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蘇聯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去世。對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評價，取決於你對蘇聯的情感，對立觀點極難調和。
不過，戈爾巴喬夫雖然是蘇聯的葬送者，但即使在最後一刻，依然極力避免其轟然倒塌四分五裂，更不願他的改革遺產變成延續幾十年的戰亂紛爭。
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是如人口學家所言，蘇聯末期下降的人口出生數與上升的死亡數形成X交叉線，註定覆亡？還是像戈爾巴喬夫幼稚上了西方的當，亦或欠缺政治智慧，未能分清輕重緩急？
我們不妨重新復盤，看看事後諸葛亮能否讓戈爾巴喬夫避免失敗。
如果沒猜錯，戈爾巴喬夫的墓志銘應該是：我們試過。
誰是最合適的接班人
1978年9月19日，克拉思達諾爾邊疆州一個叫礦水城的火車站，空蕩蕩的站台上，四個人在衛兵遠遠注視下一言不發地散步。
最前面的是勃列日涅夫，中間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最後的年輕人則是戈爾巴喬夫。
蘇共最後四位總書記齊聚於此的歷史性會面，是安德羅波的安排——勃列日涅夫由契爾年科作陪去巴庫參加活動，安德羅波特意帶戈爾巴喬夫來覲見總書記。
圖：青年時代的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回憶，整個見面過程，勃列日涅夫只是隨口問了下收成和運河就冷場。事後，安德羅波寬慰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只不過是中風說話困難。
1979年，47歲的戈爾巴喬夫成為政治候補委員，1980年，戈爾巴喬夫進入政治局。
1981年2月蘇共二十六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齡70歲，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去世時，政治局已痛失一半寶貴財富：6人去世，1人病退。
去世的6人中，三位死於總書記任上，分別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另外三人，為主管意識形態的「紅色主教」蘇斯洛夫、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和監察委員會主席佩爾謝。
圖：1982年蘇聯進入國葬高發期
病退的老同志是基里連科，雖然他成功地活到1990年，但1982年11月安德羅波夫動員他辭職時，基里連科甚至連政治局的許多同志都認不出來了。
契爾年科去世9天前，蘇共全代會上，71歲的格里申和54歲的戈爾巴喬夫獲接班人提名，元老葛羅米柯第一個發言，力薦戈爾巴喬夫年輕幹練，他的表態左右了代表們的選擇。
懷有「蘇聯情結」的人，肯定希望當時蘇共選擇的不是這個結果。
今天，俄羅斯的政治科幻小說和遊戲中，不少是以蘇聯依然存續為背景，在這些平行宇宙中，不約而同地安排另一個人當總書記，並讓他拯救了蘇聯。
這個人是羅曼諾夫。
圖：羅曼諾夫的仕途受到謠言（女兒婚禮上打碎沙皇餐具）的影響
羅曼諾夫是政治局第二年輕的人，原為列寧格勒市委書記，被安德羅波調到中央協助其推進改革。人們一度認為，安德羅波夫去世將由羅曼諾夫接任。
羅曼諾夫任分管工業和軍工的書記處書記，比起分管農業的戈爾巴喬夫，地位重要得多，但他比戈爾巴喬夫大了8歲。
此時蘇聯面臨的困境，使得新任總書記必須推進安德羅波夫的改革，而誰最適合肩負改革重任是要看條件的。
羅曼諾夫與戈爾巴喬夫有同樣的特質：年輕、背景簡單、手腳乾淨、頭腦冷靜清醒、性格果斷堅決。
年輕，意味著有精力和意志推動改革，背景簡單，意味著沒有山頭利益的瞻前顧後，手腳乾淨，意味著能取得信任、而頭腦與性格，則決定事業的成敗。
若把安德羅波夫的人亡政息算作失敗，那麼安德羅波夫就是赫魯曉夫之後的第二位改革失敗者。
圖：1983年安德羅波夫剛上台不久就腎衰竭
如果把想法還未及付諸實施就遭殺身之禍也算在內，這份名單還要加上貝利亞——斯大林去世后，貝利亞提出的系列政治主張，比赫魯曉夫後來的版本要走得更遠。
赫魯曉夫的短板是衝動、粗放，安德羅波夫的致命弱點是年齡，貝利亞則是雙手沾滿鮮血，不過，同志們判處其死刑的公開理由，倒像是給一個改革殉道者的判詞：
背叛祖國，為外國資本家賣力，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
圖：貝利亞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得力幹將，以殘忍能幹著稱
無論怎麼評價戈爾巴喬夫，當時他是擔當改革重任的最優候選人。
人們一度擔心資歷甚淺的戈爾巴喬夫，難於掌控實權，他的反對者們不但權高位重，而且大都是勃列日涅夫的「第聶伯幫」成員：
總理吉洪諾夫、烏克蘭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哈薩克第一書記庫納耶夫、國防部長索科洛夫、KGB主席切布里科夫、副主席齊涅夫等人。
戈爾巴喬夫掌握權力的速度，甚至快過當年的斯大林。
1985年9月，80歲的總理吉洪諾夫辭職，雷日科夫接任。
1985年12月，莫斯科市委書記格里申被戈爾巴喬夫的愛將葉利欽取代。
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爆發，烏克蘭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去職。
1986年12月，哈薩克的土皇帝庫納耶夫被撤換。
1987年5月28日，19歲的西德小青年魯斯特，駕駛一架小飛機降落在莫斯科紅場，蘇聯丟盡顏面，國防部長索科洛夫及數十將官被免職。
1987年10月21日，來自亞塞拜然的政治局委員阿里耶夫被健康原因辭職。
1988年10月1日，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退居二線，1989年8月退出政治局。
不過，同一生態位上的競爭者才是真正的死敵，1985年7月1日，羅曼諾夫成為被戈爾巴喬夫第一個趕出政治局的人。
對當年蘇聯的積重難返，今天心懷「蘇聯情節」的俄羅斯人比境外「蘇聯愛好者」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為了平行宇宙中的蘇聯不至沉沒，總書記被設定為一直由羅曼諾夫擔任，在一款遊戲中，他甚至2032年還在率領蘇聯人民摸著石頭過河。
圖：羅曼諾夫墓地
財政危機：改革第一推動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時，外部世界對蘇聯最強烈的感性認識，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軍演，這也是廣大「蘇聯愛好者」最為難忘的時刻。
圖：蘇聯西方-81軍演官方宣傳
當時蘇聯常規武器和核武器規模都遠超美國，軍費甚至比美國高出50%，處於全球擴張的頂點。
石油價格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國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漲到13美元，其後一路上漲近20倍。而蘇聯在1969-1980年間，石油產量增長了9倍。
從石油危機爆發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前，蘇聯的石油紅利高達2700-3200億美元。美國的蘇聯史權威科特金認為，沒有石油，蘇聯可能提前20年解體。
但是，國運被勃列日涅夫一個人用完了。
戈爾巴喬夫上台時，石油成交價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價走低同時，為蘇聯貢獻滾滾財源的油井開始老化，採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蘇聯，外表無比強大，但腐敗和低效問題空前嚴峻，對繼任者來說，最緊迫的威脅，其實是急劇惡化的財政問題。
