休製”下許多行業待遇較為優厚。法國普通私營企業員工的平均退休金為1260—1410歐元，但以巴黎大眾運輸公司為例，理論上全額繳納分攤金並符合其他條件時，可以拿到稅前3700歐元的高額退休金；當然，這一條件不是所有員工都具備，但即便如此，數據顯示該公司退休員工平均退休金為稅前2375歐元，仍然大大優於普通行情。
“特殊退休製”的建立，往往和行業特性密不可分。最極端的情形下，例如芭蕾舞演員，看上去40多歲就可以“躺倒不幹”，但代價是七八歲就開始艱苦訓練，等到退役可能已是滿身傷病；而在海事、鐵路和軌道交通等領域，20世紀下半葉的曆史背景也是從業者往往從十幾歲就以學徒工身份入行，承受大量重體力勞動或“不見天日”的艱苦工作環境，因此提前退休似乎也無可厚非。
但是，隨著技術發展，如今堅守“特殊退休製”的許多行業早已不是當年境遇，公務員、公證人等自不必說，和普通白領工作差別不大；即便是火車司機，如今麵對的也是儀表盤和各式按鈕（甚至觸摸屏），而不是燃煤鍋爐，即便工作環境仍然特殊，但也並沒有特殊到要比別人提前五到八年養老的地步。
退一步說，基本承認這些行業的特殊性，也可以通過統一退休製下的單獨參數調整來規範，而不是另起爐灶，完全製定一套單獨的退休體製。毋寧說，如今這些行業中的阻力，更像是一輛“曆史列車”的慣性使然。
馬克龍12月21日在非洲科特迪瓦宣布，他卸任後將放棄總統退休金，也不會進入法國憲法委員會，即放棄憲法委員會的優厚津貼。據法媒介紹，法國總統退休金，每月淨稅5200歐元，憲法委員會的津貼每月13500歐元。按照傳統，法國總統卸任後，自動成為國家憲法委員會的成員。馬克龍還在非洲隔空向法國幾家工會喊話，呼籲他們暫停罷工。
一場“馬失前蹄”的改革
這場要動上百萬人奶酪的改革，遭到激烈抵抗自然在情理之中，但與此同時，在此前多次出現的窘境一樣，馬克龍的用人策略再次增添了一個失敗範例，雖然和這場重大改革觸及的基本利益格局並不相幹，但仍為改革前景籠罩了一層陰影。
為協調推進退休改革事務，馬克龍自2017年9月起任命德勒瓦（Jean-Paul
Delevoye）為退休改革高級專員，位居內閣成員之列。這位來自於右派陣營的高級專員是政壇資深人士，先後出任過市長、眾議員、參議員、經社環境理事會主席等職務，2002—2004年間還出任希拉克政府的部長，主管公務部門、領土整治和機構改革。馬克龍政府希望能借助其政治人脈和經驗，順利攻克難關。
然而，就在政府正式公布改革提案前後，德勒瓦卻意外“爆雷”，被媒體揭露出有向監管機構虛假陳述、不實申報的劣行。他此前第一次向監管機構“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委員會”申報財產和活動時，隻報告了三項兼職，但被媒體揭露實際多達14項，其中大部分是不付薪職務，但也有些油水頗豐，例如擔任一家智庫的負責人，每月可以領取5300歐元。此外，其中許多兼職不僅違反了公務員的職業活動禁令，更和退休改革事務高級專員本身的敏感程度相悖（例如擔任保險集團或者信貸集團董事），讓外界質疑其內心天然地傾向“大老板”，而不是靠退休金度日的“小人物”。
在媒體輪番爆料導致醜聞節節發酵之後，這位身高1米93的“台柱”終於崩塌，雖然他譴責輿論的“狂暴攻擊”和“謊言雜燴”，但還是選擇辭職走人。總理的“信任”“期待”雲雲言猶在耳，政府發言人聲稱這一辭職和退休改革內容本身毫無關係，工會方麵也更在意總統和總理、而不是“辦事員”的表態，但這次人事風波，仍然成為此次退休改革博弈中法國政府遭受的一記重擊。
從退休改革本身而言，工會施加的阻力已經很大，這次“偽君子”式風波，似乎更加坐實了“政府無視底層疾苦、隻想從他們身上搜刮”的罵名。而從更大範圍來說，德勒瓦事件也再次凸顯出“建製派”精英圈子當中根深蒂固的特權作風。當低收入階層為削減5歐元房屋補助而憤怒、或者為最低工資增加15歐元而期盼時，德勒瓦這樣的政商精英，卻可以動輒賺一份每月稅後5000歐元的外快。從這一點上，似乎也可以讓人更加理解目前底層彌漫的民粹情緒。
無獨有偶，在德勒瓦“爆雷”之後，事態仍未平息，後繼者甚至開始“連環爆”。政府指定議員皮耶塔澤夫斯基（Laurent
