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蹤拍攝一個艾滋病人家庭……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嚴、母嬰傳播對生命的殘酷戲弄。希望社會能夠理解艾滋病人不是異類，他們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導演陳為軍
2001年初夏，陽光還不算太熾烈。春種已過，秋收未到，白日的文樓村安靜得能聽見樹枝搖擺的聲音。
村裡一處普通的農家小院里，晾衣繩從這頭延伸到那頭，農具、木板車、凳子、鞋襪……各種東西散亂地放在地面上，像是許久沒有好好收拾一番了。院子最裡邊兒是矮小的平房，門口的紅色對聯兒在風吹日晒下褪了色，變得殘缺不全。屋裡沒有電燈，有些暗沉。
文樓村位於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縣，是中國最早被發現的艾滋病村。平房是馬深義和雷妹的家。
一家五口，只有一人幸免於難
2001年是馬深義和雷妹結婚的第九個年頭。用雷妹的話說，當初的馬深義除了一身衣裳，啥也沒有，靠抬點肉、抬點酒，給老丈人抬點彩禮，就把自己娶了回來。
「我當年可紅火……我當年的照片都沒有了。」坐在院子里的雷妹回憶起往事，臉上突然有了一絲少女般的羞澀。
此時的雷妹已經病得很重了，衣服掩蓋不住她的瘦骨嶙峋。掙扎著從床上起來后，她先是去拜了拜神，然後或許是外面陽光和煦，她並沒有繼續回去躺著。
從床上起來后，雷妹開始拜神，她說這樣能讓自己舒坦、得勁。
家裡有三個孩子，大女兒馬寧寧上二年級，臉上肉乎乎的；二女兒馬榮比姐姐鬧騰，時常嘻嘻哈哈唱著歌；小兒子馬占槽還不會走路，也不會說話，經常光著屁股在院子里爬來爬去。
上世紀90年代初，村裡掀起了「賣血脫貧」的風潮。為了維持生計，馬深義和雷妹也加入了賣血大軍。那時的采血通常是「血漿採集」，也就是在采血後分離出血漿，再將血細胞回輸入人體。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采血站會重複利用輸液管和針頭，這讓包括馬深義和雷妹在內的很多村民因「血液傳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馬深義和雷妹在內的很多村民因「血液傳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當下，艾滋病以「性傳播」為主，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血液傳播」是艾滋病的主要擴散途徑。
那時，艾滋病相關的母嬰阻斷技術還沒有推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馬深義和雷妹又孕育了兩個孩子，也就是馬榮和馬占槽，而他們都因為「母嬰傳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大女兒因為出生在兩人賣血之前而幸免於難。
一家五口，只有大女兒是這場災難的倖存者。
一天一天地「熬」著
馬深義說，村子里有「五多」——
賣血的多、發病的多、小孩失學的多、孤男寡女多、孤寡老人多。
上世紀90年代的血災，讓這個村子深受其害。
從感染艾滋病病毒到發病，潛伏期的長短因人而異，短的可能只有幾個月，長的可以達十幾年，平均8~10年。這是人體免疫力和病毒鬥爭的過程，什麼時候病毒佔了絕對的上風，艾滋病相關的免疫缺陷癥狀就會表現出來。
馬深義還沒有什麼明顯的癥狀，雷妹卻已經在想自己的身後事了。她已經發病了，會在一聲又一聲的呻吟中突然大笑兩聲，因為覺得心裡不得勁，笑笑得勁。
1997年，多種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的「雞尾酒療法」成了艾滋病的標準療法。但在中國，艾滋病相關的免費藥物治療開始於2004年，在這之前，由於相關藥物只能靠進口，費用十分昂貴，月花費在幾千到上萬元，窮人們很難負擔。