為爭奪世界霸權，蘇聯軍費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長到1981年的1550億盧布，占財政預算1/3，為應付居民的消費需求，1985年補貼超過730億盧布，占財政預算18%。而七十年代為應付糧食不足，不斷增大糧食進口，它日益成為一個外匯無底洞。
財政缺口不斷擴大的同時，西方債務也迅速攀升，1975年債務為154億美元、1980年為252億美元，到戈爾巴喬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億美元。
圖：石油價格與蘇聯/俄羅斯國運
當時，人們以「技術派」還是「經濟派」來區分保守派與改革派。所謂「技術派」，就是認為生產力提高靠技術設備的投資，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經濟派」則認為，經濟手段激勵也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魯曉夫、柯西金。
戈爾巴喬夫有輕微的「經濟派」傾向，地方工作經驗，讓他更容易看到統得過死的弊端。
但是，無論是誰上台，都面臨如何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無論其是偏向「技術派」還是「經濟派」，改善財政的可選項都一樣：
削減開支的選項：1、削減軍費；2削減對友好國家援助；3、削減居民福利、4、削減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選項只有兩條：1、改變管理制度，釋放社會生產力；2、加消費稅
對斯大林體制的態度是改革還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個財政問題，改革的內在驅動力是財政危機，其推進決心與面臨的困境壓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從支持柯西金繼續改革，到重談計劃經濟和加強集中管理的好處，把「改革」變成「完善」，並非他突然又喜歡上了斯大林體制，而是從天而降的「石油紅利」，手頭突然寬鬆了
既然手頭突然寬鬆了，為什麼還要費盡心力以傷害大批同志的利益為代價去改革呢？
更大的誘惑是，財政突然變得特別寬裕，誰不想把權力上收，集中資源辦幾件能讓人看得見的大事，讓自己以有為之君載入史冊呢？
圖：勃列日涅夫宣布蘇聯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
同樣，當巨大的財政壓力舊體系無法維繫時，無論是情報頭子出身的貝利亞、安德羅波夫，是為趕進度不惜人命瞎指揮的赫魯曉夫，還是因理論正統曾被「紅色主教」蘇斯洛夫賞識的團派幹部戈爾巴喬夫，最後開出的藥方幾乎一樣：
對外與西方緩和、給盟友鬆綁，允許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對內則是變革斯大林體制，調動生產熱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爭取民心和聲望來提升政治資源，則有兩個辦法：一、反腐反特權；二、平反冤假錯案。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政治上繼續安德羅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權，以年輕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聶伯幫」高層成員。生產紀律整頓上，則以強力手段嚴懲偷竊、礦工、酗酒、溜號等破壞生產的行為。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舉措，卻是典型「技術派」的「加速戰略」，即通過重點加大對機械、化工、金屬領域的投資追趕西方，「加速戰略」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平衡。
戈爾巴喬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標籤，是主動恢復裁軍談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臉，是1983年5月作為政治局新人訪問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與蘇聯領導人的老邁、僵硬形成鮮明對比。
戈爾巴喬夫既能舌戰激辯加拿大參眾議員，又能與西方記者談笑風生；剛上談判席時，是個冰冷的對手，僅過兩年就變成和平天使，西方從沒見過這樣讓人迷惑的蘇聯領袖。
從1986年戈爾巴喬夫首次提出關於國際問題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維」，到兩年後他在聯大同題演講，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讀戈爾巴喬夫的誠意上。
圖：1987年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簽署文件后交換籤字筆
戈爾巴喬夫成功掩飾了其真實動機，佔據牌面巨大優勢的西方國家，要在蘇聯解體后，才知道當時蘇聯正處於內部塌陷式崩潰的邊緣。
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戈爾巴喬夫甚至成功地說服了自己，相信當初積極主動的和平主張，是因為人類共同利益的偉大理念而非手裡缺錢。
外交新思維讓戈爾巴喬夫在西方贏得巨大聲望，穩固了國內地位。政治代價是得罪了軍方和相關從業者高達500萬-800萬人的軍工集團。
戈爾巴喬夫最失敗的改革，是1985年5月實施的禁酒令，當時他才上台兩個月。
酒在斯大林時代就為國家專營，對蘇聯財政的貢獻相當於煙草對中國財政的貢獻。如果規劃得當，它本可以加價增稅方式紓解財政困境，但戈爾巴喬夫是安德羅波夫衣缽傳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竟事業。
利加喬夫負責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魯曉夫，1983年的安德羅波夫禁酒令要嚴苛得多，雷日科夫認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獲得戈爾巴喬夫首肯。
1988年，轟轟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謝幕，它雖然有許多立竿見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數百億盧布的財政損失，讓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載入史冊。
除去軍費和對外援助，財政負擔最重的是居民消費補貼。
1971-1985年間，蘇聯貨幣流通量增長2.1倍，而消費品生產卻未增加。嚴控物價導致消費品嚴重短缺，享受補貼的蘇聯公民也沒沾到好處，他們以每天排隊的方式支付了真實價格。
圖：副食品店門前排隊的人群
儘管面臨沉重的消費品補貼壓力，蘇聯卻不敢像1988年中國那樣實施「價格闖關」，修正扭曲的價格體系，減少財政補貼。
1980年代初，蘇聯隱形通脹已經嚴重到一旦放開價格管制，就極可能會清空城市居民錢包的程度，沒人敢冒這樣的險。
1962年5月，赫魯曉夫只是提高肉蛋奶價格，就民怨沸騰，新切爾卡斯克爆發大罷工，先得罪全黨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幾頭不討好的赫魯曉夫不久即被退休。
赫魯曉夫闖關翻車，蘇聯領導人從中吸取的教訓是：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罵娘，只能一邊不斷提高食品徵購價，一邊凍結零售價，用財政補貼購買社會穩定。
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財政問題已經變成一個坡道上滾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國搶在蘇聯之前嘗試價格闖關，有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剛啟動不久的改革，曾取得過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進者由此獲得更充分的社會信任和推進決心。
