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場疫情帶來的最大改變之一，便是工作模式的改變。因為疫情嚴重時很多人必須在家隔離，導致在家辦公成為了主要的工作方式。但在家辦公又意味著工作與生活糾纏不清，但又不能因此獲得額外報酬。於是老外也開始萌生躺平的想法，當有人在
TikTok 上將“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的想法說出來時，大家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共鳴。本文探討了安靜辭職背後的經濟學，以及各種相關的叫法。文章來自編譯。
劃重點：
安靜辭職意味著：
放棄工作的上進心。
隻做好份內工作，拒絕做無報酬的工作。
不再認同奮鬥文化（Hustle culture）。
設立明確的邊界，不讓工作打擾生活。
放棄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供圖：Mohamed Hassan/Pixabay
過去幾周，“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的概念像超新星一樣在媒體的世界裏大爆發。
這場大爆炸始於 TikTok ，有個叫做 Zaid Khan 的 20
多歲工程師上傳了一段視頻。在鋼琴演奏的拉格泰姆風格的背景音樂以及紐約夏天街景鏡頭的加持下，Khan 用 17
秒的視頻向數百萬人介紹了這個想法。
Khan說：“我最近學到一個新的詞匯，叫做安靜辭職，是指你不是直接辭職，而是辭掉你心中那個在職場上，期待追求卓越超群的自己。你仍在履行職責，但不再認同工作必須是你的生活的那種奮鬥文化（hustle
culture）心態。現實不是這樣的——你的個人價值不是由你的勞動來定義的。”
換句話說，安靜辭職不是真辭職。這更像是一種工作幹到剛剛夠的哲學。
在日本，工匠（shokunin）的概念很火，意思是指對自己的手藝全情投入的匠人，不管做什麽，他們總是要追求完美。安靜辭職恰恰相反。安靜辭職就是要把自我與謀生分開，而不是追求完美。設定邊界，並在可獲得報酬的時間內做完該做的任務——不提供不必要的服務。你不再向老板或客戶“磕頭”。周末或晚上你不再加班，不再不停地檢查電子郵件。
工作狂已經是過去時。隨波逐流的時代已經到來。你可稱之為工作與生活平衡宣言。
探究疫情後時代思潮
大多數觀察家似乎都同意，最近對安靜辭職的熱情說明了一股疫情後時代思潮。由於勞動力市場的供不應求，為員工提供了多種工作選擇，也由於在對遠程工作的保留和擴展方麵正在進行著一場持續的戰鬥，許多員工似乎正在重新評估他們應該在哪裏工作以及如何工作。
也許安靜的退出隻是“大辭職”（The Great Resignation，或者，也許用我們改過的名字“The Great
Renegotiation”更合適些）的延伸。也許是因為過去我們大部分人隻能打電話反饋訴求，但現在有了社交媒體，所以他們的影響力更大，品牌效應更好了。也許是人們覺得疫情前自己為了上班每天都要多走路，最後卻落得被集體裁員的下場，感覺自己就像傻子一樣。或者，也許安靜辭職隻是一種胡說八道的偽趨勢。說實話，我們也不知道。但至少有部分數據表明，勞動力的心理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
ZipRecruiter 的首席經濟學家 Julia Pollak
說：“隨著近年來裁員和解雇的人數創下曆史新低……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工作保障。被解雇的風險因此更低了。所以努力工作的動力自然也會下降。被發現逃避責任的後果沒有以前那麽嚴重。第一，因為公司承受不起解雇員工的代價。
第二，也是因為就算真的失業了，還有很多選擇。”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數據顯示，過去兩個季度生產力出現了曆史性下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供應鏈問題、換工作頻率的創紀錄、在經濟異常時期做出的企業招聘決定、疫情造成的創傷、大規模采用遠程辦公帶來的痛苦在增加等等。但有些人認為，安靜辭職之類的事情可能與生產力下降也有關係。這肯定會影響到部分美國最大型公司表達出來的情緒：根本就是自己的員工效率不夠高。
蓋洛普最近對安靜辭職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統計了報告稱在工作中既不投入也不“主動摸魚”的員工。他們發現，這些安靜辭職的人至少占了美國勞動力的一半。總體而言，蓋洛普的數據並沒有真正展現出過去幾年員工對工作的看法發生了顯著變化，這表明安靜辭職可能是美國職場的正常特征。不過，有個領域數據確實展現出了部分顯著變化，那就是年輕員工。蓋洛普發現：“從