Pietraszewski）接替德勒瓦推進退休改革事務，而媒體立刻扒出這位歐尚集團前人事主管今年曾以2017年“解雇補償”名義從老東家拿了一筆71872歐元巨款，而他當時從商界轉戰政界、仕途正扶搖直上。這種“解雇補償”雖然表麵上完全合規，其實於理不通，甚至涉嫌變相的利益輸送。
此次圍繞退休改革的用人爭議，已經不是馬克龍第一次“馬失前蹄”。從上任之初的多起內閣人事風波，到後來的“保鏢打人事件”，再到由此衍生的外交布局挫敗（前任國防部長古拉爾因為歐洲議會虛職醜聞而下台，卻被馬克龍提名為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法籍執委，結果被歐洲議會審議否決），馬克龍似乎在“用人失察”這個問題上不停地栽跟頭。
從深層來看，這很難簡單地馬克龍個人眼光或者運氣不好的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政治版圖的重新分化組合不無關係。兩年多前，馬克龍憑借新興政治運動“前進！”旋風般地崛起，其實本身缺乏堅固的基本盤。在選民層麵，他得益於左右主流政黨的頹弱、以及極右勢力難以服眾，從而找到自己的空間；而在團隊層麵，則大量從原有建製派當中挖角，通過“招降納叛”來擴充實力，但這難免會給自己埋雷。
以德勒瓦為例，就是因為與傳統右派不合而早早投入到馬克龍麾下，從而因為人脈廣、手腕多獲得重用。而在政商關係盤根錯節的特權文化背景下，這種頭腦靈活、善於嗅到政治風向的“聰明人”，在個人經濟利益上自然也不會輕易放棄，這恰恰成為日後爆雷的一個伏筆。
對於馬克龍來說，改革退休製度是他2017年大選政綱的支柱之一，如果此次被迫退讓，執政“下半場”毫無疑問將麵臨凶險前景：雖然曠日持久的“黃馬甲”並沒有真正傷筋動骨，但如果此次標誌性的改革無法順利推進，那麽很有可能可能淪為“跛腳”狀態。目前法國政府的日程表是：年底前形成草案，一月提交內閣會議、二月提交議會辯論，但無論議會闖關結果如何，都很有可能在三月的市鎮選舉中遭受懲罰性投票。對於一個當初旋風般崛起、滿載公眾期待、卻缺少傳統左右派基本盤的總統來說，一旦因為各種“豬隊友”而被拉下神壇，可能會比傳統左右派失勢麵臨更加不可知的前景。
法國工會：新時代的“高等法院”？
在1789年之前的法國，高等法院（Parlement）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它並非如中文字麵所示是一個純粹的司法機關，也不是現代西文字麵中通常所指的代議機關，毋寧說是因曆史流變而塑造的一個以司法為主、兼及立法和行政部分職能的國家機構。由於掌握國王敕令的登記權（尤其在稅收領域），高等法院經常以拒絕登記為手段，甚至鼓動暴力抗議（即所謂的“投石黨之亂”），對舊製度下專製王權構成有力掣肘。
當最高法院拒絕登記國王敕令時，國王會禦臨法院施壓，如果法官繼續拒絕，則會遭到國王的流放以示懲罰（但事後往往會召回）。但這一強壓舉動絕非國王的勝利，因為被流放的法官往往成為“社會良心”，雖敗猶榮，得到公眾輿論的極大同情和讚賞。
然而，高等法院本身絕非清白無暇，它本身是植根於穿袍貴族世襲特權及其“職位鬻賣製”基礎之上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維護自身賴以存在的特權。
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製國王的肆意濫權，但當王權試圖革除弊病時（例如稅收統一化和平等化），最高法院則轉而成為改革路上的絆腳石。英國曆史學家科本毫不客氣地稱，巴黎高等法院自視為（同時也被公眾視為）“自由的守護者”，但實際是一個“微小、自私、傲慢、貪贓枉法的寡頭統治集團”。舊製度下的高等法院和兩百多年後的工會，雖然曆史情境相當不同，甚至以左右劃線來看完全顛倒，但在“以社會良心自許而阻礙改革”這一點上，卻頗有共性（媒體在提及從“黃馬甲”到反退休改革抗議時，也往往用“投石黨”這個曆史隱喻。）隻不過，抵抗者所援引的價值觀，從當年高等法院鼓吹的“自由”，替換成為如今的“平等”，或者更進一步說，是“博愛”或“福利”。