容易摸的石頭都被摸過了
問題是，蘇聯找不到一個像中國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制那樣，阻力極小、收效顯著的突破口，以確立改革正當性和社會信心。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開啟了「修正主義」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柯西金總理的改革，蘇聯把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頭全都摸過一遍。
以農村為例：
斯大林時代與1978年之前的中國一樣，採取餘糧徵收制，扣除農民口糧后，剩餘無償交國家。赫魯曉夫以收購制代替搶劫制，即餘糧以官價徵購，並不斷提高收購價，允許農民擁有自留地和牲畜。
圖：斯大林時代集體農莊的農民集體出工
柯西金任總理的1965-1979年間，除糧食不斷加價外，還分成徵購價和合同價兩檔，合同價即超過徵購任務部分再加價50%，局部性地允許農副產品自由交易后，農民有了市場價交易收入。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柯西金被邊緣化，蘇聯農業部門持續了近二十年的高增長，到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黃金時代，蘇聯的糧食和動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費水平，已達到中國2010年的水平。
雖然蘇聯農民依然受嚴重的工農業剪刀差剝奪，譬如到1990年末為應對糧食危機，官方一次性將糧食收購價提高三倍，但依然不到市場價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於蘇聯農民自留地遠大於中國農民承包分得的土地，再加其他條件影響，八十年代初蘇聯集體農莊的物質生活水準，除輕工業消費品嚴重匱乏，在食品、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至少不低於今日的中國農民。
圖：蘇聯集體放養的禽畜
蘇聯農業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兩種組織。前者是傳統農村被集體化改造的農莊，國家不保障農莊莊員的收入和生活，後者是國家投資的全民所有制農場，農工為拿工資的職工。
五十年代蘇聯集體農莊出現年付薪資制，后逐漸改進為月付薪酬。1964年，集體農莊建立獨立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標準待遇緩慢提升。勃列日涅夫後期，集體農莊已相當程度上變成了國有化。
改開前中國農民處於高度被剝奪的赤貧狀態，除了管理上鬆綁，並無過多的複雜安排設計，就讓佔到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受益。
赫魯曉夫改革帶給後人的困境是，戈爾巴喬夫們既找不到可讓農民有巨大獲益的改革空間，也找不到讓農民為三十年前的改革感恩的理由。
城市裡的工業改革同樣如此。
八十年代中國逐步推進的改革：無論是宏觀的打破條塊分割、政企分開、自主經營，還是微觀上的物質刺激，計件工資、廠長責任制，前方都有蘇聯人留下的腳印。
1986年張維迎總結出「國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時，中國正熱情宣傳馬勝利、步鑫生等人的廠長承包經驗，無論農村城市，一包就靈的神話，還要若干年後才會破除。
或許在當時開始探討「私有化」的蘇聯，才能找到張維仰真正的知音。
柯西金推行的新經濟體制，就曾強調運用價值規律，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但是，蘇聯人幾年後發現，有黨政分開、廠長一元化領導，有物資刺激精神獎勵，卻並不能把派遣到企業的官員變成真正的企業家。
圖：柯西金任總理被架空前，延續了赫魯曉夫的改革
蘇聯經濟學家甚至早就發現增產悖論：廠長必須聰明地控制任務完成指標，太少當然不行，太多更不行，超額完成任務或利潤，明年上級會提升任務指標，工作變得更難。
更糟糕的是「潛規則」：如果經營特別出色，你的位置就變成容易出成績的地方，幹得越好，越容易被那些與上級關係更好的人取代。
物質激勵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蘇聯人有更豐富的經驗。
蘇聯各級計劃部門的專家，為每個生產門類、生產環節和勞動量，都制定了一套科學、詳細、精確的獎勵規範。有現金、實物，有度假療養，小到茶具，大到地毯、電視機、小轎車。
圖：赫魯曉夫時代興建了大批結構簡單造價低廉的居民樓
但是，在社會主義生產實踐中，聰明的蘇聯勞動者通過交流學習，在每個環節上都摸索出一套欺上瞞下套取獎勵的遊戲規則。於是，數學家們制定的KPI系統，只是讓大鍋飯里的肉變多了。
工人農民渾水摸魚，讓蘇聯成為世界最大的次品生產國。而領導幹部欺上瞞下，讓蘇聯成為統計數字水分最大的國家。
1970年代的烏茲別克棉花案是蘇聯已知的最大腐敗案，地方幹部組團虛報棉花產量，套取中央財政撥款30億盧布，這筆錢大部分被分掉了。而上面來核庫存，總會湊巧發生火災。
圖：烏茲別克案中一位官員家中的現金
直到蘇聯解體前，中國學界整體上對蘇聯改革持積極評價：部署周密、思路正確、措施配套、注重立法。由企業改革擴展到宏觀領域的配套改革，順序得當。
蘇聯人很早就知道，打破條塊分割、管理權下放、自主經營，確實能激發生產熱情，但再往前走，深水處的石頭就不好摸了。
打破中央對行業垂直管理的「條條」分割，賦予地方「塊塊」更多自主權，立刻會出現基建擴張，預算超支問題，而一旦分權，地方上的錢就收不上來。
而廠長經理一旦有自主權，會不斷提高工資福利，為避免行業收入過分失衡，政府會被迫普遍加薪，而通脹增大，又會刺激新一輪加薪競賽。
另外，工業品的價格扭曲同樣嚴重，越靠近原材料端的能源、材料、初級加工品，價格就越低，而越是接近消費端的工業製成品，價格就越高，它造成不同行業部門的利潤率差異極大。
圖：烏拉爾重型機械廠車間內部
其後果是，利潤率高的行業品質低劣、浪費嚴重，工人干私活普遍，而利潤率低的行業缺少生產熱情。一旦調高基礎端行業的價格，很容易引發連環漲價。
改革多走幾步，就會遇到預算失衡和通貨膨脹，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回到嚴格的計劃經濟。蘇聯人在水淺的地方來回趟過幾次，路熟。
1986年2月的蘇共二十七大和其後的六月全會，標誌著戈爾巴喬夫已基本完成高層的權力布局，當年工農業增長均超過預期，但戈爾巴喬夫反而遇到巨大阻力。
向企業下放管理權，意味地方黨政官員的話沒人聽，消極抗命和公開反對很快傳遞到中央，而政治局裡的利加喬夫等人並未站在戈爾巴喬夫一邊。
領袖被黨內領導層孤立怎麼辦？黨的歷史經驗庫里其實有大量現成方案：
1920年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時，黨內高層拒絕服用資本主義的藥方拯救新政權，列寧直接繞過政治局，透過媒體喊話，調動社會力量倒逼政府，最後達到了目的。
1986年12月，蘇聯取消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1987年一月全會，戈爾巴喬夫啟動政治改革，藉助民主化、公開性攻擊官僚主義，以削弱經濟改革阻力。
蘇聯外交家費德林在回憶中提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會談時，曾當著尼克松俄文翻譯的面問費德林：下面這段我還念不念？
靠著龐大而無微不至的官僚系統和軍、警、憲、特的嚴密控制，蘇聯可以輕易被老人統治二十餘年，一旦這個束縛被打破，帝國大廈傾塌就是隨時會發生的事。
這是危險的深水區。水淺的地方，石頭都被前人摸完了。
壓垮財政的糧食
五十年代蘇共就曾提出要推廣家庭承包制，六十年代甚至有過要在1980年完成家庭承包制的規劃，或許是缺乏緊迫性，它們都成了「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宮」的文件。
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不僅要在農村推廣集體所有制，更要發展家庭承包，1988年，戈爾巴喬夫又提出推行「農業租賃經營承包責任制」。
