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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被迫成為母親,她用35年逃離被拐賣的人生

郭芳麗想在開庭這天穿身不一樣的衣服,得是紅的,最好是大紅色。兒子結婚時她沒穿過這麽紅,女兒出嫁時她也沒有,今天,她想為自己穿一次。

37年前,13歲的郭芳麗被從陝西拐賣到山東菏澤,在那裏她失去了原本無憂無慮的少女生活,失去了父母的疼愛,失去了尊嚴,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她在監視、欺騙,以及恐懼中被迫生下了孩子,在14歲的年紀就不得不承擔起母職,適應起粗糙、瑣碎的農村生活。

她用兩年時間逃出村子,卻逃不出已經被改變的命運。過去的35年裏,郭芳麗被困在一個個身份裏,作為女兒,她要因為自己的“過錯”彌補家庭,成全父親的麵子;作為“妻子”,她在兩段“婚姻”裏得到的是傷害和欺騙,還要忍受隱瞞過去帶來的愧疚;作為母親,她因為逃離“家庭”、缺席子女成長,始終沒能取得兩個兒子的諒解。

很多時候,麵對支離破碎的生活,她都會在疲於應對中陷於自責,以至於分不清“被拐賣”到底是誰的錯。

如今人販子落網,12月19日案子一審開庭,擇日宣判。對她來說這不僅是一場審判,也是一場等待多年的儀式,一次和所有人對話的機會,“現在人販子抓到了,有一句話我最想說,我想說一切都是因為他變壞的,錯的不是我。”

郭芳麗在菏澤市牡丹區人民法院門口。受訪者供圖

女孩

這幾年,郭芳麗過著沒有什麽波瀾的生活,她在西安做住家保姆,雇主待她不錯,“像家人一樣”。
她和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一起住,大多數時候,屋子很靜,時間過得很慢,她養花,養鳥,時常感到憋悶。偶爾她會在一個相親交友平台開直播,唱歌或者和網友聊聊生活,但不聊感情,更對過去絕口不提。

在郭芳麗的生活裏,談論過去像是一種禁忌。女兒覺得 “不知道能對她說什麽,從來不主動提”,母親
“怕傷害她,很少談”,郭芳麗想的則是“她們都不理解我,我沒法主動說”。時間久了,她感到自己好像身在一座孤島,渴望找到一條出路,但又警覺地與外界隔絕。

在女兒劉鈺眼中,郭芳麗是一個“總把自己封閉起來的人”,過去她用堅硬的外殼包裹起來,甚至像隻刺蝟。她愛發脾氣,對人要求苛刻,也愛“折騰自己”。劉鈺曾看到母親有時晚上不睡覺,白天不吃飯,快速地消瘦下去,卻不和任何人講是為什麽。

“那是我在跟自己較勁”,郭芳麗解釋,“這些年每次生活不順,我都會想過去的事情,如果我沒有被拐賣過,可能就不會遇到這些困難,也不會過著現在這樣的生活”。

在這個命題上,郭芳麗曾做過很多種假設,“如果13歲那年我沒有被拐走,我成績好,現在說不定能當個官。”“如果13歲那年我沒有被拐走,說不定會和親戚一起去上海”。但這些假設她很難想得太遠,最終它們總被真切的記憶打斷:13歲那年,在上學的路上幫一對陌生夫婦指路,喝了他們給的飲料,然後陷入沉睡,再醒來是在開往山東的火車上。那時她無法預知,自己的人生也會跟著這條鐵軌不可阻擋地駛向另一個方向。

郭芳麗短視頻截圖。圖源:視頻截圖

郭芳麗的生活本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展開,她的父親心思活泛,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買了輛卡車倒騰沙子,賺來了村裏少有的黑白電視,有線電話和一家人還算優渥的生活。郭芳麗在父母的寵愛下長大,成績不錯,語文尤其好,或許能考上一個不錯的中學。

她有著“不願被束縛”的性格,“像一個假小子”,
“一次能空手翻十幾個跟頭”。直到現在,她僅有的美好記憶還是上學時偷偷帶夥伴去池塘裏抓魚,纏著父親教自己開軋麥子的農用四輪車。

