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陸續發生18起自殺事件（據長期關注的學者統計），造成14死4傷的悲劇，被輿論稱為“連環跳”，引發社會對“血汗工廠”的大討論。4名不幸又幸運的傷者中，湖北女孩田玉當時還不滿17歲，從此隻能坐在輪椅上生活。十年裏，她奮發過，消沉過，終於找到一份普通而充實的工作和一個愛的人，得以離開對外界關注的依賴，重建自己的生活。在田玉身後，更年輕的工人走進工廠……
2010年，富士康主板生產線上的女工。 （王軼庶/圖）
已經沒有人——包括田玉自己——能說清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她不願回憶過往，但她清晰地知道，當初作出的那個決定，她後悔了。
當年還是南方周末實習生的劉誌毅，在富士康臥底時，時常聽人談論自動化替代人力的問題，當時的說法是“替代成本會很高，時間也會很久”。
本文首發於2020年1月2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十年·未忘”之“新聞續集”
26歲女孩田玉滿意如今的淘寶客服工作。一周分早班、中班、晚班，雖然上班時間不同，但她始終可以待在家裏。一個月上二十餘天班，總能休息四五天。工資足夠養活自己，還可以和丈夫朝夕相伴。
她在2018年國慶節期間認識現在的丈夫，不久後的元旦就結為連理。上晚班時，00:30才下班，丈夫會等著她下班才一起入睡。
能記起田玉另一個身份的人已不多——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中的幸存者。當年3月17日清晨，才到富士康上班一個月的田玉沒去做工，從4樓宿舍一躍而下。很難說她幸還不幸，她成為富士康18名自殺者中的4名幸存者之一。前一天，她經曆了找不到工資卡、被各級領導扯皮推諉、身無分文走回宿舍等等遭遇。
田玉 （農健/圖）
已經沒有人——包括她自己——能說清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她不願回憶過往，但她清晰地知道，當初作出的那個決定，她後悔了。
2010年讓整個中國製造業難忘。一名富士康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0年時，富士康全國的工人急劇增至一百萬左右，基層管理並未適應工人劇增的工廠規模，很多問題明顯地爆發。富士康是經濟全球化進程裏，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薄利多銷的代工企業背後是難以消弭的勞資矛盾。
2019年底，南方周末記者重訪深圳龍華富士康。如今的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僅十幾萬人，而10年前，這裏生活著三十多萬謀生者。這名富士康內部人士說，2010年慘劇發生後，富士康意識到規模過大帶來的管理難題，也有意識地在減少工人數。同時，富士康的全國布局在變遷，成都、鄭州等西部地區的園區逐漸成立，一些工人可以在離家更近的地方打工。而另一重背景是，中國代工業的內外部競爭在日益加強。
1 “好好生活，再生個自己的寶寶”
活下來的田玉，在深圳經曆手術，幸運地蘇醒、恢複。好幾個大學生陪伴在她身側，捱過一段黯然的時光。她感念曾幫助她的那些大學生，如今，她對遇到的大學生也抱持特別的好感。富士康承擔了她在深圳期間治療的費用，再給她18萬元作為賠償。在深圳治療7個月後，田玉回到湖北襄陽的家。
她持續在武漢、襄陽的康複中心接受治療，逐漸恢複了部分自理能力，可以自己穿衣服，上廁所，還有洗澡。恢複雖緩，但總有進步。武漢的治療費有2萬多元，而襄陽那家鄂西北工傷康複中心則免費為她治療。
在襄陽治療的時候，她認識了一位心理谘詢師。無論大事小事，她都會去找那位谘詢師傾訴，在田玉的敘述裏，那位和她父親差不多年齡的谘詢師，就如同她的知己，也和她一樣喜歡種植物。
2010年，一些來看她的人送來一本手工藝書籍。她對此頗感興趣，開始根據書裏的內容做些手工藝品。到了年底，她製作了一批布製拖鞋。次年，布鞋在微博經一些明星轉發，悉數賣出。2012年，她開始做洋娃娃，每做1個洋娃娃，需要1周時間，她做了四五個。但最終洋娃娃質量不過關，沒能如願賣出。
接下來的2013年，她的生活陷入消沉。腿上的傷口複發感染，經常發燒，在家躺了大半年。田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兩年，她沒工作，也沒目標，不知道活著的意義。她時常發呆。發呆時就會看著家裏的植物，玉樹、千足葵、幸福樹，盯著植物的時候，“心情也變得美麗”。那時她臉上很少掛笑容，而她本來是個愛笑的女孩。
