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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見、缺席的”:中國女性對抗暴力與審查的困境

當中國“#我也是”運動中的一名著名女性將一名權勢男性告上法庭時,被視為受害者的並非原告,而是被告。當幾名女性在一家餐館拒絕惹人厭的搭訕而被男性毒打,事件的焦點從性別暴力轉向了黑社會暴力。當人們發現一名八孩母親被鏈條鎖在沒有門的棚屋牆上,她的精神健康——而非被監禁的狀態——成為了討論話題。

以上每起事件都是中國互聯網的火爆話題,在一開始引發了對暴力侵害女性行為的憤怒浪潮。但在每起事件中,討論都很快被審查,以盡量減少談及女性被虐待的狀況。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將性別平等當做其核心原則之一,但隨著此類案件持續成為全國焦點,北京方麵基本沒有采取行動來回應追究責任的呼聲。由於擔心社會動蕩,中共轉而利用社交媒體審查來壓製批評,並放大了支持政府偏好的弘揚和諧社會的評論。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授傅景華表示,如果某一事件成為網絡熱點,中共的宣傳部門就會向大型互聯網企業的管理者發出處理指示。然後,審查人員就會刪除那些觀點太過偏離黨的路線的熱門評論或賬號。

“我們在過去十年的很多案例中都看到了地方矛盾上升為全國議題的情況,”傅景華說。

對暴力侵害女性行為的大量關注給中國官員帶來了矛盾的壓力,他們得做出正在采取行動的樣子。由於擔心出現無法控製的異議,官員們已經開始收窄討論的空間。這些策略最近也被用來操縱關於中國最受關注的“#我也是”案件之一的討論。

8月,大膽敢言的維權人士周曉璿訴著名電視主持人朱軍的二審敗訴。又名弦子的周曉璿在2018年第一次站出來發聲時,她的案件激發了女性說出自己被騷擾的經曆。大批支持者來到法院見她。不久之後,周曉璿就被禁用微博。對她的正麵評價被刪除。

2011年至2013年在微博工作的劉力朋說:“官方不想讓網民隨便建hashtag來自由討論MeToo。”他說,政府下令一個由200人左右組成的審查團隊清除女權主義者的評論,他是團隊的一員。

劉立朋還說:“在官方定調後,微博立刻把和官方定調不一致的給刪掉。”

在一審中,法官裁定周曉璿未能提供足夠的證據指證朱軍。8月10日的二審作出了類似的判決。周曉璿辯稱,法官幾乎沒有給她機會詳細說明她的指控,並拒絕了她的律師引入支持證據的嚐試。

8月,周曉璿在法庭外向一小群支持者宣讀一份聲明時問道:“是否發生在封閉空間的性騷擾,隻要對方全盤否認,隻要沒有全程錄像,受害的女性就隻能沉默以對,而無法在司法上求得正義?”

她在網上遭到批評者的責罵,指責她編造了毀掉朱軍一生的“小作文”。政府審查人員利用微博來加強支持法院判周曉璿敗訴的評論,同時掩蓋並刪除了讚揚她的信息。

朱軍從未出庭,但“在法庭外,朱軍是被審查所保護的”,曾在中國處理涉及性別暴力案件的人權律師黃思敏說。然而,周曉璿“無論她多麽想發聲,她的聲音都被審查噤聲了”,黃思敏說。“她是不可見的、缺席的。”

朱軍否認了這些指控,並以誹謗罪起訴了周曉璿。微博和微信均拒絕回應置評請求。

隨著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鼓勵更多女性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並生育更多的孩子,以幫助解決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女性權利的話題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敏感。以性別不平等為由反對或質疑黨的權威的女性被視為麻煩製造者。

中國最著名的網球明星之一彭帥在去年指控一名黨內高官性侵,而後突然從互聯網和公眾視野中消失了數周。不久前的6月,在中國唐山市的一家餐館裏,一群男子殘忍地毆打了幾名女性,導致其中兩名女性住院,事發後審查人員則忙於處理輿論。

打人視頻在網上迅速傳播,令人們感到震驚,並促使人們對導致這種暴力行為發生的性別歧視態度提出質疑。不過很快,其他聲音就淡化了性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批評人士說,這起事件是關於公共安全的。

在隨後的日子裏,官方媒體重點關注在中國鏟除與有組織犯罪有關的暴力行為。網上評論稱這隻是一起“涉黑”襲擊。那些指出性別歧視的人被噤聲。微博關閉了1000多個賬號。其中包括那些被微博稱為“煽動兩性對立”的賬號。

周一,當局在進行調查後以11項罪名指控28人,中國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隨後發布了一段11分鍾的節目,其中大部分時間是警察在講述打人事件中到底發生了什麽。其中一名受害者短暫出現在片段中,也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但當敘述者詢問可能的性侵犯時,節目該部分切入一名男性警官,他駁斥了這個問題,稱這些建議是“捏造的虛假信息”。到目前為止,公眾尚未收到任何來自受害者的消息。關於在1月被發現的那名脖子上拴著鐵鏈的女性,公眾也沒有再聽到任何關於她的消息。

“鐵鏈女”的視頻在網上瘋傳,促使公民記者發起搜尋以找到她。政府說她是一名患有精神障礙的母親,網上的人對此表示質疑。許多人擔心她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然而,當活動人士試圖探訪這名女性,讓她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時,這些活動人士遭到地方當局的拘留和毆打。他們的社交媒體賬號被封禁。其他人試圖分享活動人士發出的關於“鐵鏈女”的帖子,卻受到了警察的騷擾。

這樣的故事讓像何謙這樣的女性感到沮喪,她曾是一名記者,幾年前站了出來,指控一名知名記者對她進行性侵犯。法院對該案的裁決重點是被告受到的誹謗,責令何謙支付賠償金,並引發了一場關於被告鄧飛是如何因何謙的指控而“社會性死亡”的討論。

鄧飛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在何謙今年提出的上訴案中勝訴。中國的律師現在把為被指控性騷擾的男性辯護作為宣傳的賣點。

“我們的社會現在處於非常矛盾的狀態,”何謙說。她說,一方麵,公眾更加了解暴力案件中的性別問題。但另一方麵,“更多厭女的人的觀念不斷被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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