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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中國“白紙革命”無法燎原?

時近”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年度,清零政策在政治與經濟的需要下隻見更緊,統治需求與市民的核心關懷日漸行遠。時日一久,上令未能充分下達,下情又未見重視的加乘之下,使得民間積累的不滿尋求宣泄民情的出口。近期遠赴他鄉的富士康打工人群,以及西北重鎮烏魯木齊的悲劇,加重國內外同情的氛圍,使得中國學生重現五四運動以來的精神。
“白色革命”在內起爐灶,外有期盼的作用下,隨著網路在神州大地豎起點燃處處狼煙。

現階段由群眾轉向學生為主的”白紙革命”,規模超越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卻同樣難有燎原之勢。究其因素,即使有外力添薪仍需要有足夠的內爆因素:承擔賦稅的階級、崩潰的權力結構、組織能力、去民族主義的普世人文理念、打倒明確的目標,五者缺一不可。

從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到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承擔賦稅的階級是支持政治運動最重要的行動者,他們雖然不一定能擔革命的領袖,卻是反抗不平等最主要的群體,特別是當不公平的稅製讓權力結構失衡,便會出現揭竿起義或是攻陷巴士底監獄之舉。中國的防疫政策雖然影響到經濟發展,但也同步持續深化減稅政策,截至11月10日,今年中國大陸稅務係統減緩稅費超過3.7兆元人民幣,超過去年全年退稅規模的3.5倍,對於中產與勞動階級而言,仍是有感的政策。

中共二十大再次確認的”兩個維護”讓習近平的權威更為鞏固,中共內部已無顯著的反習派具備黨政軍實力,急流勇退的劉源隱退之後,已無輩份上和習近平等同且握有軍權者,其他可能的潛在威脅者也已經輸誠。團派方麵更無作為,即使中央委員會尚有人物也無直接涉及安全與軍事權力者。以往最容易成為”境外勢力”遊離的香港,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中共又大幅調整港澳係統,夏寶龍和王靈桂強化在組織和調研的成果,使得西方自由民主的種子更難存留。

由於公民社會遭中共控製打壓多年,境外非政府組織也紛紛退出中國與香港,能仰仗的是海外民主人士和海歸學人的影響力。然而,若無經過有係統的組織與後勤保障安排,要能躲過中國嚴密的網路監控大規模點火實非易事,組織與動員的能力又無法憑空與各地學團對接,要在一時之間串聯並取得統一的指揮恐非短時間可行。即使有西方民主團體援助,百家爭鳴的情況還是需要登高一呼的在地領導者,除非有預排的劇本與潛在的組織,要在短期間內形成組織,並且進一步取得社會各界的聯係,恐怕還是需要”黨內有人”。

即使出現有力的組織串連全國,理念能否獲得國內外的認同更影響未來的路線問題。當前中國討論的民主主義能否認同少數民族與台灣作為獨立的政治主體,海外民主人士如王希哲和司徒華等人就未必同意台獨,其主張的”愛國民主運動”能否尊重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的獨立發展,恐怕就不隻是中國民主思潮的中個案。中國的民主思潮還需要時間建立與台灣相近的對話基礎,甚至是全球華人之間對於中國需要何種民主,都還需要思變的過程。

政治活動的設定目標,決定於組織的規模和行動風險的辯證關係,規模越大且風險越高的目標才容易”一夜變天”。柏林圍牆的倒塌被視為是冷戰結束的象征,更促動蘇聯解體與東歐民主化,阿拉伯之春各國也發生過政府機關被占領的情事。群眾沒有決心發動高風險的行動,通常會被當局或軟或硬的快速弭平。現今北京市為首陸續出現軟化防疫政策,民眾受到安撫後也逐漸消散,一方麵控製通訊的同時,後續待命的武警與公安單位恐將迅速打擊未解散的民眾,恐將成為政府後續強化對社會控製力的事由。

現階段台灣本身怎麽看待中國民主化的議題,朝野各界也未有廣泛的共識,然而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相關部門是否如冷戰時期的西德和北約盟邦準備相應的各種應變計畫,在政經軍社各方麵是要進取響應,或是退守自保,恐怕需要嚴肅的兵棋推演專項。

兩岸政策的論述方麵,”九二共識”在內涵上認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若”憲法一中”的治權內涵又不包括中國大陸,不隻是拋棄”反攻大陸”的雄心壯誌,更難以找出立場重塑台灣在全球華人民主的功能與定位。未來國內主要政黨思考兩岸政策時,恐怕得兼顧”問鼎中原”和”和平演變”的光譜之間尋求台灣的在兩岸甚至全球華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