法國工會並非鐵板一塊。此次針對退休改革明顯分化成兩大陣營：
(1)以法國全國總工會（CGT）為代表的強硬派，對政府改革方案全盤拒斥，甚至在改革方案尚未揭幕之際，就開始組織全國性運動，試圖先聲奪人。而在方案公布後，強硬派不做任何修改建議，唯一的訴求便是“撤回”，並以無限期罷工施壓，乃至“攪黃”聖誕節也在所不惜。
(2)以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FDT）為代表的“改革派”工會，不反對建立統一退休製，但堅決反對調整法定退休年齡的措施，因此當12月11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方案、確立64歲的“均衡年齡”後，CFDT立刻指責政府“越過了紅線”，並宣布站到反對一方。
某種程度上說，眼下這場“朱庇特式總統”和工會之間的拉鋸戰，就像當年國王和高等法院之爭的變形。這兩個曆史階段麵臨的相似困境是：抽象地談論改革必要性時，所有人都承認現狀非改不可、越快越好，而一旦進入操作環節，任何領域的改革都會觸動相關群體的“既得利益”，從而以激起反彈。
所謂“既得利益群體”並不一定總是西裝革履、密謀於暗室的精英人士，它同樣可以包含白發蒼蒼的老頭老太，或者即將麵臨退休的職員。對他們來說，“好”的改革意味著退休金隻能漲不能降，退休年齡隻能提前不能推遲（法國工會方麵迄今還有聲音要求把退休年齡恢複到60歲），而且還要在“人民”和“社會團結”的名義下，竭力維護同行業的後來者，哪怕他們加起來隻占人民中的百分之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運動中巴黎僅有的兩條正常運行地鐵線——1號線和14號線，勉強維護了許多人的工作出行需求，緩和了民怨（並間接使得罷工者的民意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上）。然而這兩條線路之所以能正常運行，正是拜無人駕駛之賜。
這其實給罷工者敲響了警鍾：隨著自動化控製的進步，“機器換人”的革命浪潮將越發明顯，等到有一天巴黎地鐵實現大部分無人駕駛，抗議者手中的籌碼恐怕將會更加有限。
退休後被供養25年的“美麗新世界”？
退休製度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契約：勞動者在年富力強時，在政府的製度背書下，以損失當下部分利益為代價，與雇主共同繳納養老保險；等到退出職業生活後，退休製度兌現承諾，用此前匯聚的份額保證安度晚年。而改革退休製度，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政府背棄先前承諾，重新訂立社會契約，也正因如此，它不僅具有政策調整意義，而且具有製度信賴意義。
但這個社會契約注定無法恒久不變。在二戰後的持久和平時期，隨著經濟增長和醫療水平的發展，全世界範圍內人口預期壽命普遍顯著增加。根據法國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近60年來，法國人口預期壽命增加了14歲。2018年法國人口預期壽命為男性79.5歲、女性85.4歲。換言之，對20世紀下半期的大部分法國人而言，退休即意味著人生進入最後十年，而社會福利體係也隻需負擔10-15年的退休金；但如今，仍以62歲法定退休年齡為準的話，這意味著福利體係將供養一位退休老人“不勞而獲”長達18-25年之久，這同時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供養比例的失衡、養老儲備的枯竭、和福利體係的失衡。