2019 年到 2022 年間，35 歲以下敬業員工的比例下降了 6
個百分點。”這表明雖然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對工作感到不滿也許是意料之中，但更有可能發生在 Z 世代和千禧一代身上。
蓋洛普寫道：“很顯然，安靜辭職是管理不善的表現。”該組織建議公司的經理要進一步做好與下屬的溝通。
“蓋洛普發現，管理者要想取得成功，最好是要求他們養成每周與每一位團隊成員進行一次有意義的對話——大概在 15-30
分鍾左右。”
對安靜辭職的強烈反應
自從安靜辭職的概念開始在互聯網上引起轟動以來，大家對這個東西的爭議很大。支持者認為，安靜辭職是一種保護手段，有利於保護心理健康，把家人朋友以及愛好放在第一位，並且可以避免倦怠。但很多權勢人物都反對安靜辭職。
阿麗亞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抱怨道：“安靜辭職不隻是放棄了一份工作，也是朝著放棄生活邁出了一步，”她認為安靜辭職者如果能找到自己熱愛的工作的話，情況會好一些。
商業思想領袖，明星投資人凱文·奧利裏（Kevin O’Leary） 在 CNBC 上麵說道：“那些到了下午 5
點就關電腦走人的人……他們不是在為我工作。我希望他們到我的競爭對手那裏工作。”
其他人則擔心安靜辭職的行為消極攻擊性太強，以至於無法實現員工真正想要的，還會給同事帶來額外的負擔。卡米·裏克（Kami
Rieck）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表示，“那些倦怠體驗往往最強烈的人，比如女性和有色人種，可能承受不起‘安靜辭職’。”
裏克寫道，與其一聲不吭拒絕多幹，不如 “向老板提出自己的關切，並集思廣益，找到別的解決方案，這樣也許更有建設性。”
漢密爾頓·諾蘭（Hamilton
Nolan）則在《衛報》上撰文強調，過去幾代打工人也有過“共同的不適感”，但相對於隨波逐流，他們將這種挫敗感轉化為了更有建設性的行動：建立工會。
“所有的打工人都沒有辭職。他們也沒有選擇沉默。他們知道出了什麽問題，並解決了問題。大張旗鼓地解決問題。”
就連美國勞工部長馬蒂·沃爾什（Marty
Walsh）最近也對安靜辭職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如果你是雇主，你應該盡早了解員工的不滿與不快，然後你得跟他們麵談，對話。”
安靜辭職的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裏麵有個更簡單的模型，講的是在競爭性的市場裏，工人拿到報酬靠的是“邊際產出”。這意味著他們的生產力越高（每小時製造出來的額外部件越多），可獲得的報酬就越高。在這樣的卡通世界裏，你會有強烈的動機反對安靜辭職。因為工作越努力，得到的報酬就越高：如果得過且過的話，報酬也沒那麽多。而且，應該說，對於某些職場而言，這其實更接近於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當老板認為你工作很努力時，你更有可能得到加薪和升職。
但是，當然了，相對於多勞多得、效率越高拿得越多的清晰，這個世界要混亂得多。職場更複雜一點的漫畫模型叫做“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在這個模型裏，委托人（老板）聘請代理人（工人）為他們做特定的工作。問題是：對於代理人究竟在做什麽，委托人並未掌握完整信息。他們的代理人在工作中是否效率很高？還是這幫家夥在摸魚？為了確保代理人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委托人必須想辦法監督和激勵他們。這個模型對我們近年來所看到的職場生活或缺乏職場生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具有潛在影響。隨著遠程辦公的大規模采用，許多經理似乎都在為如何有效地監控和激勵員工而絞盡腦汁。
但仍有公司正在努力。 《紐約時報》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 10 家最大的私營雇主當中有 8
家都在跟蹤員工個人的生產力指標，而且其中有許多是實時監控。”他們還發現，為了監督白領員工的表現，企業對“數字生產力監控”的投資出現了激增。“不管是遠程辦公還是現場辦公，許多員工都會受到跟蹤器、分數、‘空閑’按鈕的影響，要麽就是默默地不斷積累工作記錄。暫停可能會導致處罰，後果從扣錢到丟掉工作不等。”這就有點惡心了。