莫斯科的號召緩緩地觸動農業體制，1987年5月，俄羅斯普斯科夫州出現第一個私人經營農場，1991年達到9000個，但它們在蘇聯農業佔比可以忽略不計。
農業改革不但未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相反，由於五十年代開發的中亞墾荒地肥力下降，再加上氣候原因，蘇聯糧食產量一路下跌。
更糟糕的，幾年後，地方分權和企業改革推進，很快對農業形成負面衝擊：農機大幅提價，農藥化肥大幅提價，農民種糧意願低，交糧意願更低，加上地方截留，食品平價供應體系難以為繼。
蘇聯的糧食困境，會讓人誤以為只是片面發展軍事和重工業，忽視農業的結果。
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六十年代起，蘇聯不斷增大農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末期，蘇聯農業投資占社會投資總額一度接近30%，遠遠高於一般工業國家。
圖：1949年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劇照中的機械化生產
到了八十年代初，蘇聯擁有最遼闊的耕地、最高的化肥產量，最大的農業機械產量（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終於從傳統糧食的出口國變成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一般認為，蘇聯與東歐七十年代出現的糧食短缺和財政赤字，是因為價格補貼政策刺激了城市肉類消費，隨之帶動飼料糧需求，而農業產出增長緩慢，只能大量進口糧食，以補充飼料糧之不足。
真正的問題，是扭曲的價格體系讓浪費和低效充斥於農業生產的每個環節，不斷追加農業激勵投入，只是追高農業生產成本，造成財政惡性循環，大量進口糧食和肉類食品，其實是它們更便宜。
19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年產量開始大幅領先美國，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保有量僅為美國一半。因為品質低劣加缺乏養護，拖拉機五年報廢率為87%。聯合收割機報廢率92%。
圖：1950年代初蘇聯中亞地區集體農莊耕作
由於拖拉機數量更能體現機械化率水平，分配給配套農具的生產資源嚴重不足，造成拖拉機被閑置浪費。而農機手的流失，造成有設備無人開，拖拉機利用率只有50-60%，農忙時，2/3的聯合收割機停工等人。
除人口密度較高的歐洲地區，田間管理一概沒有，中亞墾荒地帶尤其嚴重，豐收時節，有些土豆田要撥開雜草才能見到土豆苗，麥田看上去麥浪滾滾，但因為雜草過多而呈乳黃色。
農業部門只對地里的農畜產品數量負責，從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到各城市的國營商店，中間要經過運輸、倉儲、加工、包裝、銷售等漫長的產業鏈條和環節。
按蘇聯經典學說，這部分不創造價值，故最不受重視。它導致蘇聯擁有巨大的賬麵食品產出，很大部分無法抵達消費端。對蘇聯農產品的損耗，各家說法不一，蘇聯農業權威尼科諾夫院士估計，蘇聯糧食損耗為40%。
1988年，蘇聯農業部門統計土豆產量8700萬噸，但進入市場的只有1740萬噸，期間又損耗了60%，達到消費終端時，只剩下700萬噸。
圖：蘇聯集體農莊土豆豐收宣傳畫
1989年，蘇聯自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糧食採購為6000萬噸，未及收割而腐爛的穀物4000萬噸，而進口糧食也是4000萬噸。
因極大的浪費和低效，蘇聯農業部門提供的產品，真實成本遠高於國際市場採購價，肉、蛋生產成本高出50%以上，無論消費端的市民還是生產端的農民，都沒得到好處。
讓生產者直接對農業產出負責，無論是二十年不變的承包制還是乾脆就私有化，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為主的社會，會遭遇難以想象的困難。
很容易為它找到技術性原因：土地遼闊、機械化程度高、家庭勞動力不足等等。不像生產協作程度極低的中國，土地可以迅速包下去。
其實，這只是反對承包制的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實上，蘇聯農業的這些特點，反而是家庭承包制或土地私有化，更具有長遠優勢和潛力的地方。
改革其實是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有受益者就有受損者。
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過幾十年演化，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利益集團，基層單位的管理、技術、服務、文化宣傳等職位，往往佔到編製的20%以上，他們在利益分配的金字塔結構中佔據優先位置。
把土地分給家庭或個人，等於把利益嚴重受損的上百萬人推到了對立面，它立即會形成到底姓資姓社的追問，赫魯曉夫和柯西金的的改革，最後都止步於此。
圖：集體農莊幹部一邊談工作一邊吃小龍蝦（《幸福的生活》劇照）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是一個例外的奇迹。
改革開放前，中國八成以上人口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基層社隊幹部數百萬人，如果改革讓他們利益強烈受損，改革就無法推行。但是，大隊往下幾乎沒有阻力。
因為中國財政這口大鍋的飯太少，輪不到基層社隊幹部吃國家飯，與治下的農民相比，他們唯一的福利是到公社開會時可以蹭點肉吃。
這些人大都是本地能人，土地承包后，雖然不能白天指揮全村勞動力出工，晚上召集全村老少開會，心理落差大，但比起累死累活只是賺個吆喝，他們並不排斥勤勞致富。
其實，中國也未能找到農業大集體的解決辦法——國營農場、林場、牧場、建設兵團等政經一體化組織，雖有國家的長期巨額投入，土地遼闊，機械化程度高，但改革開放后長期處於兩難困境。只是其在中國所佔比例較低，對全局不構成影響。
1988年，蘇聯的食品財政補貼上升到900億盧布，比1985年高出170億。1989年，財政赤字突破千億盧布大關，占財政收入的21%。
圖：1990年一個法國團隊到蘇聯拍A片，應聘者有翻譯、演員、教師、大學生。拍片過程記錄下的莫斯科見聞成為蘇聯末世景觀的特殊記錄
1990年，經濟惡化到老百姓也認為必須價格闖關了，各大城市颳起的搶購風，迫使遲遲不願啟動的政府必須拿出方案來，困擾幾十年的難題竟然第一次有了朝野共識。
但是，莫斯科出現了戈爾巴喬夫（蘇聯）和葉利欽（俄羅斯）兩個權力中心，各自拿出一個價格改革方案，方案之爭變成了權力角逐的勝負手。
葉利欽的500天計劃輿論上獲得壓倒支持，人們對蘇共慢吞吞的改革失去了耐心，數萬莫斯科市民冒雨上街施壓。
雖然戈爾巴喬夫內心也傾向於它，但為了安撫保守派，他最後選擇了一個把500天計劃與雷日科夫保守版方案合二為一的折中版。
葉利欽決心帶著俄羅斯甩開蘇聯單幹，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它沒能撐過價格這一關。
圖：500天計劃（沙塔林計劃）制定團隊
1992年1月1日，葉利欽意氣風發地啟動500天計劃，它果然清空了居民存款。但用了將近1000天，通脹才回落到闖關前。
八九十年代蘇東轉型，是一次劇烈的經濟震蕩甚至社會震蕩，僅僅是重組生產分工鏈條，就會帶來巨大震蕩，譬如根本不存在轉型問題的芬蘭，因為與經互會國家有較深的分工合作，就一度跌去1/4的GDP。
而俄羅斯是市場化和民主化轉型最失敗的國家，當蘇東其他國家早已走出谷底時，它依然處於不斷下探的過程中。
葉利欽的土地私有化並不順利，由於俄共在立法上的狙擊，他只能以臨時頒布總統令和緊急法令方式強推私有化。
葉利欽時代的農業比以前更崩壞，1998年跌至谷底時，農業部門產值只及1991年的60%，但是，盧布大幅貶值雖讓俄國人民雪上加霜，卻刺激了農業恢復。
葉利欽告退後，土地私有化在普京手中終獲成果，2002年俄羅斯《土地法典》和《農地流轉法》頒布，宣告了土地私有制改革在俄國的勝利。
又過了十年，俄國農業從業者降到了蘇聯解體時的一半，耕地利用只有65%，拖拉機存量只及1991年的1/4，但俄國重新成為糧食出口大國。
2014年，俄國糧食出口追平蘇聯解體前的進口量，並超越美國成為最大小麥出口國，截至2021年，俄國糧食出口穩步增長，為能源之後第二大外匯來源。