但這一切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了。那天夜裏,下了火車,又倒了幾趟汽車,到了一個陌生的鎮子後,人販子帶著她在一家招待所住下。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父母,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離家多遠,巨大的無助和不安籠罩著她。半夜,人販子闖進她的房間,她拚命地掙紮大叫,叫醒了人販子妻子,才躲過一劫。

第二天,前一晚的恐懼仍未散去,她想的全是“快點逃離這兩個人”。當一個又黑又瘦的中年男人出現,拎起她的書包要帶她回家時,她沒有太多抗拒。

郭芳麗記得那晚很黑很冷,她坐在自行車後座上,被五六個人騎車圍著。她不敢逃跑,也不敢做聲,更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到哪裏。在土路上顛簸兩個多小時後,自行車駛進村子。

買家領著她走進一處院子,裏麵擠滿了人。從寂靜的村路,瞬間進入一個喧鬧、吵雜的院子裏,郭芳麗又陷入另一種恐懼。她記得那些人說著她聽不懂的陌生口音,每個人都把頭湊上來看她,像打量一件商品。她被領進堂屋,牆上掛著喜字,孩子衝她大喊“看媳婦,看花媳婦”。她再也忍不住,轉身想要逃跑,卻被鎖進屋子。

她就這樣被迫成婚,沒人再把她當作一個13歲的女孩,甚至都沒人問過她的年齡,她和村裏的婦女一樣,洗衣、做飯、幹農活,生孩子。所有少女時期該有的活力、幻想,都被粗糙的日常生活掩埋。她的臉被太陽曬黑,手上生起老繭。

可她會像所有離家的孩子一樣,想家,想爸媽。晚上,她躲在被窩裏哭,白天,她經常看著西邊的方向,希望有天爸爸出現在那條路上,把自己帶走。

事實上,郭芳麗被拐賣的兩年,父親從沒停止過尋找女兒的腳步。他把家裏的生意停了,卡車賣了,欠了債,四處打聽女兒的下落。家裏的舅舅、姨媽也都參與進來,跑到山西、河南等地找人。

但他們很難有收獲。在山東,郭芳麗幾乎失去了自由,“白天有人跟著,上廁所都有人看著,到了晚上就把門鎖死”。她甚至失去了名字,“他姓李,就讓我也姓李,給我起名叫萍,讓所有人都叫我‘萍兒’。”

郭芳麗也想過逃出去,為了創造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她不惜用慘烈的方式折磨自己。她想去縣裏醫院,就喝下煤油,結果被村醫洗胃,吐淨;她吞下鐵釘,吐血,又在村裏被灌藥吐出。她故意與李家所有人交惡,剪斷老三媳婦織布的線,換來的卻是更多的打罵和更少的外出時間。

郭芳麗還記得,一天晚上同樣被拐來的老三媳婦找到她,問她敢不敢喝酒,“敢我就幫你給家裏寫信”。半瓶白酒一飲而下,郭芳麗便沒了意識。醒來時自己光著身子躺在床上,旁邊是買家李某。一個月後,郭芳麗經檢查後確認懷孕,在14歲的時候被迫成為了一名母親。孩子農曆四月出生,地裏的麥子剛熟,李某給孩子取名叫龍龍。

被李某侵犯、懷孕,擊穿了她最後的防線。曾經渴望回家的念頭被羞恥感和無力感代替,“父親知道我懷孕了會怎麽樣?我有了孩子會不會給家裏丟臉?”懷孕也帶來身體和心理上的變化,為了孩子,她逼著自己接受叫做“萍兒”的生活。

