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撰寫的《退休省委書記政治“回春”，中聯辦即將升格副國級？》一文播出後，又讀到一些相關分析文章和言論。比如，香港浸會大學新聞係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聯辦主任王誌民被撤換是必然的。香港出這麽大的事，可是中聯辦將有些情報扣壓不報。其實，北京當局也一直在等機會調整王誌民的職務，以顯示那是一個正常的人事安排，不是向任何勢力低頭。”
一位剛剛從北京出來“公幹”的前官媒高級記者也對筆者分析說，其實你文章中提到的，一個多月前我們的新華社及各大官媒，剛剛高調對外宣稱“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就路透社當日有關不實報道向該社提出嚴正交涉”的內容，沒有分析完全，甚至是忽略了關鍵內容。事實上，當時路透社引述了“兩名不具名的知情消息人士”的話說出主要內容，是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考慮撤換中聯辦主任王誌民”；另一部分是所謂“中共中央領導已繞過中聯辦，在深圳設置對港危機處理中心”。
這位前官媒高級記者透露說，其實當時讓中國官方惱火的不是關於王誌民是否會被撤換的猜測，而是所謂“香港危機處理中心”的說法。如果當時路透社的報道內容隻是中央政府打算撤換王誌民這一項內容，中央當局才懶得搭理呢。
至於香港中聯辦被拖至香港局勢明顯有所緩和之後才被宣布換將，“當然是因為不能給外界以‘頂不住輿論壓力’的感覺”。但是，這位前中共官媒高級記者也分析說：“麵對香港這麽長時間的亂局，誰當中聯辦主任也無能為力。至於他王誌民在港期間‘有些情報扣壓不報’的可能
，幾乎等於零。”
這位人士繼續分析說，“記得前北京市長孟學農嗎？當時麵突如其來的非典重大疫情，在國內外影響巨大，總要有一人被拋出來頂罪吧？這和孟學農有沒有能力，是否能勝任正常時期的北京市長職務沒有關係。這麽大的過去從未經曆過的事情，發生在哪一任市長的任期內都會被問責。一樣道理，現在香港發生這麽大的事情，因為反送中運動要求最強烈的就是林鄭下台，所以林鄭不能下台，那麽中央政府的派駐機構就得有人承擔責任
– 雖然事實上，他一點責任也沒有。
前麵剛剛提到的香港學者呂秉權先生對記者分析說：王誌民是曆任最短的中聯辦主任。現在也沒有報道他另履新職，很不正常。從某個程度講，王誌民其實是被炒魷魚了。接替王誌民的駱惠寧臨危受命也相當不正常。
其實，無論從孟學農的日後為官經曆，還是其他甚至受到黨內處分的中共副部級以上高官的日後為官經曆來看，隻要他或她在風波過去以後仍未達所在級別的退休年齡，都會“另有任用”的
– 那怕是一任閑差，原級別肯定是要被保留的。
王誌民也是一樣。王誌民從年青時代當兵服役再到進入中共政壇的幾十年下來，一直都是在家鄉福建和中共駐港機構交叉任職。所以當初他一經被任命為中聯辦主任，外界分析都一致把他與現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一起，歸為習近平最信任的“習近平派係”裏麵最重要的“福建幫”。
前一段香港“動暴亂”最為嚴重的時間，王誌民的中聯辦主任依然安穩，也被外界分析認為，是“習近平力保自己的福建馬仔”。現如今，王誌民一被調回內地“待分配”，外界又有媒體硬是把王誌民與所謂“江派
”聯係在一起，深挖出了王誌民與曾慶紅的關係。
不過，即使王誌民是所謂“習近平派係”，他習近平也隻能“忍痛割愛”。因為對香港中聯辦的問責，總不能兌現到一個副主任頭上吧？
至於為什麽安排了一個退休省委書記前住香港接替王誌民，依筆者之見，絕非諾大中共政權裏的成千上萬名，尚屬“年富力強”的副省部級和正省部級幹部裏，根本找不出一個政治上和駱惠寧一樣強，能力上也不比駱惠寧弱的。而是因為習近平當局在考慮，為王誌民安排
中聯辦主任接班人的過程中，很可能提出了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就是把新任該辦的主任人選，同時也是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書記人選與中聯辦的組織規格高升一級的設想，一並解決。
既然有讓中聯辦升格的計劃，成為中聯辦主任換將的大前提，那麽具體人選的考量首先就排除了從副省部級，包括從中聯辦或者中共港澳辦以及外交部等相關機構提拔一個副職的可能性。因為從副省部級，到不久的將來就會隨著中聯辦的升格而升格的副國級，假設安排一個副省部級接替王誌民的話，等於讓他連升兩級。
再者，中共組織規範中，對正部級晉升副國級的杠杠和框框有很多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除非專業性特強的崗位，比如由國務院委員兼任外交部長的職位隻會從外交係統內逐級培養上去。但專業性不強，而又非“黨外人士”出任的副國級領導崗位，無論是國務院以及中央黨務係統
，還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黨內副委員長或者副主席，原則上都是先從政治犒賞的角度，提拔那些在地方省委書記崗位上勞苦功高者。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以國務委員兼任的公安部長職務，從2002年周永康從四川省委書記位置上升任此職開始，再往後的孟建柱、郭聲琨，還有現任的趙克誌，都是省委一把手出身。
同樣道理，如果讀者對筆者關於中聯辦即將升格的分析將信將疑的話，我們不妨假設這已經在中共內部形成定論，那麽在此前提下，為中聯辦新任主任的人選考慮，就會和此前及此後，為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一職的繼任人選的考慮角度一樣，十有八九會從勞苦功高的省委書記，特別是已經具有幾個不同省份的省長和省委書記任職經曆，同時也是被習近平認為是政治上信得過的，範圍已經很窄的幹部群裏考慮。