圖：俄羅斯運糧列車
賬不能都算在第聶伯幫頭上
酗酒、搞對象和政治笑話，是蘇聯人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0年流亡蘇聯定居中亞的雷光漢，初入蘇聯時，對上上下下都講政治笑話的現象極為震驚，甚至官員提審人犯時，居然會當著審訊對象交流最新的政治笑話。
圖：勃列日涅夫是蘇聯政治笑話中最常見的主角
比起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這一屆的蘇聯人民毫無政治覺悟。
斯大林時代普遍強制勞動和義務勞動，人們不敢怨言，高福利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不但講政治笑話，偷竊、磨洋工、酗酒、曠工、毀壞工具和設備現象日益嚴重。1979年因待遇問題，發生300多起工人拒絕上班的群體性事件。
比蘇聯人民更糟糕的，是蘇聯官員。政治笑話泛濫，本身就是他們在蘇聯人眼中形象的折射。
表現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
勃列日涅夫是赫魯曉夫在烏克蘭工作期間的部下，在赫魯曉夫提拔和舉薦下，1952年進入中央，赫魯曉夫成為領導核心后，勃列日涅夫成為赫魯曉夫的左膀右臂。
圖：赫魯曉夫（左）與勃列日涅夫（右）在一起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與柯西金、蘇斯洛夫、謝列平等人聯手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並就任總書記。
勃列日涅夫被推舉為總書記，是政治局的同志們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一致取得的寶貴意見。
斯大林是個喜歡清除老同志的領袖，同志們被叫去開會，有時會擔心能否平安回家。赫魯曉夫上台後，大家的生命有了保障，但赫魯曉夫的改革動輒大換班，領導席位的翻牌率甚至遠遠高於斯大林時代。
勃列日涅夫的優點是不折騰，善於團結領導班子。赫魯曉夫制定的幹部任期制、中央委員會每次更新1/4、削減幹部待遇等規矩，被勃列日涅夫逐一廢除，保障了同志們的地位。
即使是與勃列日涅夫意見不同，他們也不會被逮捕甚至殺害，最多只是退休或離開中央，老百姓不滿，只是進瘋人院而不用擔心被處決，蘇聯的政治生活終於不再嚴酷。
它的副作用是整個國家機器都跟著政治局的同志們一起慢慢變老，年輕幹部的仕途變得非常內卷。
更卷的是，勃列日涅夫舉賢特別不避親，兒子、女婿都是副部級，一個外貿部，一個內務部，自家的孩子信得過，上行下效，裙帶關係從中央蔓延到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權力集團或政治幫派。
圖：勃列日涅夫熱愛勳章，在中國被戲稱為「蘇勛宗」
最大的，當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為核心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簡稱第聶伯幫）。
這個名字源於勃列日涅夫出生於烏克蘭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畢業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擔任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
勃列日涅夫成為新一代領導核心后，大力提拔早期革命生涯相識的朋友、同學、同事或部下，這些人多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圖：第聶伯幫三巨頭：內務部長謝洛科夫、書記處書記基里連科、總理吉洪諾夫
勃列日涅夫去世前，「第聶伯幫」地位較為顯赫的有：
後任總書記的契爾年科、總理吉洪諾夫、書記處書記基里連科、烏克蘭書記謝爾比茨基、哈薩克書記庫納耶夫、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國防部長格列齊克、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威貢、克格勃副主席齊涅夫、中央辦公廳主任帕夫洛夫……
克格勃二把手茨威貢在蘇聯聲譽極高，他是著名諜戰作家，曾間接影響了普京的人生軌跡——普京看了電視連續劇《春天的17個瞬間》后決心加入克格勃，而茨威貢是該劇總顧問。茨威貢由作家轉行成克格勃二把手，一是他創作過大量間諜作品，二是他與勃列日涅夫是連襟。
圖：《春天的17個瞬間》在蘇聯創下2.1億次觀影紀錄，改變了普京的人生
另外，空軍元帥、民航部部長布加耶夫，以前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飛機駕駛員。
「第聶伯幫」幾乎壟斷了高層的權力，結識或搭上這條線，是向上爬的最佳政治途徑，「第聶伯幫」因此成為時代的腐敗發動機。
當時蘇聯代表性的腐敗大案有：烏茲別克棉花案、鯡魚子出口案、亞塞拜然賣官案、梅杜諾夫案，謝洛科夫案、珠寶鑽石走私案。大半都牽涉到「第聶伯幫」高層。
它們充分展示了腐敗的多樣性：有給官員、黨員明碼實價售賣的，有與境外商人合作賤賣出口物資的、有壟斷售賣許可證的、有侵吞公款的。
大案中的大案，當屬烏茲別克一把手、勃列日涅夫親信拉希多夫為首的棉花貪污案，從勃列日涅夫末期安德羅波夫派KGB揭蓋子徹查，再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再次調查，直到蘇聯解體，該案都未真正徹底查清。
烏茲別克整個中高層官員幾乎都捲入其中，此案逮捕審訊了56000人，被判刑官員計27000人，其中副國級3人，部級100餘人。
很多人因參與該案調查被拉下水，譬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副部長丘爾巴諾夫，其罪行早在1983年就已敗露，但到了1986年戈爾巴喬夫第二輪反腐才被收審。
圖：丘爾巴諾夫因儀錶堂堂成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並成為內務部副部長
在安德羅波夫啟動的反腐、整頓生產紀律運動期間，蘇共開除了42萬黨員，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四年時間又開除了近50萬黨員。
安德羅波夫上台第一年，因涉嫌腐敗被撤職查辦的部長和州委書記多達70餘人。由於黨政系統嚴重腐敗，安德羅波夫只信任KGB官員，甚至在KGB成立了信訪部門。KGB在安德羅波夫反腐中的獨特作用，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普京。
安德羅波夫反腐期間，「第聶伯幫」高層有兩人自殺。
一為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因貪污腐敗及涉嫌政治謀殺而開槍自殺，死前留下一張致契爾年科的字條：「請不要讓小人對我肆意誹謗，這會損害各級領導人的威信，這是勃列日涅夫就任前大家都經歷過的。」
另一自殺者為克格勃二把手、前諜戰作家茨威貢，自殺原因官方無定論。
戈爾巴喬夫上台三年後，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候補委員中的「第聶伯幫」全數完成退休。第四年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以年輕化為由一次解除100餘中央委員。
至此，中央領導序列的「第聶伯幫」基本被清理完畢，但「第聶伯幫」有一樣遺產是戈爾巴喬夫們根本無法清除的：
勃列日涅夫時代，地方官員任命權下放到了州和地方手中，勃列日涅夫信任的封疆大吏，經十餘年甚至二十餘年深耕，不但形成了本地化的「第聶伯幫」，還與民族主義結合，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同盟。
戈爾巴喬夫只是把頭頭趕跑了，但盤根錯節的組織成果卻無法破壞，除了真正民主化的波羅的海三國，「第聶伯幫」深遠地影響了后蘇聯時代大部分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生態。