南邊診所的醫生告訴馬深義，小孩沒希望了。
而紀錄片拍攝於2001年。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方法，雷妹會去村西的免費診所掛吊針，去的方式是馬深義用三輪車把她送去，再用同樣的方式把她接回來。
雷妹以前的願望很簡單，這輩子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而現在，雷妹的生活，需要直面的是「死」字。
由於艾滋病，她的兄弟死了，村東邊的李富也死了，村裡的空地上，一座一座的墳頭冒起來了。雷妹覺得自己應該也熬不過這年冬天。
雷妹現在的願望是孩子們能好好的。
由於抵抗力低下，馬占槽也一直腹瀉，吃東西就拉，在屋裡或院子里玩的時候，他的屁股下隨時可能出現一灘水樣的便便。馬深義聽人家說，出生就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小孩兒，只能活到4歲。
即使還沒有發病，絕望下的馬深義也想到過死：「我感覺呀，我死了才最好，要按我的想法，我估計我的下半生，我這一生就算完了……」。
可家裡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他還是一天天地挺過來了。馬深義沒法外出打工，家裡的田地一個人也顧不全，日常開支不夠，他只能時不時地去縣裡要點救濟，有時候是100元，有時候是50元，有時候是一床被子。
秋天來了，是個豐收年
熬過夏天，到了秋天。
體重的急速下降是艾滋病發病期的典型癥狀之一，雷妹更消瘦了，也很少起身了，還有些神志不清，家裡的木板車成了她的另一張「床」。秋日的下午，馬深義用木板車把雷妹從屋子裡「運」了出來，似乎想讓她見見天光、晒晒太陽。
喂雷妹喝奶粉的馬深義。
馬深義兌了些奶粉，餵給雷妹喝。喝了兩口后，雷妹繼續躺在木板車上，目光空洞。蒼蠅嗡嗡地叫喚，停留在雷妹的身上、臉上，可是她已經沒有力氣趕走它們。
這年是個豐收年。馬家院子里堆滿了豐收的玉米，在陽光的映照下呈現出暖暖的金黃。寧寧帶著弟弟妹妹在這金黃中歡快地玩樂，歡聲笑語飄蕩開來。
院子里的玉米堆，成了孩子們玩樂的天堂。
在這個被艾滋病包圍的家裡，唯一的倖免者寧寧總是格外讓人擔心。
作為家裡最大的孩子，寧寧會幫忙照看弟弟妹妹。這天，她手裡捧著一碗面，一邊喂弟弟，一邊自己吃，用的是同一雙筷子。
寧寧正在喂弟弟吃面，大大的面碗襯得寧寧的手特別小。
鄰居東善正好來家裡做客。儘管一般的生活接觸，如共同吃飯、共用餐具，傳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基本為零，但看到這一幕的東善還是讓馬深義注意點，最好把寧寧的碗筷隔離，比如碗買一個單獨顏色的，筷子用小線繩栓一栓。
「寧寧，你知不知道媽媽得了什麼病呀？」
坐在木凳子上的寧寧摸了摸額頭。
「一點都不知道？」
「嗯……」
清冷的秋夜裡，雷妹死了
盛夏的時候，雷妹喂馬占槽喝水，讓他叫「媽媽」，可那時，小傢伙還不太會說話。中秋夜的時候，馬占槽已經會吱吱呀呀喊爸爸了。
雷妹曾讓兒子叫「媽媽」，可那時他還不太會說話。
可雷妹卻沒能等到那一聲「媽」。2001年農曆八月三十，臨近霜降，雷妹死了，死在診所里。她離開時，馬深義就在旁邊，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看人斷氣。
這年的玉米五毛五一斤，家裡的收成能賣五六百元。雷妹的壽衣花了一百五十元，是馬深義親手給她穿上的。
生前，雷妹想照個大些的相片，等自己死了以後，放在桌子上。她怕不留個紀念，小孩長大了，連媽媽的照片都沒有。可是，一切還沒來得及，雷妹就走了。後來桌子上放著的是一張紙。
用紙做成的牌位，上面寫著「馬氏妣雷妹之神位」。