以法國鐵路為例，在“提前退休”的優惠待遇加持下，目前在職員工14.3萬人，但退休人員已高達26.1萬人，雙方比例為0.55:1，和法國1.7:1的平均比例完全形成倒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抗議活動並非真正同仇敵愾，其中不同群體的訴求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律師群體也對改革表示擔憂，是因為他們在職和退休人員之比為4.2:1，退休金庫運行狀況好得多，擔心的是會把本行業的養老金結餘拿去填給類似鐵路這樣的無底洞。
在這場風潮中，法國政府並非簡單粗暴地“一刀切”，而試圖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策略解套，但工會和極左黨派中的許多人都用一種頗為煽情方式提出反對——“我無法麵對自己的子孫說，今天我以犧牲你們的退休生活為代價，維護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然而，如果順著這些反對者的思路，是否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後代說：“孩兒們，我以福利體係崩潰為代價，成功地為你們爭取到了退休之後國家繼續供養二三十年的豐厚權利？”
橫向比較來看，法國的法定退休年齡已經是歐洲各大國當中最早的：目前德國67歲；英國65歲（但從明年起將延後至66歲，到2026年延至67歲）；西班牙65歲零8個月（但2027年延至67歲）；意大利66歲（男性）或62歲（女性）；瑞典61歲（但2020年即將延至62歲，2026年延至64歲）。
當996一代老去
對於中國人來說，發生在法國的這場退休改革之爭，或許隻是一場無聊戲碼，為每月增減幾百塊（甚至幾十塊）人民幣的養老金糾纏不休，充分說明法國人的“矯情”。中國人關心的問題，仍然是個人奮鬥、是996，而不是養老金。
然而，一方麵，996的話題熱度，顯示出中國當下仍處在一個中青年世代把持強勢話語權的時代。這個時代或許仍將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但不會是永遠。最終能夠實現“財務自由”“提前退休”的，畢竟隻是一小部分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最終仍然不得不回歸到依賴社保養老的“正常”模式。沒有一個社會，會永遠處於它目前的狀態，996一代最終也會老去，更何況，在如此拚命之後，多少能夠邁入中產門檻的一代，對退休生活“體麵”水準的期待自然也會水漲船高。
另一方麵，中國自20世紀末進入老齡化社會，據統計，2000年至2018年，60歲以上人口從1.26億人增加到2.49億人，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0.2%上升至17.9%。隨著出生率下降和人口總數達到峰值並下降。到2050年預計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占到總人口的34.9%，屆時，退休年齡、退休金和社保運行狀況，恐怕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像今天996一樣熱絡的話題。
“衰老”就像房間裏的大象，我們可以雄心壯誌地不去理會，也可以小心翼翼地不去提及，但終有一天，會不得不麵對它。事實上，從此前《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警示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餘可能性引發熱議，就可知道，就養老這個問題而言，我們不能僅僅把法國的故事當成笑話看。
不僅僅關注眼前的996和KPI，抬起頭看看世界，因為遠方的哪怕一件小事，也與我們的未來息息相關。環球同此涼熱。
華客網:“150萬人罷工暴亂”真相:與我們的未來息息相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