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離了中國，就能徹底擺脫中國對你的影響嗎？當中國的監控之手伸得越來越長，即使身在海外，表達哪怕溫和的政治異見也不再安全。
時報近期的多篇文章勾勒出了中國如何用一張天羅地網影響海外華人。另一方面，許多人雖然未親身經歷「清零」，卻對其中的種種痛苦感同身受。https://t.co/geCDd8fvN8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November 24, 2022
「潤」離了中國，就能徹底擺脫中國對你的影響嗎？當中國的監控之手伸得越來越長，即使身在海外，表達哪怕溫和的政治異見也不再安全。另一方面，許多人雖然未親身經歷「清零」，卻對其中的種種痛苦感同身受。
時報近期的多篇文章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如何用一張天羅地網影響海外華人。在美國，一名私人偵探被中國政府利用，參與到中國的「獵狐行動」中，監視和騷擾中國被通緝的逃犯，最終迫使對方返回中國。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恐怖主義問題的學者布魯斯·霍夫曼稱這種操作是「21世紀低成本、低風險的國家支持恐怖主義」。
在荷蘭，中國被指非法設立警務辦事處，恐嚇和監視中國公民。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類似的中國警察部門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多國也有設立，而且已經開始嘗試影響一名華裔美國國會參選人的競選活動。
在英國曼徹斯特中國領事館發生的事件可能尤其令人震驚，因為香港示威者被拖進中領館毆打的衝突畫面被現場記者拍攝到后迅速傳遍了全世界，有評論追問：「如果光天化日之下不同政見者都會有此遭遇，那麼在陰影中還能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行動針對的似乎主要是逃犯和知名異見人士，但足以讓那些在海外想要以各種方式表達政治抗議的華人戰戰兢兢。上個月，北京發生四通橋抗議事件后，一位住在美國、自稱凱文的讀者致信本欄目寫道，他將前往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舉牌「聲援四通橋勇士」，考慮到前一天在英國曼徹斯特中領館剛剛發生了示威者被襲事件，他在信中說他「很害怕」，但「感覺有權利也有義務替國內被共產黨專制尤其是習共壓榨下的中國人發聲。」這位讀者在後續的郵件中講述了更多他行動的細節：在10月21日到達華盛頓大使館時，「為了把（家人）有可能受影響的程度降到最低，」他戴上了口罩和墨鏡。在平時與在國內家人的交流中，他也不會提到自己的抗議活動和敏感話題。「很多時候就只是『點到為止』，或者是他們就會直接讓我閉嘴，說電話里/微信里不要聊這些。」
在至少20個國家的200多所大學，許多中國留學生在公告欄、電線杆和公交車站上張貼了致敬四通橋抗議者，反對中國威權統治的標語。但不少抗議者和凱文一樣戴著口罩，因為他們既擔心身份暴露後會被中國警方監控，也害怕遭到海外民族主義者的騷擾。
即使將對中國統治和極端疫情防控政策的抗議轉到線上，也不見得就會安全多少。據時報報道，即使中國留學生在自己只有百來個關注者的Twitter上偶爾提及中國禁聞，也有可能被中國網警追蹤；如果本人不在國內，在中國的父母要替子女受過。我的一個在Twitter上擁有大量關注者的朋友最近也有類似遭遇。他在回中國探親后，被網警請「喝茶」，在長達四個小時的對峙后，他交出了自己Twitter帳號的密碼並清空了全部內容。這位朋友對我提到了他的痛苦：他不想放棄自由言說的權力，但不願讓年邁的父母為自己擔驚受怕，也不想連累其他親人。一大家人難得團聚時，他能明顯地感受到體制內的親戚是多麼欲言又止。對於他的處境，我感同身受，聊起這事，最後我們一聲長嘆：「親人和親情有時就是人質。」
最近華人學者Diana
Fu在時報發表觀點文章稱，美國應該對中國學生繼續敞開大門。文中談到中國的年輕人仍然具有獨立的特質，他們對於中國極端的清零政策感到沮喪，對於經濟前景感到擔憂，也希望性少數團體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問題是，當中國的監控之手伸得越來越長，無論走得有多遠，離開得有多久，華人恐怕也難以擺脫自我審查。抗議時的小心翼翼，與國內親友聊天時的刻意迴避，轉發帖子時的三思後行，擁有中國這麼一個共同的「原生家庭」，華人也要承擔同樣的恐懼和焦慮。
與此同時，就算海外華人這一年來基本上已經開始了「后疫情」生活，但光是看著社交媒體上的種種發言，也足以陷入愛莫能助的同情和痛苦中。疫情封控帶來的次生災害比比皆是，孩子與父母分離、病人求醫無門、不戴口罩時遭受公開羞辱、抱怨隔離設施差時遭到官員毆打……這些故事的細節或許會慢慢被人忘卻，但它們樁樁件件與當時喚起的情緒重疊在一起，形成了人們在疫情這三年記憶的底色。
隨著近期中國疫情四處起火，這些故事也開始離我越來越近。
一位住在柏林的讀者在來信中講述了她經歷的生離死別。她在信中說，2020年春節后，她帶上了叔叔從工廠里拿的僅有的幾個口罩，經過幾次航班取消后重返德國，不想從此再也沒有踏上去中國的航班。這三年間，她經歷了姥爺和叔叔相繼離世，信中她寫道，「聽到了（叔叔去世的）噩耗，之後的整個聖誕以淚洗面。感覺自己患上了抑鬱症，生活中沒有一點高興的事。心裡不斷回想著，叔叔臨走前給我送口罩的場景。」
今年夏天，我的在休斯敦當地的一個朋友克服了辦簽證、買巨額機票的各種艱難，趕回國想見病重的哥哥最後一面。但當他在入境隔離酒店熬到第七天時，家人打來電話，說哥哥垂危。他在酒店打了無數求助電話，哭訴、哀求，希望哪怕隔著ICU的玻璃門再望一眼也好，最終卻甚至連哥哥的葬禮都來不及參加。跟我講述這段經歷時，他幾次停下來痛哭，這哭聲從此烙進了我的腦海里，再也無法抹去。
我在新疆的一位前同事，到目前已經被封控了106天。她的孩子被診斷患有自閉症，已經聯繫了北京的機構去做康復治療，但卡在了辦理「出疆證」上。始終被困在斗室里的孩子情況越來越糟糕，幾小時不間斷地轉圈、用頭撞門。
即使一家人在漫長的疫情期間沒病沒災，防疫政策也在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和心態。封控下會有多少企業被關閉，經濟被拖累後會有多少人會面臨失業，失業人口增加會帶來多少社會不安定因素，大量新冠檢測會給醫保基金帶來多大的漏洞。這些也許都是遠慮，而近憂將是這個冬天疫情恐怕難免要在中國激增。哪種前景更讓人擔心，是擔心家裡老人感染新冠，是密接后被送去設施不佳的隔離場所，還是在一輪又一輪封控中陷入缺糧少葯情緒崩潰的困境？離開了中國，也難免要為這裡的一切揪心，更何況那些身在中國，正在承受著創傷的人們呢？這樣的傷痛還將要背負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