2014年，有位紀錄片導演來看她。導演和她長談，聊人生價值，亦勸她振作，更具體的內容，田玉也想不起來了。後來，導演給她寄了34本書，所以那年剩下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讀書。她最喜歡李娟寫的《阿勒泰的角落》，因為書裏寫的是一些她永遠無法抵達的生活——生病後她再沒有機會旅遊，阿勒泰的草原和湖水讓她心馳神往。還有書裏生機勃勃的人，女孩在清澈的溪流裏洗頭、洗衣，在草原上牧羊。
李娟一家跟隨季節流轉遷徙於夏牧場和冬牧場之間，流動的生活讓她走遍阿勒泰的各個角落，而田玉被固定在一張窄小的輪椅上了。
心情逐漸平靜，2015年，她找到一份淘寶客服工作，生活開始變得充實。工資受到答問比、響應時間、成交率的影響，她每天在電腦前坐8小時，雙十一、雙十二還得加班。
生活日益向好，內心總有小小遺憾。當年去深圳，她不到17歲，在技校財會專業畢業不久，對大城市有向往。如今在襄陽農村，一切都那麽平常、無聊。農村裏打的難，無障礙設施配備不完善，輪椅上的她出行並不方便。
但她心裏明白，可預見的未來裏，她會一直在這待下去。“我現在的願望就是和我老公一起好好生活，再生個自己的寶寶。”她說。
2 田玉的後來者們
田玉是富士康百萬工人裏普普通通的一個，不幸卻又幸運的那個。
一名曾於2007-2009年在富士康從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富士康對流水線的管理極其精細，小到工人完成每個步驟的時間，每天在車間要走的路，一個零件到另一個零件的距離。而內部等級眾多，從員到師再到管理級，上下級分明。10年過去，富士康仍像廠房內部的一台台機器一樣，精密地運轉，效益最大化，這是整個製造業普遍的追求。富士康用軍事化的管理，讓工人像一個個零部件那樣被嵌入流水線。
煙台富士康員工普克是新一代打工者。他工作了六年，仍然沒有從基本的員級提升到更高的師級。在富士康，他鮮有朋友，但相比孤獨，他更容易感到迷茫：“一個月拿三千塊，天天上班，也犯愁，看不到出路。”普克說，不工作時，他一般會刷手機和睡覺，看抖音、快手和西瓜影音上的搞笑視頻，有時也會瀏覽知乎問答。他的知乎首頁上有很多關於煙台富士康工廠的回答，與交談中透露的迷茫不同，在回答中他曾提到：“為一個普通人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富士康最大的價值。”
“當初犯下的錯，誰讓自己不好好上學。”他這樣解釋自己如今的處境。
和普克不同，淮安的於木畢業於二本院校，一開始就是師級員工。他被安排在周邊部門，工作相對清閑。剛畢業到淮安富士康時，他很不適應，常常感到和其他員工有隔閡，員工打飯時不排隊的習慣也讓他無所適從。高峰期下班的出口處密密麻麻都是人，彼此推搡擠挨。二本畢業的他不甘於永遠在富士康幹下去，他將這段工作經曆看成自己的跳板，“也不知道自己會幹到什麽時候，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暫時對付著幹”。
社科專家的研究裏，不同時代的打工者，麵臨著不同的時代境遇。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第一批打工者進入城市，通過打工賺錢後，都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蓋房子，娶媳婦。1980年代後出生的打工者與父輩不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戶口門檻讓他們很難真正成為“市民”，但農村的土地又越來越難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他們常會陷入留不下來又回不去的困境。
而1990年代後出生的新一代打工者又有差異。即便考不上大學，父母也會期望他們有更好的教育，因而很多年輕人都進入職業學校，他們自己也會期待職校教育能給他們帶來技術上的提升，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但現實往往很難實現父母和他們自身的期待。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11-2015年，深圳富士康基本工資漲幅為11.4%到12.8%，而同期的物價增幅為16.9%。更嚴重的是，富士康工人的工資通常由基本工資、加班工資與福利補貼等部分構成，基本工資增加的同時，由於加班減少，補貼取消，很多工人實際到手的工資更少。和10年前一樣，工人仍要依靠加班獲取大部分收入。於木說，淮安富士康生產工人的工資已經四年多沒漲，2014年時每月三千多元，2019年仍然如此。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係教授潘毅觀察到，城中村改造是另一個關乎務工者生存境況的背景，這項本來出於好意的政策，也增加了工人的生活成本。改造之前，他們的房租可能隻要四五百塊，但改造之後普遍要到八百到一千。
