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公民實驗室”周二（9月13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警方自2016年起，可能在西藏收集了90萬至120萬份的DNA樣本。專家告訴德國之聲，中國當局可能以此對當地人民進行社會控製。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研究中心旗下的“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周二（9月13日）發布一份新的報告，指出中國警方可能在2016年6月至2022年7月之間，收集了大約91萬至120萬份DNA樣本，占比大約是西藏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報告團隊總共取樣了100個來源，並在44個來源中找到中國警方在西藏特定地區收集的DNA樣本數字。報告作者寫道：“警方在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案件外，將西藏當地男子、婦女與孩童作為DNA采樣的目標。某些情況下，警方甚至將西藏的僧侶作為目標。”
該報告寫道，中國當局稱大規模收集DNA樣本是為了打擊犯罪、尋找失蹤者或維持社會穩定，但報告也警告：“若沒有適當檢視警察的權力，西藏的警察將可以自由地使用已建立的DNA數據庫，藉此達到他們認為適切的目標。”
該報告指出，西藏人民長期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與壓製，該DNA收集項目可能是當局對西藏人民進行社會控製的一種形式。報告作者寫道：“西藏的大規模DNA采集是習近平上任以來，另一個大規模的DNA采集行動。此前，中國政府也在新疆推動過大規模DNA采集行動，中國警方也曾主導全國男性的DNA采集計畫。”
百萬藏人被視為潛在犯罪嫌疑人
報告作者、“公民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員德克斯（Emile
Dirks）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研究成果中最令他震撼的是中國警方在西藏進行DNA采集的規模，因為他們將當地的男子、婦女與孩童都列為DNA收集目標，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們是因為被視為犯罪嫌疑人或與犯罪嫌疑人有關的目標，才被警方收集DNA樣本。他說：“這表明，警方正將數十萬至上百萬的西藏人視為未來潛在的犯罪嫌疑人。
”
德克斯告訴德國之聲，他搜集到西藏警方最早開始進行大規模DNA樣本收集的時間點，是在2016年6月，這表明該行動在陳全國仍是西藏黨委書記時便已展開。他說：“該計劃在陳全國的繼任者手下繼續進行。西藏的大規模DNA收集計劃與新疆的大規模DNA收集計劃之間確實存在相似之處。”
此外，德克斯說這些大規模的DNA樣本收集計畫似乎都集中在中國內部有大量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而這些地區長期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與鎮壓。他表示：“我們知道，中國幾乎不太限製警察的權力，而中國警察也時常模糊打擊犯罪和政治鎮壓之間的界線。中國政府之所以鎮壓與監控新疆與西藏，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地方的人民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不夠緊密。”
德克斯說，這些證據都表明，中國政府結合了不受製約的警察權力與專製政治製度來管理西藏與新疆等地，這也是為何他認為在這些地區執行大規模DNA樣本收集計畫令他如此不安。他告訴德國之聲：“我懷疑中國警方不清楚他們想如何運用這些DNA樣本，所以他們用不同的藉口來解釋收集這些DNA樣本的行為。他們先收集樣本、儲存樣本，然後未來再弄清楚他們想如何運用這些樣本。”
德克斯表示，中國當局在西藏大規模收集DNA樣本的行為，可能是想提醒當地民眾，他們正受到國家侵入式的監控，“政府想讓這些人知道，若他們行為越軌或做了冒犯當局的事，警方手上擁有足夠的信息及生物識別信息來逮捕特定人士，或與他們在基因上有關聯的人。在警方眼中，大規模收集DNA樣本的好處是建立龐大的信息數據庫，並提醒人們警方手中握有的權力。”
相關研究結果層出不窮
事實上，“公民實驗室”並非唯一近期發表類似研究報告的組織。9月初，人權觀察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警方在西藏最少14個地點采集民眾的DNA，遍布全部7個行政區。而中國政府官網上的采購文件顯示，西藏公安廳早於2019年7月就“DNA數據庫建設”進行公開招標，預算1000萬元人民幣。同年11月，西藏林芝市公安局也發出類似項目的采購公告。
根據已公開的官方資料，西藏昌都市從2019年5月起進行了為期一年的采集行動，建立包含指紋等DNA樣本的數據庫。當局動員3700多名警察，最終采集了起碼52萬多人的樣本，占市內人口69%。警方對比DNA資料後拘捕26名逃犯，聱稱是要掃蕩幫派和打擊亂象。
采集DNA的對象也有年輕化趨勢。青海省藏區瑪沁縣公安局於2020年12月公布，要向所有5歲以上的男性采集DNA；而拉薩市公安今年4月公布展開DNA血液樣本采集工作，對象包括幼稚園學童在內的民眾。人權觀察檢視多個官方工作報告，發現都沒有提及采集DNA前曾征詢兒童家長意見。
該報告指出，西藏各行政區對居民解釋，采集DNA是為了協助公安機關抓捕逃犯、提高查核效率，為公安機關破案提供依據，有效擊違法犯罪分子。人權觀察引述外泄資料指，警方不必掌握可靠犯罪證據就可強製要求居民提供DNA，包括暫住居民，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居民可以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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