烏克蘭獨立后的二十年余間，政界要人往往腐敗纏身，最聲名狼藉的，是1994年的當選總統庫奇馬、1996年的當選總理拉扎連科、2005年的當選總理季莫申科。這三人均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圖：烏克蘭第二任總統庫奇馬當年是契爾年科一手提拔起來的
而烏克蘭三大寡頭中的維克多·平丘克、伊戈爾·科洛莫伊斯基，同樣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他們被稱當代「第聶伯幫」。
「第聶伯幫」成就最高者當屬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1958-1960年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基市第聶伯羅冶金廠的技校讀書，算是勃列日涅夫的小學弟。
憑著領袖學弟這層關係，44歲就成為哈薩克僅次於庫納耶夫的二號人物，1989年成為哈薩克一把手，一直干到2021年向托卡耶夫移交權力，在位時間長達32年。
圖：1960年在第聶伯羅冶金廠技校的納扎爾巴耶夫
都怪到勃列日涅夫頭上是不公平的。
蘇聯末期特權問題之嚴重，到戈爾巴喬夫掀起反特權運動時，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他們會自己反自己，便自發組織搜集官員特權證據，隨著政策鬆動，他們的憤怒迅速從官員指向制度。
特權制度始建於斯大林，特供商品、特別醫療、特別住房、特殊教育等的系統化和標準化，均成形於此，它是下級對上級忠誠的獎賞機制，就像工廠生產零件更多的工人應該得到電視機一樣順理成章。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特權，只不過是隨著生產力提升，在標準和普惠性上水漲船高罷了。
幹部選拔方面，上級任命制代替早期的民主選舉，始於列寧；而列寧、斯大林的幹部政策從來就不是五湖四海，更沒有任期制，試圖打破它的赫魯曉夫，遭到黨內中高層的集體反對。
圖：赫魯曉夫的墓碑由黑白兩色的花崗石製成
「第聶伯幫」的構成，說明勃列日涅夫至少不壞，他不冷酷殘忍，所以身邊不會聚攏一批酷吏，他沒什麼遠大規劃，不會聚攏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而排斥老幹部，他害怕像赫魯曉夫一樣被同志們搞掉，於是政治局都是信得過的熟人。
他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不像前後任那樣熱衷於抓生產紀律，搞得工人農民雞飛狗跳，讓工人農民和幹部一樣，也有機會挖社會主義牆角改善生活。
他是有同情心的人，1969年，集體農莊莊員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樣，可持內務部頒發的國內護照自由走動，不必像以前一樣，離村須經村委會同意、在非居住地不得超過30天。
勃列日涅夫的負面遺產中，或許可與腐敗相比的，是黨政官員的規模。
勃列日涅夫執政十八年間，黨政機關編製膨脹了五倍，全蘇聯有1860萬人在黨政機關就食，占就業總人口的15%，人頭費每年400億盧布。各部委的部長副部長800餘人。
為了與強盛大國的非凡成就相匹配，七十年代蘇聯新辦了幾百份報紙雜誌，新建了大批研究總結蘇聯為什麼這麼厲害的社科文化機構。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機構膨脹，其實只是一種組織慣性。
列寧創造的是黨管理社會一切事務的體制，它天然就需要更多的幹部。1921年的蘇維埃政府與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政權相比，國家機構的數量膨脹十倍，人數膨脹了四倍。
政府組織天然具有擴張的傾向。民主制下，約束力量來自同級的議會，靠的是財政預算的軟約束。蘇維埃體制下，約束力量來自上級，靠的是硬性行政命令。
蘇維埃體制下，計劃即法律，命令即法律，黨政機關可以隨時自我賦權，即使熱愛精簡機構的赫魯曉夫也很難控制機構膨脹。
圖：蘇聯計劃經濟委員會辦公大樓
1954-1956年，赫魯曉夫曾大刀闊斧減掉了近百萬脫產管理崗位，1957年，他又把工業、建築的中央部委垂直管理改成地方管理，撤銷了中央和共和國所屬的144個部，移交給地方104個委員會。
但企業轉屬地管理后，地方編製經過一番疊床架屋的設計，卻劇烈膨脹起來，最後，總人員編製變成原來的3倍。減少計劃干預也落空，縱向的干預被橫向的指揮代替，並且生出地方壁壘增多、破壞供應合作的意外。
籠統地談形勢嚴峻，必須精簡機構、減少干預，促進社會和生產力發展，沒有人會反對改革，只要改革不改到自己頭上**，歸根到底它是一次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但如果組織龐大到社會財源枯竭時才開始改革精簡，它遲早會讓整個官僚機器結成反對改革的同盟軍。
牢不可破的聯盟
1971年3月17日，拉脫維亞陶格夫匹尓斯的密林中，700名紅軍包圍了24名「森林兄弟」游擊隊的地堡，從凌晨5:30戰至中午1:30方結束，它標誌著蘇聯境內有組織的分離主義武裝宣告終結。
圖：1960年一支「森林兄弟」游擊隊
但是，分離主義卻以一種寄生於蘇維埃政權內部的方式出現。
1960年，赫魯曉夫突發奇想，既然哈薩克南部也是產棉區，而分給烏茲別克的任務是專門生產棉花，何不把這塊地划給烏茲別克，利於棉花產業的整體規劃。
哈薩克書記庫納耶夫是蘇共培養的第一代哈薩克族高級幹部，於情於理，他都不支持赫魯曉夫的腦洞計劃，於是被調離書記崗位。
1964年，庫納耶夫的老上級勃列日涅夫上台，他重回哈薩克書記寶座，一直呆到戈爾巴喬夫上台。這位名副其實的土皇帝，親信遍插權力要津，排場猶如古代可汗。
1986年12月16日夜，庫納耶夫被落選，17日晨大批哈薩克學生呼喊著庫納耶夫的名字上街，18日，騷亂遭蘇聯內務部隊鎮壓，史稱阿拉木圖事件。
蘇聯解體后，庫納耶夫這個唯一進入政治局的哈薩克人，升格成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小地標遍及哈薩克。
圖：2022年哈薩克的卡普恰克市被改名為庫納耶夫市
更離譜的是烏茲別克棉花案。
1983年，烏茲別克一把手拉希多夫自知罪責難逃開槍自殺。但1988年前後輿情開始逆轉，由於克格勃調查期間確實存在「上手段」，大批被查者稱遭斯大林肅反式迫害，烏茲別克出現同情甚至讚美拉希多夫的聲音，進而認為這是大俄羅斯主義壓榨烏茲別克的迫害。
今天，拉希多夫以民族英雄進入烏茲別克當代歷史，拉希多夫陵墓和紀念碑、紀念堂均位於首都的市中心。
圖：烏茲別克的拉希多夫紀念碑
同樣，亞塞拜然、喬治亞腐敗大案中，被罷黜、懲處的腐敗頭目，後來不少被追捧為民族英雄。某種程度上，戈爾巴喬夫的反腐和改革，斬斷了維繫蘇聯的牢不可破的聯盟。
最致命的聯盟破裂，是戈爾巴喬夫改革聯盟。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自動選擇與安德羅波夫提拔進政治局的利加喬夫、雷日科夫結為政治盟友，接著又把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提拔入政治核心圈。而這些人都比戈爾巴喬夫年紀更大。
利加喬夫、葉利欽均以廉潔自律、不近人情著稱，戈爾巴喬夫賦兩人獨當一面之任，雅科夫列夫視野開闊，觀念解放，被委以智囊重任，雷日科夫老成持重，熟悉工業部門，理想的總理。
只是，政治盟友能維持多久，全看改革走到哪一步。
圖：27大的雷日科夫、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從左至右），後排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最倚重的利加喬夫，兩人剛進入中央委員會時，就曾惺惺相惜，互相舉薦。戈爾巴喬夫一上台就委利加喬夫以全權代理的二把手之責。
但戈爾巴喬夫為了改革理論造勢，又任命理論智囊雅科夫列夫為宣傳部長，與利加喬夫分管的意識形態職權重疊，這一分權在兩人之間埋下不信任的種子。
利加喬夫身為黨務總管，對削弱黨對社會控制、削弱黨的聲望，天然有敏銳的警覺和抵觸的本能。在「歷史問題」揭蓋子上，利加喬夫認為「家醜不可外揚」。
隨著政治局中「第聶伯幫」被逐步清理，利加喬夫逐漸變成政治局中的「保守派」。
圖：蘇共會議上的利加喬夫
1988年2月，眼見雅科夫列夫在公開化上狂飆突進，憂心忡忡的利加喬夫，乘戈爾巴喬夫出訪，組織刊發文章，強調歷史探討不能損害黨的威望。戈爾巴喬夫回國后發文反擊。