3 十年過去，工人並未被機器取代
但10年間，工人的富士康生活依然改變了很多。
2019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記者走入富士康龍華科技園，這也是富士康總部所在。
這是個如同高校的工業園區，超市、餐廳、咖啡廳、觀影室，一應俱全，工人上班無聊、機械、重複，下班喜歡玩網遊，工業園裏就相應配套了網咖。還有中醫診所，針灸、推拿，服務著十餘萬工人，他們會有肩頸方麵的職業病。
2010年悲劇發生後，富士康在員工宿舍的陽台上都裝了鐵絲網，以期擋住某種衝動。幾年後，隨著自殺案例減少，這些網也都逐漸拆除。田玉跳樓一個月後，2010年4月21日，富士康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至今還在發揮作用。關愛中心裏，有傾聽室、納言閣、宣泄室等用以處理員工心理問題的區域。宣泄室裏的假人和拳擊手套特別搶眼，心理壓力大的工人可以到這裏，“全副武裝”宣泄，時間一般在30分鍾內。
關愛中心還設有兩個熱線：心靈熱線，由專業的心理谘詢師接聽，提供心理谘詢；而關愛熱線，則是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比如工人找不到鑰匙了，也可以找關愛熱線解決。
工會也提供免費技能培訓。在深圳總部工作的李九一也是二本畢業的。平時喜歡電腦的他，報名參加了C語言課程，如今他已經轉行，做起了程序員，工資也提高了。他說在富士康接受的免費課程使他受益很多，他感激富士康給自己帶來的成長。
普克也聽說過工會舉辦的線下活動，如跳繩、拔河、知識競賽等，但在他看來，基層員工在長時間的繁重勞動後，很難抽出時間來參與這些活動，“定人定崗，你走了，工作怎麽辦，產量怎麽辦？”這些娛樂活動也大都由比較清閑的崗位上的員工參與。富士康另一名官方人士有不同說法，一開始，富士康常以園區為單位舉辦活動，後來發現各個部門、產線忙碌周期不一，根據具體訂單有所不同，舉辦活動又以各部門主辦為多。
至於工會的實際作用，多名富士康工人表示，“小問題能解決，大問題也解決不了”。在於木眼中，工會隻是一個節假日發發禮品、偶爾組織活動的部門，工人很少參與勞資談判過程。
人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動化。
當年還是南方周末實習生的劉誌毅，曾在富士康臥底28天。他記得，在他臥底時，富士康時常有人談論自動化替代人力的問題，當時的說法是“替代成本會很高，時間也會很久”。
但替代其實不久後就發生了。李九一2011年在富士康實習，一開始在流水線上給遊戲機兩邊塗膠水。一段時間後，他被調劑到包裝崗位，因為原來的工種被機器取代了，機器可以重複進行塗膠水的工作。
前述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工程師也說，富士康的機器人
研究早在連環跳發生的2010年前就已開始，研發投入並不小，有專門研發部門，其他部門也有對接人員。
前述富士康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到2016年，全國富士康工廠大概有6萬台機器人，但取代的工人數量不好統計，有些工人會被替換到其他產線，有些產線會讓機器人和人工配合。而且富士康內部不太傾向“機器換人”這種提法，更喜歡說“解放工人生產力”，企業也不願公布相關數據。
不過，他也強調，機器人在每個行業運用的形態和程度都不一樣，在電子行業就不像汽車製造應用那麽深入，對自動化的水準要求也更高。如今機器人技術還隻能做一些重複、繁雜、機械性較高的工作，例如搬運、拋光打磨，涉及後端製造更精細的工作，還得依靠人來完成。“人可以做得更好”。
工人也沒有感覺到因為自動化裁人。“裁人是很少的。一到春節就會走很多人，工廠人員如流水，廠裏對工人的需求還是很大。”富士康龍華科技園裏一名工人說。
華客網:富士康連環跳幸存者田玉：十年來，親手重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