呂秉權先生還分析說：駱惠寧到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是中共香港工委書記。中央這麽部署主要出於以下考量：一是北京當局很想找一個悍將，盡快執行習近平及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一些相當棘手的工作，包括在香港成立國安的執行機製，和特區政府成立抵禦“外部勢力”的抗衡機製。
這些具體的操作，要插手香港公務員係統、教育係統，以及讓國內的國企進駐，清洗港資等等，需要大刀闊斧。駱惠寧以前在山西反腐，查處過特大貪腐案。他到香港，可能有一定震懾作用。
中聯辦自己的官網對外介紹它自己的主要職責是：聯係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聯係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係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處理有關涉台事務；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在這次持續數月的香港“動暴亂”之前，所謂“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應該是沒有什麽新鮮內容。但“動暴亂”之後
，所謂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麵管治權”，已經被習近平一再要求“落在實處”。
因為習近平提出的，針對“一國兩製”在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在其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特別要求要“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麵管治權的製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發表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製”製度體係》，明白告訴港人：《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包括（1）特區的創製權；（2）特區政府的組織權；（3）《基本法》的製定、修改、解釋權；（4）對特區高度自治的監督權；（5）向特首發出指令權；（6）外交事務權；（7）防務權；（8）決定在特區實施全國性法律；（9）宣布特區進入戰爭或緊急狀態；（10）可根據需要向特區作出新的授權；而為了“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製”，上述十項權力將會加以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
中央政府的這些所謂“全麵管製權”的內容有些較為空泛，有些則十分具體。比如，對特區政府的監督權平時同由誰來具體實施和操作？隻能是中央政府，其實也就是習近平的黨中央對香港的派駐機構中聯辦。
再比如，向特首發出指令權。重大事項的指令當然會是習近平親自下令，但一般情況下的指令權行使，也會具體由中聯辦負責 。
從這個角度分析，把香港特區政府類比為內地的某個所謂“民族自治區” 的政府，而把中聯辦類比成這個自治區的黨委，並非不貼切。
也就是說，隨著對香港“全麵管製權”的加強和落實，中聯辦即使還會沿用舊名，其職能也遠遠不是用“聯絡”二字所能夠囊括的。
如此前提之下
，因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特殊，事實上是被視作副國級，所以中央政府事實上，就是黨中央的駐港機構也被明確為副國級；對香港政府，還有香港警方等，行使命令權時才更有權威性。正如我們本專欄上一篇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所分析的那樣：中聯辦代表中央，充當香港行政當局事實上的“上級領導”的角色，是毫無疑問的。由此說來，無論是基於開展工作的便利，理順中聯辦與香港行政當局之間的事實上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還是基於對外彰顯中聯辦的權威性，似乎都有必要將中聯辦升格為副國級。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給中聯辦主任一個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
。如此一來，駱惠寧的年齡就不再是問題了。
現如今，退位港澳特首被安排為一至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漸成慣例。而2017年3月，當時尚還在位的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被安排為政協副主席，以香港特首身份同時兼任國家領導人和行政長官，成為首例。當時還引發外界爭議，質疑這兩項職務同兼會有“矛盾”。
其實，當時的梁振英也是因為在此前的2016年底，已經宣布放棄爭取連任香港特首，才被提前安排進入全國政協副主席序列的。
而筆者當時所聽到的信息就是，中共內部早有動議，讓港澳特首一上任就成為當然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理由是，形成某個具體人以國家領導身份出任香港特首或者澳門特首的事實，明確特區政府享受高規格政治地位，有利於向台灣示範。這一動議能否會被采納尚不好說，但未來中聯辦主任享受副國級待遇的設計也許兩個多月之後就會實現，無論是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還是北京已有傳聞的，被增補為國務院的國務委員。
華客網:駱惠寧被習近平看好 晉升副國級指日可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