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離開的人都是對的，留下來的人同樣如此

©️Kerekes Gábor

編者按：

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爆發時，作家哲爾吉·康拉德是一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他親身參與了那場運動，雖然事後自稱隻是“拿著槍走走，並沒有真正使用它們”。運動結束後，大量親人朋友選擇離開匈牙利，康拉德則留了下來。1957年至1959年，由於在十月革命中的身份，他處於失業狀態。60年代初期，康拉德供職於一家文學月報。自1965年至1973年，他成了一名社會工作者，並在之後積極參與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工作。1989年，蘇聯解體之後，康拉德成為了推動匈牙利民主化道路的積極思想家之一。

一場以失敗告終的社會運動會為一個人留下怎樣的影響？在擁有其他看似更好的選擇時，康拉德為什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留下？在日常生活中，他經曆了何種內心的掙紮？也許，康拉德這一生並非是為對抗某個人或某套製度，而僅僅是為了追尋屬於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生活。

留下的人在磨煉中成形

文/哲爾吉·康拉德

譯/徐芳園

節選自/《客居己鄉》

選擇留下

薇拉打了幾個電話。她所聽說的對她來說就足夠了。她不想看到倒下的、燒傷的或被吊死的人，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她隻渴望離開並住在更可靠的人中間：她會去巴黎教英語和俄語，讓我們能活下去；她會租一間公寓，把一切安頓好，而我會跟過去。她說我應該變得好相處一點。

11月11日，革命失敗後，米克洛什·克勞紹和我表弟帕爾·紮多爾告訴我，他們會在第二天離開，叫我跟他們一起走。他們保證我能通行。他們給我看了，文件上有我的名字。他們的故事是，我們要去勸其他人回家。

我拒絕了。我說，事情不可能比之前更糟了。我會堅持的。我會活得比領導者久。我不想卷入這場大外流中，我想要了解這裏、這些街道上發生著什麽。這是個未完的故事，我拒絕從中脫身。

在諸多《聖經》英雄中，我覺得耶利米尤為吸引人：他提前知曉即將發生之事——他預言了猶大國的陷落——而他對勝利者做出的全部請求隻是允許他在廢墟中哀悼他的城市和人民。

我不想找聰明辦法逃出去。我想要一個正常的簡單生活：同樣的樓梯、同樣的咖啡館、跟從前相同的事物。就算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離開，仍有幾百萬人留了下來，就算離開的人當中有我的朋友和愛人，仍會有別的朋友和愛人出現。我的書在這裏，天空、俯瞰多瑙河的陽台與河對岸的布達區山丘也在這裏。

如果我走了，我會去哪裏呢？人們朝著不同方向離散，但這仍是我能找到最多說匈牙利語的人的地方；我能最為輕鬆地生活，適應街道、語言和習俗。

然而我支持他們的離去，因為我懷疑，跟我相比，他們留下來會遇到更大的危險。他們不太能繼續在這裏生活，因為他們比我更活躍、更坦率直言、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重要。我隻不過是個亂出主意的人，一個武裝的旁觀者。此外，我的父母在這裏，如果沒有穿製服的人強迫我們分離，現在僅僅為了把我的生活變好，我就該讓我們分離嗎？我沒察覺到這裏潛伏著任何危險。他們把我關起來又能怎麽樣呢。我從進過監獄的人那裏聽說了很多監獄故事：在那裏你也能生活。在獄中我還是我自己。至少我是這麽想的。

那把父母帶上如何？然後靠慈善生活？靠獎學金重新開始我的學生生涯？我沒必要在教室裏日漸消瘦。每天早晨，我能坐在筆記本前，坐在隨便哪張桌子上，因為我還有足夠的錢在布達佩斯為數眾多的咖啡屋裏買一杯濃縮咖啡。我總能找到工作來支付絕對的必需品：我可以翻譯，我可以編輯。我不想變得有錢。我曾經有錢過。那沒什麽了不起的。

環顧四周，我隻能看到戰略家。他們如何處理問題和障礙？他們采取的範式是在強迫狀態下產生的，雖然可笑，卻讓我著迷。畢竟，每種社會類型都是由一係列陳詞濫調組成的。漫畫需要反複發生的元素。這裏的生活充滿了直接源於概要思維的挑釁和苦難。心靈扭傷從未遠離我們的大門。

我感興趣的是，想法成為現實，並非來自習慣或嚴肅的實用性或傳統，而是來自任性頭腦的發揮，來自大膽的夢想，來自追求真相然後宣布它——高尚如何變為卑劣，理想如何成為地獄，以及最終，我們將如何從中幸存，因為我們這些有著勞動、懷疑和思考能力的尋常百姓比它更強大。