「兩報之爭」事件導致矛盾公開化，利加喬夫二把手地位動搖，職責改為分管農業政策，保守派逐漸聚集在利加喬夫周圍，對戈爾巴喬夫形成強大制約。
雷日科夫曾任有「工廠之父」之稱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廠長，后又實際承擔蘇聯經濟計劃制定，與戈爾巴喬夫的合作始於1982年末安德羅波夫委託他們草擬經濟改革大綱，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加速戰略」就出自於此。
對歷史問題雷日科夫不太感冒，不支持政治體制改革但也不明確反對，但1987年六月全會和最高蘇維埃例會上，他與黨內其他高層就價格問題與戈爾巴喬夫發生激辯，這是他的一畝三分地。
圖：自認為是「溫和改革派」的雷日科夫總理（部長會議主席）
由於「加速戰略」導致失衡加劇，戈爾巴喬夫認為，價格體制不鬆動，經濟改革難有實質進展。雷日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受了雅科夫列夫的蠱惑，戈爾巴喬夫未獲多數支持。
雷日科夫代表的是嚴密計劃體系下龐大的政府部門，直到1990年，經濟改革目標依然各執一詞，戈爾巴喬夫公開場合一直強調「國家調節的市場經濟」，而雷日科夫則強調「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
但是，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尤其是意外崛起的葉利欽咄咄逼人地搶奪改革主導權，迫使雷日科夫1990年春制定「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方案。
這個方案是雷日科夫最後一次努力，此時黨的存續已不重要，他想保住聯盟國家，心力憔悴以致於心臟病發作。但是，1991年1月戈爾巴喬夫的內閣名單中沒有雷日科夫的名字。
圖：1989年戈爾巴喬夫與雷日科夫在紅場列寧墓
謝瓦爾德納澤比雷日科夫早一個月與戈爾巴喬夫分道揚鑣。
謝瓦爾德納澤是戈爾巴喬夫配合最默契的盟友。
戈爾巴喬夫讓葛羅米柯榮登最高蘇維埃主席以答謝輔助上位之功，把外交部長席給了謝瓦爾德納澤時，他此前只以反腐狂人著稱，履歷與外交毫不沾邊。
在外交新思維的熱情上，謝瓦爾德納澤明顯高於戈爾巴喬夫本人，喪權辱國的指控和批評，主要由戈爾巴喬夫承擔，而嘉許改革派的鎂光燈，戈爾巴喬夫的自由派盟友中，只有謝瓦爾德納澤有機會分享。
圖：謝瓦爾德納澤（左）是戈爾巴喬夫最默契的夥伴之一
隨著黨內保守派和葉利欽激進派意外崛起的壓力急劇增大，謝瓦爾德納澤與戈爾巴喬夫出現分歧，他認為戈爾巴喬夫對保守派妥協太多，尤其是對軍方和克格勃勢力過分屈服退讓。
1989年夏波羅的海三國形勢巨變，紛紛開始鬧獨立，戈爾巴喬夫倒向謝瓦爾德納澤眼中的保守派，在他看來，戈爾巴喬夫與其是在維護蘇聯完整，不如說是維護權力地位。
1990年12月，蘇軍武力平息謝瓦爾德納澤故鄉喬治亞的民族糾紛，並以武力對付波羅的海三國獨立，謝瓦爾德納澤徹底失望，公開辭職時留下一句話：改革者走了，獨裁者來了。
圖：1991年1月蘇軍鎮壓立陶宛獨立
雖然蘇聯解體前最後一刻，謝瓦爾德納澤向困境中的戈爾巴喬夫伸出援手，返聘外長，但他當時已完全站在葉利欽一邊。
如果沒有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命運或許有很大不同。
葉利欽和利加喬夫一樣，是從不坐專車，堅持公交車上下班的人，但利加喬夫是嚴肅刻板的黨政幹部，而葉利欽則是蘇共官員中能與工人打成一片的罕見異類。
雖然以敬業著稱，但因桀驁不馴，葉利欽45歲仍為基層處長，但這一年被裡亞博夫力薦，獲破格提拔為州委書記，也讓他結識了日後恩怨交織的蘇共領袖們。
圖：1976年意氣風發的葉利欽
最早欣賞葉利欽的是利加喬夫，他認為葉利欽的果斷堅決、執行嚴厲適合當改革開路先鋒，在他推薦下，葉利欽當上建設部長。
葉利欽是個鐵面無情的人，里亞博夫曾向勃列日涅夫強烈推薦過他，但葉利欽得勢后，從未以職權報答這位提攜舉薦者。葉利欽對利加喬夫同樣不含糊，禁酒令出台後，葉利欽毫不留情地攻擊利加喬夫的政策荒唐透頂、極度無知。
只是，葉利欽口無遮攔卻不折不扣執行禁酒命令。戈爾巴喬夫也認為葉利欽耿直兇猛、人才難得。只有雷日科夫反對繼續提拔葉利欽，雖然他們對禁酒政策的看法一致。
葉利欽被提拔為莫斯科市委書記后，不負戈爾巴喬夫的期望——戈爾巴喬夫的老競爭對手格里申在政治局呆了24年之久，莫斯科是其深耕之地，葉利欽以雷霆風暴手段摧毀了格里申的組織。
圖：改革之初葉利欽是戈爾巴喬夫最忠實的盟友
1986年2月的蘇共二十七大上，葉利欽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他掀起的勢頭和展現出的巨大能量，儼然已成為戈爾巴喬夫新勢力中位列利加喬夫之後的第三號人物。
對戈爾巴喬夫無比信賴的葉利欽，像沒有栓繩的大型鬥犬，讓莫斯科沉悶已久的官場雞飛狗跳，很快，他從攻擊個別官僚指向了整個特權制度。
大多數同志都覺得特權現象必須整頓，因為有些人待遇超標搞得實在是太過分了，這種內部的特殊化，幹部們當然是看不慣的。
但葉利欽直接要把特供商店、內部醫院、機關食堂、幹部子弟學校、高幹療養院等特權體系全盤取消，終於引發了整個幹部隊伍的集體義憤。
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的態度迅速冷卻，不斷敲打葉利欽不要搞得過火，此時戈爾巴喬夫被黨內反對之聲搞得焦頭爛額，赫魯曉夫被廢黜的陰影，讓他不敢開罪整個黨政體系。
然而，因反官僚反特權民意高漲的葉利欽毫無收手之意，戈爾巴喬夫不想變成第二個赫魯曉夫，只能讓葉利欽當赫魯曉夫。
圖：喜歡上街的葉利欽令蘇共官員非常反感
1987年的六月會議，戈爾巴喬夫的理論家雅科夫列夫進入政治局，先鋒大將葉利欽依然候補。會上兩派爭辯激烈，傷了心的葉利欽依然甘為前驅，面批利加喬夫阻撓改革，但遭戈爾巴喬夫毫不留情的譏諷。
四個月後的會議上，葉利欽未經許可長篇發言，抱怨改革開放步伐太慢，導致人民生活貧苦，並對黨內腐化猛烈攻擊，憤怒難堪的戈爾巴喬夫當場離席。
葉利欽終於為他赫魯曉夫式的魯莽付出了慘重代價，他失去了莫斯科市委書記職務，被踢出政治局，貶任建設委員會主席。
無人能擋的命運終結者
身為第五代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天然是個弱勢的總書記。
他被老同志們推上前台，主要是因為大家不願再看到領導人年邁連續死亡的危機發生，他既無強大的組織資源班底，也無法靠改革帶來的經濟收益獲取廣泛民意。
對付黨內巨大反對力量，他只能通過開放言論改變政治力量，一來可以收穫民意支持，二來老百姓「妄議中央」攻擊的都是保守派。
這是個不可輕用的選項，但戈爾巴喬夫別無選擇。
開放言論的危險性在於，國民固然可一時為獲得思想解放而精神振奮，但黨的道德資源則會因此迅速流失，以至於動搖執政合法性。而且，言論開放只可松不可再緊，嘗到甜頭的國民一旦遇到言論收緊，會立即出現反彈。
這是一種兩難困境：
一、黨是權力地位的來源，必須控制言論，但是維護黨的地位，則會出現民意流失；
二、丟掉黨這個道德負擔，直接與民意對接，則會遭遇體制反對重演赫魯曉夫悲劇；
戈爾巴喬夫必須不斷尋找平衡點，通過不斷掌控權力，推進改革。
葉利欽的崛起打破了這個平衡，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釋放出的巨大能量，被葉利欽中途劫持，他變成了不可戰勝的終結者。
1987年，戈爾巴喬夫啟動政治改革，解除「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等異議人士的軟禁、流放，關著思想犯的精神病醫院人去樓空，全蘇聯的空氣都瀰漫著要求改革的呼聲。
戈爾巴喬夫有一樣判斷對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被迫害的老公知，重獲自由甚至被供起來后，立即失去話題性和殺傷力，他們與時代脫節，沒什麼社會號召力。
圖：1989年6月在蘇聯人大上發言的薩哈羅夫
但有一樣大家都沒預料到，那些體制內遊離出來的年輕一代，卻有巨大的活動能量，他們善於捕捉社會熱點、喚起大眾情緒，他們善於街頭活動，而不是在家寫公開信。
這股巨大的反體制力量，缺少領軍人物時，看上去是散兵游勇，一旦有了廣泛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就會凝聚起來爆發巨大的能量。
時代正好需要葉利欽這樣的人。
