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LUN DENG
在北京一間小小的法庭上，王琪的支持者們擠在一起，等待著中國第一場#我也是審判的開始。
王琪指控她的前上司性騷擾。 但接受審判的並不是王琪的前上司。而是王琪自己。 周非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中國區高層官員。在王琪於社交媒體寫下他在一次出差過程中強吻她的經曆後，周非在2018年8月以侵犯名譽權起訴了他的這名前員工。如果王琪輸了這場官司，她將需要在網上向周非道歉，並賠償他1400美元（1萬元人民幣）。
關於女性權益保護這個事情，沒有人犧牲一定是推動不了的，她去年說，她的律師隨即警告她，發表言論可能會遭到進一步的誹謗指控。
在中國，指控者很快可以變成被指控者。過去一年中，至少有六名被公開指責性侵或性騷擾的男性對指控他們或傳播指控者訴求的人發起了誹謗訴訟。
倡導組織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稱，實際上在2010至2017年間，在中國提起的僅34起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的訴訟中，有19起是由被指控的犯事者提起的。其中被指控的騷擾者對雇主的起訴超過一半，理由是不公平的解雇或對其聲譽的損害。在一個案例中，一名受害人不得不賠償她的騷擾者，因為她打了他一耳光後令其鼓膜受損。
僅有兩項訴訟由聲稱受到騷擾的女性提起。
隨著#我也是運動的蔓延，美國、法國、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男性都轉向法院求助，有時成功地辯稱他們遭到了指控者或媒體的誹謗。最著名的例子也許是澳大利亞演員傑弗裏拉什(Geoffrey
Rush)4月從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那裏獲得了至少60.8萬美元的賠償。
然而#我也是活動人士說，中國代表了利用法院壓製指控的極端案例。活動人士說，這會使女性不敢在一個高度男權的社會裏公開指控，她們的大聲疾呼常常會被人羞辱。
政府已經頒布了禁止性騷擾的法律，但並未給出定義。執法情況很糟。誹謗法有利於原告，而更大的舉證責任落在了受害者身上。如果沒能舉證，會被認為是存在主觀過錯。
源眾性別發展中心負責人、律師李瑩說，受害者經常被迫保持沉默。她說：我們整個的社會對性騷擾受害人還是有偏見，也有汙名化的。
不過，#我也是運動在某種方式上改變了中國。它鼓舞了數十名女性要求對上司、老師和同事進行調查。8月，政府更新了民法以增加中國雇主防止性騷擾的責任。
但是由於擔心會引發無法控製的社會運動，北京政府在壓製#我也是的網絡討論。根據香港大學的研究項目WeChatscope的數據，對不正當性行為的網上指控是即時消息平台微信上受審查最嚴重的話題之一。話題標簽#MeToo和#我也是在中國互聯網上被禁。
中國最著名的#我也是誹謗訴訟案莫過於劉強東起訴兩名中國博主對他的強奸指控的評論。劉強東是電子商務巨頭、在線零售商京東(JD.com)的創始人，被指控在去年的一次商務晚宴後強奸明尼蘇達大學的一名中國學生。未受到控罪的劉強東要求賠償43.6萬美元以及法務費用，並做出道歉。
去年，弦子(Zhou
Xiaoxuan)指控中國國有廣播機構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朱軍在2014年對她進行性侵犯，隨即成為中國#我也是運動的代言人。去年，朱軍對弦子提起誹謗訴訟，稱她的指控是公然捏造和惡意傳播，並要求賠償約9.5萬美元的損失。
弦子提出反訴，要求賠償對人格尊嚴的損害。 
弦子去年在北京家中。IRIS
ZHAO/THE NEW YORK TIMES
7月，深圳市一家法院審理了前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教授徐鋼對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王敖的誹謗起訴，此前王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信息稱幾名學生被徐鋼性侵。法院尚未做出裁決。徐鋼否認了這些指控，他的律師說這些指控屬誹謗。
9月，王敖和徐鋼的兩名前學生在伊利諾伊州提起訴訟，指控徐鋼強奸、性虐待和性侵犯。
王敖說，翌月中國法庭站在了徐鋼一方，判給他逾1.4萬美元賠償。他說他會上訴。
事件往往發生在很久以前，受害人往往沒有保留證據，因此案件難以證實。 貝琳達何(Belinda
He)9年前在一家中國的新聞周刊雜誌做實習生，時年21歲，她指控一名年長的同事強吻她並在酒店房間脫了她的衣服。
盡管如此，她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公開指控。
另一位前記者鄒思聰聽了她的陳述後很憤怒。貝琳達何寫了一篇關於該事件的文章，並交給了鄒思聰，鄒思聰於2018年8月將其發布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
文章指明被指控者為該雜誌的首席記者鄧飛。文中稱貝琳達何為C女士。
三個月後，鄧飛起訴鄒思聰誹謗。8月，貝琳達何收到法院通知，稱鄧飛決定也以同樣的罪名起訴她。
鄒思聰說，他想幫助像貝琳達何這樣的女性伸張正義，並捍衛他的言論自由。 他說：這是我價值觀的一部分，我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貝琳達何2009年在一家新聞周刊雜誌做實習生，她說當時她被一名同事性騷擾。CHONA KASIN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許多類似的困難，在世界自然基金會前雇員王琪的誹謗審判中也已顯現出來。女權活動人士稱這是自#我也是運動在中國出現以來的第一起關於性騷擾的審判。法院尚未做出裁決。
王琪在2018年7月在微博上寫道，2016年3月14日出差期間，她在晚上醉酒後被世界自然基金會某周姓領導親了一口。她說，在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後，她已於2017年辭職。
有人問她為什麽被親了一下要小題大做。她的朋友告誡她不要談論此事，一定要小心點兒。
我隻不過生氣罷了，王琪寫道。我沒能力送他去法庭。
王琪說，在她的社交媒體帖子發出後，數十名女性寫給她，有幾十個人和我說她都曾經有過類似的遭遇，但她不敢說。
周非未回應通過世界自然基金會傳達的置評請求，也沒有接聽手機。
在2018年12月的一個寒冷的日子裏，王琪走進北京一間小法庭準備為自己辯護。她的律師、記者和一名支持者一共6人擠坐在僅有的四個座位上。
當她的前上司周非走進來時，王琪避開了目光接觸。支持者唐岢則盯著他。唐岢說她並不認識王琪本人，但看到微博上的帖子後決定過來。
看他，他居然還笑得出來？唐岢咬緊牙問道。
此後法官要求旁聽者解釋他們來法庭的目的。周非的律師隨即提出，為保護其當事人的隱私，審判應該閉門進行。法官批準了這一請求，引發了唐珂的抗議。
在法庭外，唐岢說她也是被三名男性性侵犯的受害者。她稱周非起訴王琪是欺負人，並說她來到法院是為了對#我也是的政府審查表示反對。
唐岢說：如果每個女性都能講出性侵並在網上曝光這些男人，那麽這些男人就不得不付出代價。
如果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就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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