如果伊什特萬留下來，他可能被判死刑。再說了，我有什麽資格評判我的朋友呢？每個離開的人都是對的，每個留下來的人同樣如此。每個人都試著注意命運的提示。我給自己的建議是：隻要不處於致命威脅中，就挺直腰板。繼續前行，但不要太匆忙。你所有的問題都來自衝動決定。繼續安靜、踏實、不起眼、持續地工作。

©️Kriss Géza

“武器是雄辯的服裝配飾”

他們搜查了米克洛什·克勞紹的公寓，抓了久裏、塔馬什·利普塔克和翁布魯什·奧特凡尼。但沒有抓我，因為我一如往常地遲到了。我們原定十點見麵，我十二點才到。久裏的母親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他們沒找到油印機——我們早就把它藏好了。他們放了翁布魯什和塔馬什，但後來又把塔馬什抓了回去。

我沒被逮捕一事純屬運氣，意味著他們沒找到那張包含領取機槍者簽名的名單。此外，我從來不算特別活躍，也從不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我觀察時事，但不發表言論，不屬於呼籲改革的青年組織精英（我早就被開除了），甚至不用他們的語言或風格。幸運的是，我毫不起眼。

所以我的門房終究沒有舉報我，雖然他曾看我拿著機槍來來去去，並且從未顯露出同情的跡象。跟我的共謀者（準確地說是望風人）薇拉一起，我把槍埋在了當時仍空著的潘諾尼亞街地塊的角落裏。兩三年後，一幢巨大的公寓樓從那裏拔地而起，天知道我精心包裹並上油的武器發生了什麽。

有一天，在跟一位古典語言學家在環路上散步時，我遇到了我的哲學教授。他參與了新的親蘇巡邏隊，扛著機槍，穿著要求的灰色外套。他閱讀極為廣泛，能夠調和他對克爾凱郭爾的學術興趣以及他作為黨的士兵的責任，後者也包含了重新教育我的努力。他要我把身上所有的資產階級痕跡消除，把它們像舊衣服一樣拋棄，離開我的老朋友，娶一個工人階級血統的妻子，一名黨員。他自己正是這麽做的：他嚴厲且體型結實的妻子在理論批評上毫不留情。當一切順利時，他妻子稱他為同誌，而一旦兩人之間出現了任何意識形態問題，她就會叫他先生。（在公眾領域也有類似的行為：在工作場所，我們可以是同誌，但是在警察調查時，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先生。）我隻點了點頭，從他的製服觀察他的知識之旅進行了多遠，而他也僅僅沉默點頭作為回應：他不願交朋友或惹麻煩，我對此無所謂。武器就是雄辯的服裝配飾。

與憂慮共處

蘇聯坦克第二次到來後——這次比起義前夕那次更多也更凶殘——即11月4日後，一千萬匈牙利人中的二十萬離開了祖國，大多數是年輕人，包括我的一半同學、大部分朋友和愛人，以及我的表姐弟和姐姐。

《留給父母的日記》劇照

“五六”年一代？在一陣短暫的勇敢過後，他們麵臨著選擇：離開或留下。那些能離開的都離開了，逃離之前的事態或者未來的報複。他們在冰雪裏艱難跋涉，穿過零星布置著守衛的邊境。就在聖誕節前，薇拉也跟我姐姐一起出發了。她們走到了邊境，穿過了一場半夜的雪暴，在黑暗中沿著有奧地利標誌的路跋涉。接著她們再次看到了匈牙利標誌：她們可能繞著同一座山丘走了兩次。我姐姐第二天早上再試了一次，成功通過。

薇拉在聖誕節當晚回來，因為我沒有買聖誕樹而生氣。我們出去設法找到了一棵小聖誕樹和一些裝飾品。有禮物、臨時烹製的晚餐、燭光和家庭歡樂。

我沒有在1956年離開。每次機會現身，我都坐在桌前寫作。每當需要做出特別重要的決定時，我都會停頓下來，讓事情按照原計劃發生。更有活力的人離開了；剩下的人堅持到底，在磨煉中成形。當我從遠處想起他們時，我喜歡他們；當我遇見他們時，我盡可能溜走。

盡管我留了下來，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個現實和噩夢的黑暗鍾罩，那個直麵焦慮的空間，會很快再次扣到我身上。這時候應該學習與憂慮同居，同時又確保它不喧賓奪主。1956年後，人們不再開誠布公地談論自己的想法。“五六”年精神轉身麵壁，並拉過毯子蓋住耳朵。大多數記憶消亡了，保持它們鮮活毫無益處。