繼任莫斯科市委書記的表現，讓市民愈發懷念那位每天公交車上下班的市委書記，懷念他把顢頇的官員們折騰得團團轉，懷念他與市民傾心交談、懷念他真正關心菜市場……
導致葉利欽丟官的那段大放厥詞，其中一段成為廣為流傳的金句：同志們，我發現我很難向一名工人解釋，為什麼工人階級統治了這個國家70年，他們香腸里的澱粉卻總是比肉多。
圖：1986年任莫斯科市委書記期間的葉利欽
對蘇共特權統治不滿已久的老百姓，把葉利欽視作真正屬於人民的英雄。現在，這個反體制的人民英雄被逐出政治局，立即成為凝結核，各種團體組織在他身邊彙集起來。
1988年夏，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成功地把保護公民權、司法獨立、無罪假設這些觀念寫進黨的決議中。它要求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明確劃分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能。
戈爾巴喬夫以削弱黨的專政力量、放棄對權力壟斷的方式，削弱了黨內保守派的力量。戈爾巴喬夫的這次勝利，卻讓葉利欽搭上了便車，埋下了蘇共滅亡的種子。
在萬眾支持下，葉利欽決心重返蘇共政治舞台，他回到原工作地選區參選黨代表。蘇共下令當地黨員抵制葉利欽，結果工人以罷工威脅，全國各地支持葉利欽的電報猶如雪片。
葉利欽重新殺回黨的政治舞台，提出黨應該從上至下選舉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遭利加喬夫等人批評，而他恢復政治身份和名譽的期待也徹底落空。
圖：十九次全黨大會上葉利欽炮轟蘇共改革太慢
葉利欽徹底對蘇共失去信心。此時，他已然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改革的肉身，而必須依靠黨的權力機關才能發號施令的戈爾巴喬夫，則不再是那個值得期待的改革領袖，而是官僚集團的代言人。
1989年戈爾巴喬富夫推動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把權力中心從黨代會搬遷到了全國人大的重大改革，這樣一來，他的權力將不再全部來自於黨。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成果再度被葉利欽收割。
葉利欽以89.6%的高票當選人大代表，而戈爾巴喬夫則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但葉利欽還要更進一步，戈爾巴喬夫必須阻止，最高蘇維埃選舉時，接受上級命令的黨員們以無記名投票集體「選」掉了葉利欽。
5月28日，莫斯科七萬餘市民上街聲援葉利欽，並公開喊出各種反動口號，蘇共被逼到了牆角，幸而危機意外化解，法學副教授卡扎尼克把資格讓給葉利欽，並稱，如果葉利欽不進最高蘇維埃，我對不起家鄉人們的期待。葉利欽通過補選進入最高蘇維埃。
圖：1989年5月28日，莫斯科聲援葉利欽的人群
葉利欽的連續勝利，讓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而空有龐大黨員和數百萬武裝力量的蘇共其實不堪一擊。他的力量來自街頭，而戈爾巴喬夫一旦離開辦公室，就什麼都不是了。
戈爾巴喬夫同樣注意到民意的力量，1989年2月，他提出修改憲法一黨執政條款，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50萬莫斯科市民集會支持戈爾巴喬夫，黨內保守派屈服了。
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聯首任總統。
圖：1990年3月15日，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總統
1990年4月，戈爾巴喬夫會見南方鄰國總理，據後者回憶，戈爾巴喬夫曾表示說政治改革搞早了，應該先搞經濟改革。
這種懊悔或許是一廂情願。沒有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無力推動經濟改革，他沒有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不能隨意修改社會主義定義，來解決經濟體制改革姓資姓社的質疑。
1990年7月的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才真正戰勝保守派，武器正是公開化和民主化，基層代表對政治局的集體譴責和圍攻，讓保守派潰不成軍。公開投票結果，利加喬夫等人出局。
圖：蘇共二十八大
當然，戈爾巴喬夫可以改口，宣布此前的公開性、民主化，讓老百姓百花齊放，其實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再斷然把葉利欽和支持他的大小團體頭目全都抓起來。
這當然要付出極大代價，要求結束專政的民意極為高漲，1989年全蘇有近5000次群眾集會，參加人數達1600萬，到了1990年局面更加失控。
面對如此兇險的民意，甚至僅靠領袖的個人意志已無法採取斷然措施，。
如果採取了斷然措施，就等同於葬送了改革，戈爾巴喬夫會變成第二個斯大林。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曾有過類似的努力，1991年3月，聯盟中央為了威懾加盟共和國分離傾向的決心，俄羅斯人代會現場外，蘇軍坦克、軍人云集。但幾十萬莫斯科市民上街聲援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後退了。
圖：1991年3月10日，莫斯科50萬人支持葉利欽
比起列寧革命成功后能調轉槍口鎮壓十月革命先鋒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比起斯大林能把列寧培養的大部分幹部槍決，戈爾巴喬夫確實是一個軟弱搖擺的人。
沒有人能阻擋葉利欽了。
一路高奏凱歌的葉利欽，由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繼而登上俄羅斯聯邦總統大位。最終埋葬了蘇聯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生命。
蘇共保守派也沒人敢於反抗這股歷史洪流。八一九事件策劃者並不是為了拯救黨國，而是為了自己的權力。
1991年7月29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秘密會晤，決定將副總統亞納耶夫、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逐出權力核心。事情泄密，他們才臨時組織緊急狀態委員會，軟禁戈爾巴喬夫。
圖：1991年819事變被葉利欽和莫斯科市民挫敗
如果對蘇聯心懷深厚的情感，非要說蘇聯解體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處心積慮，的確能找到私人動機：戈爾巴喬夫的兩個姑姑和伯父餓死，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政治逮捕，葉利欽的父親曾因煽顛罪被送入古拉格關押三年。
但在他們站上歷史舞台，發動改革那一刻，他們根本沒有那麼長遠的規劃。
雖然葉利欽被認為是蘇聯頭號掘墓人，但忠實跟隨他多年的衛隊長科爾扎科夫卻認為，在他認識的蘇共官員中，葉利欽才算得上最忠誠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出於對葉利欽的敬意，葉利欽被解職后，科爾扎科夫自費跑去給葉利欽當保鏢。
如果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祛除黨政機關隨意為自己賦權，來實現社會和生產力的發展，其實就意味著政權的去蘇維埃化。蘇聯的解體就是必然。
而蘇聯歷史上反反覆復的改革證明，改革要麼走到底，否則一定會走回頭路。
換一個人呢？也許俄羅斯政論雜誌那段評價戈爾巴喬夫失敗的話，對誰都合適：
「他擺弄這個國家，就像家庭主婦擺弄捲心菜一樣。他以為只要把外面的爛葉子剝掉，就會有裡邊的好心子，他不停地剝下去，一直到剝光為止。」
戈爾巴喬夫生前曾被問及墓志銘，他回答：我沒有自己的墓志銘，但我會告訴你我從朋友墓碑上讀到的，這句話銘刻於我心中——我們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