馬占槽小，還不知道哭，二女兒也不懂，之後一些天看媽媽沒在家裡，還問爸爸咋還不去西頭診所找媽媽。
雷妹去世三十五天的時候，馬深義帶著兩個女兒為她上「五七墳」。燒紙錢的時候，寧寧突然大聲哭了起來。
又是一年春節
日子過著就又到春節了，村裡開始不時地響起鞭炮聲，炊煙從農舍的屋頂裊裊升起，然後消散在空中。
馬深義割了十來斤肉、八九斤魚，這是這年的年貨。他還是那一身有些單薄的舊衣，卻給三個孩子穿上了新衣服，他問二女兒：「你知道啥子叫過年吧？過年，吃肉，買花衣裳……」
過年了，孩子們穿上了鮮艷的新衣服。
寧寧的成績單也下來了，新的一學期，她是班裡的第五名。夏天的時候，馬深義曾說，要是寧寧年底能考個八九十分，就給她買個新書包。而此時，卧室牆上掛著的紅色新書包格外搶眼。
家裡剛辦過喪事，依據習俗，門聯兒什麼的還不能用紅色的紙寫，於是家門口掛上了新的、紫色底的門聯兒，屋裡也貼上了「滿園春色」、「出門見喜」、「身體健康」。
點燃鞭炮，噼里啪啦一陣，然後餃子下鍋，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蛇年過去了，馬占槽在這一年裡，終於學會了直立行走，而這個家庭中唯一的倖存者，他的大姐馬寧寧，也在這一年裡知道了什麼叫艾滋病，知道了什麼叫生死離別。」
你看見衰敗，你看見死亡，你看見平凡而又離奇的人生，你也看見馬深義抱著孩子在好好過。
「什麼是艾滋病？」
「一種傳染的病，傳染……」寧寧抱著弟弟回答到。
「這病可怕不可怕？」
「可怕。」
「你知道弟弟是不是艾滋病？」
「是的。」
「妹妹呢？」
「是的。」
「爸爸呢？」
「是的。」
「你呢？」
「不是的。」
「是誰告訴你的？」
「俺爸。」
「你知道媽媽因為什麼死嗎？」
「得病。」
「什麼病？」
「愛死病。」（因人容易死去，當時會這麼稱呼艾滋病）
「你不怕弟弟妹妹傳染你？」
「不怕。」
「為什麼？」
「……」
後記：
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拍攝於2001~2002年。
1998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實施，2006年3月，《血站管理辦法》施行，這一系列血液安全管理法律法規的頒布，有效遏制了采血、供血中的艾滋病傳播。
2004年，中國正式施行「四免一關懷」政策——「免費抗病毒治療、免費自願諮詢檢測、免費母嬰阻斷、艾滋病遺孤免費就學以及對艾滋病患者家庭實施關懷救助」。這個政策是艾滋病防治最有力的政策之一。
隨著新藥物以及新療法的不斷問世，艾滋病已經從當初的不治之症轉化為了可控的慢性病，藥物費用也大幅降低。
而對於紀錄片中的這一家人，從2004年起，《南方人物周刊》會每年對他們進行回訪。
紀錄片拍攝10年後的2011年，大女兒19歲，二女兒和小兒子分別讀初一和小學四年級，並沒有像馬深義之前聽說的那樣「只能活4歲」。在每天服用抗艾滋病藥物的情況下，兩個孩子除了容易感冒之外，沒有別的癥狀。
最後一次回訪是在2016年，馬深義表示，不想再每年被揭一次傷疤，於是持續12年的追蹤結束。
儘管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這個疾病並未離我們遠去。2018年11月23日，國家衛健委新聞發布會指出，截至2018年底，我國估計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約125萬，估計新發感染者每年8萬例左右，性傳播是主要傳播途徑。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依然是被恐懼、被誤解的一群人，他們和這種疾病都需要更多的理解，艾滋病防治也需要每一個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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