《停止不動的時間》劇照

回歸文學

我有一份工作，但它很無聊。我應該在監護人委員會信奉儒家，在家信奉道家。我因為這個想法而發笑。誰能做到這點呢？我和出版社簽了合同，要寫一本關於司湯達的書，但沒有動筆。我有一位戀人，但是神經質地反感再婚的想法。我有朋友，但是在他們開口前就知道他們要說什麽。事實上，有時候我害怕知道自己後天會想什麽。我已經到了這一地步：連續好幾年的生日都隻提醒了我，在革命之後愚蠢的五年裏我有多少事未能完成。

在我們常坐的咖啡桌前，我做出了一些反決定論的言論，無法接受這個論點：我現在的樣子是別人對我施加的影響所造成的結果。我堅稱身體裏有人不停做出複雜的決定，但是我不十分了解那是誰。我的決定沒有受到我父親的財富或者童年性幻想的影響，我堅定地反對時髦的當代觀點，以及我認為無趣且道德上存疑的顛倒的決定論。這是個責任感被拋棄的國度，人們為自己的所有行為辯護，不論好壞。

革命失敗後，在“統一的60年代”裏，我所見之處皆遭遇了暴政的敏感。警察隊長和門房是國家的守護神。他們實打實地被授予了以國家之名對公民施以高尚的憤怒和複仇的權力。不要以為那些看起來聰明、善良且有教養的人在獲得機會以國家之名發怒時不會瘋狂。他們最鄙夷就是那個揭露了他們每天的背叛行為的虛無的人，因為那個人否認了他們的存在理由。叛徒最大的天敵不是非叛徒的話，又能是誰呢？

在冗長廢話的汪洋裏偶遇堅實島嶼，總是件值得慶祝的事。在審查盛行之年閱讀有實質內容的作品是一種避難，是對那些擠進家中的謊言的暫停。包裏有一本好書，是對我不得不忍受的陳詞濫調的補償。我們可以用文學苛責人們，但是如果我們真正學會了閱讀，就能用它來原諒他們，並為他們的美麗而著迷。自從文理中學時期起，我就相信，對於有實質內容的文本的持續討論維係著人類的進步。

何處是家？

何處是家？太陽係中立足之地。緊握鋼筆端坐之處。我在家裏的床上醒來，在家裏起床去衛生間，從家裏邁出大門，問候每個遇見的人。

家就是我走過的那幾平方公裏。家就是拜賴焦新村的猶太墓地，廢棄了五十年，豎立著我祖父母的高聳黑色花崗岩墓碑。（我曾祖父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高度不及他們的一半。）家就是我盯著馬路對麵的麵包店標誌時迫切想要逃走的教室。（我的同學都被殺死，學校也已拆毀。）

何處是家？他們不會殺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們安全的地方，個體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個能在飯後喝酒聊天的安靜廚房角落的地方，孩子們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尤特卡抬著腳坐在扶手椅上讀書的地方，我能在上山的路上四處停下來喝杯酒，並在友好邀請後，再次昂首闊步下山的地方。

Wedding, Budapest, 1965 by László Fejes

家就是伊麗莎白橋中央，我旅行歸來時低語“多美啊”的地方。它是一幢長滿了爬山虎的房子，我尋找鑰匙，氣喘籲籲地爬到三樓，兩邊肩膀各背著一個包，並且聽到裏麵傳出的聲音。生機勃勃的聲音。我到家了。

注：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本文作者哲爾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2019
），匈牙利猶太人，小說家。1933年，康拉德出生於匈牙利德布勒森。1944年，德國占領匈牙利，他的同學盡數被送至集中營，無一生還。他與姐姐因前往布達佩斯而逃過一劫。1953年，進入羅蘭大學學習。1956年，參與匈牙利革命。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多種職業：教師、編輯、翻譯、工廠工人、兒童福利督導……兒童福利督導的工作經曆為他的第一部小說《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提供了創作素材，該書被譯成13種語言，歐文·豪評價：“單這一本書便足以奠定康拉德在歐洲文學界的重要地位。”1965年，進入匈牙利城市科學與規劃研究院，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1974年，與人合作出版《通往階級權力之路的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1977年和1982年分別出版文集《自治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與《反政治》（Antipolitics）。評論者將他的作品與亞當·米奇尼克、米蘭·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維爾、切斯瓦夫·米沃什和丹尼洛·契斯的相比較。1989年開始，他積極參與匈牙利公共生活，成為匈牙利民主轉型的重要鋪路者。

1990年，他當選國際筆會主席，1997—2003年，兩次當選柏林藝術學院主席，其間獲授亞琛國際查理曼獎（2001）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十字功績勳章（2003）。另著有《城市建設者》（The
City Builder，1980）、《失敗者》（The Loser，1983）、《花園中的盛宴》（A Feast in the
Garden，1992），並獲得赫爾德獎（1983）、馬內斯·斯佩貝爾獎（1990）、歌德獎章（2000）、法國榮譽軍團軍官勳位（1996）等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