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被迫急轉彎，但這遠遠不夠…

“The dictatorship remains, and those
detained as a result of the street protests are presumably still in
jail,” writes @NickKristof
on China. “But Wednesday’s announcement is a remarkable turnabout.”
https://t.co/MjLLyHgTl0

—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December 8, 2022

紀思道2022年12月8日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習近平可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者，但他本周被迫急轉彎，以滿足對其失敗的“清零”戰略感到厭倦的普通中國人的要求。

大批普通中國人——用中國話說就是“老百姓”——走上街頭，表達對中國新冠疫情期間高壓封鎖措施的不滿，同時也隱含著對中國的整體鎮壓的不滿。許多人舉著白紙，表示他們無法說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不過，習近平看到了這些白紙。警方拘留了許多抗議者，並封鎖了人們可能聚集的地方——但中國政府仍然被迫屈從於公眾輿論。它明確宣布了“新形勢”，並於周三放鬆了新冠政策。

中國領導層沒怎麽承認抗議活動，同時假裝出於自己的主意，宣布結束其新冠政策中許多最苛刻的內容，這些政策抑製了病毒，也抑製了中國人民。

隔離將變得更短、更有針對性，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輕症者可以待在家裏，而不是被帶去隔離。對於大多數公共場所，核酸測試將不再是常規要求。為了讓人們無法隱藏自己的新冠症狀，感冒藥的銷量曾被管製，現在又可以買到了。

當然，政府的回應並沒有解決人們對終結獨裁統治的更大渴望。

獨裁統治依然存在，那些因街頭抗議而被拘留的人大概還在關押中。但周三的聲明是一個顯著的轉變。

從曆史上看，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並沒有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導致更少的自由。1956年，毛澤東決定實行“百花齊放”政策——但當一些知識分子對他的統治提出批評，他感到非常震驚。結果是一場鎮壓，我的一些中國朋友被送入勞改營長達二十年之久。

1976年4月，民眾對黨內強硬派的抗議導致他們罷免了改革者之一鄧小平。1978年和1979年，通過“民主牆”要求更大自由的呼聲導致魏京生等活動人士被監禁。1986年，學生抗議要求更多的自由化，導致讚成自由化的共產黨領導人胡耀邦下台。

然後，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對更大自由的深刻呼喚——結果是一場大屠殺、長期的監禁和強硬派的崛起，使國家變得更不自由。

因此，習近平被迫向抗議活動低頭，感覺是一個曆史性的裏程碑，但這種寬鬆政策可能要付出代價。

習近平曾在一段時間內巧妙地管理了這一流行病，將新冠死亡率降低到幾乎任何國家都會羨慕的水平。然而，隨著疫苗的出現，習近平並沒有很好地適應。他沒有從西方進口更有效的mRNA疫苗，也沒有充分推動對脆弱人群和老年人的疫苗接種和加強針。直到封鎖政策難以為繼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仍然堅持這個政策，部分原因是，當人們因為發表意見而被監禁時，典型的獨裁者很難評估他們的意見。

結果是，如果不首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如今任何迅速放鬆新冠規則的做法都可能會導致數十萬中國人死於這種疾病，這都是習近平的錯。

中國最大的悖論之一是，在許多領域，它是一個善於自我糾正的行政奇跡。在它的監管下，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水平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如今，出生在北京的孩子的預期壽命比出生在華盛頓特區的孩子的預期壽命要長。然而，中國領導人常常難以在意識形態領域自我糾正。

其結果是：在中國威權統治者的監督下，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崛起，他們渴望更多的參與，但“人民的中國”拒絕讓人民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可以說是通過提高收入收買了許多國民。雙方心照不宣的協議是：政府能讓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能讓他們完全決定自己的生活。習近平的新冠政策讓生活變得更糟，從而打破了這一協議。

許多年前，我還是時報駐北京記者，在報道天安門抗議活動時，一個年輕人這樣表述國家的願望：“我們有大米，但我們想要權利。”

在最近的抗議活動中，口號是相似的：“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這些勇敢的抗議者改變了中國的國家政策，就像病毒不能被清除一樣，他們對權利的廣泛渴望也無法被撲滅；有一天，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將不得不對這些人性中的願望做出回應。習近平可能會繼續執政，但今年抗議活動的遺產可能會提醒人們，在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樣的願望仍在表麵之下閃爍。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為時報專欄作家。他曾因對中國及達爾富爾的報道兩次獲得普利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