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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全球1/4的生豬會在一年之內死亡?

新聞 天君 2周前 (01-05) 27次浏览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位於中國東部長江邊上的老家,親人們一如既往地用一頓好吃的歡迎我:清蒸鱸魚、大閘蟹、炸河蝦——還有紅燒豬肉。我84歲的父親負責豬肉,盡管如今豬肉的價格是一年前的兩倍。這一次,他沒能從我哥哥家弄到豬肉。到秋天為止,他還是村裏最大的養豬戶,如今,他養豬場裏的150頭豬不是死了,就是因為非洲豬瘟被宰殺了。

2018年8月初,遼寧沈陽首次報告了非洲豬瘟病例。到2019年8月底,中國的生豬存欄量下降了約40%。2018年,中國的生豬存欄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僅那裏的疫情就導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生豬死亡。

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院長李德發表示,截至9月底,豬瘟已造成約一萬億元(約合141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中國著名的豬傳染疾病專家仇華吉說,非洲豬瘟的破壞性,“對國計民生和政治經濟的衝擊不亞於一場戰爭”。

“我們損失了幾十萬,”我嫂子哀歎道。“你們沒領到政府的死豬補償嗎?”我問。“每頭豬才100塊,沒什麽用,”她說。

她並沒有完全說實話。政府表示,將為每隻被撲殺的豬發放1200元的補貼,但她的數字是根據她家死於豬瘟的生豬數量計算的。有一段時間,他們夫婦試圖偷偷埋葬死豬,希望能把活著的豬迅速賣出去,不管是有病的還是沒病的。

我哥哥一家的損失,以及他們為防止這種情況所做的努力,都是豬瘟在中國各地蔓延的寫照。由於中國政府的運作方式,一場原本可以控製的危機很快變成了一場小型災難。

正如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發暴露了中國公共衛生體係的缺陷,如今,豬瘟暴露了中國在動物疾病預防和控製方麵的弱點。但它也揭示了一些更為根本的東西:在被部署在一個像中國這樣不健全的治理體係裏時,即便是健全的監管也可能產生不正常的影響。

照農業部副部長於康震的說法,出現問題較多的基層往往是動物防疫體係缺人、缺錢、缺物嚴重的地方。然而,僅這一點無法解釋豬瘟的影響範圍或席卷中國的速度。

2007年,俄羅斯曾爆發過豬瘟,首先是在南高加索地區。雖然俄羅斯與中國現在一樣,隻有一個不完善的動物疾病監測和報告係統,然而,非洲豬瘟仍花了大約10年的時間才傳播到距離疫情爆發地約5600公裏的西伯利亞東部。在中國,豬瘟在短短六個多月裏就已經蔓延到全國大部分地區。

也許聽起來很奇怪,但豬瘟傳播如此之快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

2015年,為了防止水體受動物糞便和其他廢物的汙染,當局開始在南方某些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嚴格監管——甚至在一些地方禁止飼養牲畜。然而,地方政府不是讓工業化養豬戶有足夠的時間來升級設施,以符合新的廢物處理標準,而是將養豬場迅速拆除,導致南方的豬肉產量大幅下降。

但豬肉是中國人最喜歡的肉類,因此,中央政府出於對豬肉短缺的擔憂,於2016年4月製定了一項名為“南豬北養”的戰略:“通過擴大‘北養’來補充‘南豬’調減”。把大部分生豬生產集中在中國北方,然後靠長途運輸把生豬送到南方。

據農業部的數據,2017年中國生產的6.89億頭生豬中,有1.02億頭經曆了跨省運輸。中國東北的遼寧省確認爆發了首例豬瘟之後,這種做法就帶來了重大的生物安全風險。(豬瘟極具傳染性,雖然不傷害人類,但人能傳播這種疾病。)事實上,2018年12月中旬以前報告的87起疫情中,約45%與長途運輸有關。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問題。

在那時,豬瘟的傳播仍可以通過準確和及時的報告得到阻止。這想必是中國《動物防疫法》禁止“瞞報、謊報、遲報、漏報動物疫情”的原因。政府的其他法規規定,一旦某個農場發現一頭受感染的豬,農場飼養的所有豬都必須撲殺。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中央財政部門隻要求向農民提供部分補償,其餘的補償由地方政府承擔。但據財政部的數據,截止2019年6月底,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累積了至少21萬億元人民幣的債務,相當於中國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3%。所以即使北京當局指示地方政府“嚴防死守,堅決防止擴散蔓延”,考慮地方政府對撲殺所承擔的財政負擔,他們有不報告豬瘟的動機。

在山東省,盡管在2018年8月剛過不久就出現了疑似疫情,而且全省生豬存欄數很快出現了大幅下降,但到2019年2月為止,隻有一個農場報告了疫情(涉及17頭病豬)。在一些農民說,豬瘟正在廣東肇慶失控蔓延的同時,當地政府並沒有將問題正式披露。地方政府在回複農民的賠償要求時,所提供的賠償金額往往比中央政府規定的要低得多。

結果,養豬戶本身也有強烈的遏製因素,不願報告養豬場的疑似病例。他們可能會悄悄地把死豬丟棄或隨便掩埋,避開官方的安全措施。也有恐慌性拋售生豬的現象,農民們拚命想把他們的豬賤賣,不管是生病的還是健康的。

豬投機商(炒豬團)——是的,有一個專門描述他們的術語——走村串戶去收購這些生豬,把它們運到其他地方,使豬瘟得以跨越行政邊界傳播。在中國北方和中部,一些投機商甚至試圖故意傳播豬瘟疫,用無人機將受汙染的豬肉產品空投到養豬場。在引發疫情或至少引發恐慌之後,投機商就能以低價購買生豬,然後將生豬囤積一段時間,等當地豬肉出現短缺,肉價上漲後再出售。

在這種環境下(即第三個問題),就連為確保安全而設計的規章製度也隻會加劇豬瘟的傳播。例如,政府要求生豬隻能在指定的屠宰場宰殺,這種做法本是為了防止病豬被非法(而且可能是不安全地)宰殺,然而卻把屠宰場變成傳播豬瘟的樞紐:由於受汙染的豬被送到屠宰場,它們得以在那裏與更多的動物和更多的人接觸。

政府聲稱,“非洲豬瘟疫情得到有效控製”。由於豬肉嚴重短缺,政府已開始吸引一些農民重新開始養豬。在我哥哥的村子外,一個曾確定要拆除的大型養豬場,在政府提供了大量補貼和低息貸款後,已恢複使用。

像我哥哥這樣經營小養豬場的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他自掏腰包,把自己的養豬場改造成了雞舍,現在他養了大約400隻雞。養雞是比養豬賺錢少得多的生意,但也有不小的風險。我問他,“如果明年爆發禽流感的話,你打算怎麽辦?”他沒有回答,隻是無助地、聽天由命地咧嘴一笑。

中華文化新聞網:為何全球1/4的生豬會在一年之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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