打工人的想法
當然，至少按照 TikTok
上的說法，安靜辭職的意思其實不是說做不好工作。而是“放棄超過要求的想法”。但這個概念引起了很多批評——比方說用詞不當。或者是為了掩蓋“安靜解雇”（quiet
firing）的趨勢，即公司消極攻擊性地搞得員工的職場生活不愉快，以及“安靜剝削”（quiet
fleecing），這是指員工的工資增長幾十年來一直都跟不上他們的效率提升水平。
本文聯係了部分聽眾和讀者，了解他們對安靜辭職的看法。有些人不喜歡這個叫法。說這個詞令人困惑。於是，他們提供了自己的“品牌重塑替代方案”，創造了這些替代名詞：
Reverse hustle（反奮鬥）
Work-life integration（工作生活融合）
Acting your wage（隻對工資負責）
Workforce disassociation（勞動力脫鉤）
Corporate coasting（躺平）
Working at work（上班才工作）
DYJ，Doing Your Job（隻做份內的事）
Working to rule（怠工，照章辦事）
Working to thrive（看錢辦事）
Morale-adjusted productivity（效率要看心情）
有些讀者還分享了自己是如何給工作設定邊界的。以下是他們的部分評論。
部門經理 Sara
M.：“自從疫情爆發以來，我覺得我的優先事項、價值觀、對重要的人和事的看法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我現在一到點就下班，回到家就不再想工作上的事情。我給工作設定了邊界，非辦公時間不看電子郵件，不聯係同事。最重要的是，我對請假、休假不會有任何焦慮。尤其是請病假。以前我會為此感到苦惱。但現在我做這件事可以毫不猶豫。”
律師 Lane
Sheldon：“我的許多朋友都在大律師所工作，雖然他們的薪水很高，但公司對員工的期望卻非常苛刻，而且往往很不公平，有情緒虐待的情況。這些朋友們不能或不會劃定類似的邊界，“通常是因為害怕遭到報複，但其實他們都清楚到這對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損失。很多人因此離職了。”
行政助理 Christy G.：“上午 7:00 之前或下午 4:30
之後我跟工作不再有任何關係。我在辦公室工作，所以我的任務不是生死攸關的。如果有誰下班的時候要我做點什麽，比如掃描文件之類的事情——不著急，可以等到第二天。但我的同事不這麽覺得。他們在下班後，休假期間還是會接電話，回電子郵件。有時候我周一回來上班的時候，會看到上周六晚上
7 點同時發給我的 5、6 封電子郵件。”
James
Holverstott：“我的能力範圍就是老板要求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我都做不了。認為‘安靜辭職’適用於除了敲敲鍵盤、填填表格、開開會議之外的任何工作的這種想法顯然是愚蠢的。這感覺更像是那些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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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好賺更多錢的人的一種領悟，啊，自己的生命被浪費在追求更多東西上麵了，於是他們提出了一些可笑的想法，設法把‘我意識到自己幹得太多了，但幸運的是我可以少幹一點，因為反正沒人會注意到！’這種想法努力變成工人權利的範式轉移。我很反感的是，大家居然會覺得這可能對大部分勞動力都適用。”
大學研究助理 Nick Ivanov：“我的工作是沒有界限的。我要盡一切努力好在將來拿到綠卡。我沒有回頭路。我得多付出 10
倍努力才能享受到美國公民認為理所應當的十分之一。”
校車司機 Adrian
Brothers：“我的公司希望我自願在個人手機上安裝一個app。我沒有裝。……如果他們想與我交流工作，他們可以給我打電話，發短信，哎呀，甚至發封郵件也行。但我不會讓公司訪問我的手機。如果他們想讓我登錄那個app，以便可以每天給我發消息的話，那他們必須掏錢給我買部手機。”
護士 Misty Moore：“對於接受可處理範圍內盡可能多的任務，並且依然做得很好，我是有邊界的。我確實承擔了額外的工作，但這
100% 是我自己的選擇。沒人應該因為不多做而被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