在山東的兩年,郭芳麗黑了,瘦了。她試圖擺脫關於這兩年的記憶和痕跡,但有些東西永遠留了下來,她學會了山東話,陝西話卻漸漸沒那麽熟練,為孩子她學會了針線活兒。

有些失去的東西再也回不來了,逃回陝西後,她沒有了同齡人的無憂無慮,而是會在雨天不自覺地檢查院子裏的衣服有沒有收,她會給家人做鞋,那是連母親都不太熟練的技能。

女兒

15歲那年的正月,郭芳麗終於等到了逃離的機會,她在趕集時借口上廁所,趁機給家裏寄了信。一個半月後,父親從陝西趕來帶她回家。

30多年過去,郭芳麗仍然記得自己那天內心的掙紮,日思夜想的回家機會就在眼前,可她卻失去了回去的勇氣。她先是想到爸爸,“我爸好麵子,回去陝西咋弄,人家把我們家都笑話死了”,又想到媽媽,“我媽要是知道我和人家結婚有了孩子,得多傷心”,然後想到孩子“孩子還沒斷奶,我走了孩子咋弄”。最後她想到自己,“我已經不是‘大姑娘’了,怕被村裏人知道。”

“我不回去,我就不回去”,她和從陝西趕來的民警說。

那天晚上,父親勸,民警也勸,直到民警告訴她“你媽媽都急瘋了,在家裏不穿衣服,每天在街上跑,喊你的名字”。她心裏一震,難受得說不出話,和父親約定“就回去兩三天看一看,然後回來照顧孩子”後,才同意第二天乘車回陝西。

逃出山村,回歸家庭,對被拐賣的女孩來說,這是個還算幸運的結局,但在郭芳麗看來,從山村走出,但她的另一種苦難才剛剛開始。

她記得回家的那天父親租來的麵包車一路西行,到鄭州後,車子停下來。父親告訴她不能在外人麵前提起在山東的事,“不能說被拐賣了,不能說生了孩子,說了丟人,我在村子裏也是有頭有臉的人,抬不起頭”。車子到縣城後,父親給她買了新衣服,裏裏外外都換了一遍。

回到家後,郭芳麗失去的母愛、父愛被加倍還了回來,“一天三頓,想吃什麽就吃什麽,想要什麽就買什麽,所有人都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補償。”

但她也能感覺到這份親情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她記得自己有時會用僅存的天真和母親撒嬌,母親沒有反應,轉而告訴她“應該成為一個什麽樣的大人”。

更多時候,家人越是對“那件事”諱莫如深,郭芳麗就越被“愧疚”煎熬。一次和母親爭吵,母親脫口而出“要不是你,家裏能變成這樣嗎?”
逐漸地,郭芳麗把一切過錯都算在自己頭上:父親的衰老,母親的疲憊,以及因為尋找自己“賣車、欠債,隻剩下一千多塊錢”的家庭。

郭芳麗的母親向新京報記者回憶,就是從那時開始,郭芳麗變得沉默寡言,“她難受了不會和我們說,自己圍著樹打轉”。也是從那時開始,郭芳麗“把自己封閉起來”,再沒有嚐試和家人說出自己的心事,直到今天。

那段時間郭芳麗不想見人,也沒再回過學校。她記得剛回家時,曾經的玩伴還是會來她家看電視,但每當有人問起與山東有關的話題,她就會愣住,“臉馬上就拉下來”,氣氛總在那個時刻僵住,幾次之後,她和幾個玩伴漸漸疏遠,陌生。

父親另有主意。郭芳麗回家不到兩個月,父親怕她跑回山東找兒子,也想盡快讓她安定下來,就給她安排了另一樁婚事,招個她未見一麵的上門女婿。郭芳麗拒絕,母親又勸“你現在這個情況,有人願意結婚就不錯了,別等了”。

郭芳麗和前夫、孩子。受訪者供圖

“我有時想,我要是個孤兒就好了。”
35年過去,郭芳麗還在為當時的妥協後悔,“那時我想的就是忍耐,想著這件事(被拐賣)是我造成的,我隻要不給我爸丟人就行,我就想著怎麽補償他,聽他的話,維護他的麵子。”

就這樣,15歲那年,郭芳麗剛剛從一段噩夢般的“婚姻”裏逃出,就又倉促地走進了另一段。

“妻子”

郭芳麗對感情的要求很簡單,她期望那個人“懂她,理解她的想法,能安安穩穩一起過日子”,但在她的兩段“婚姻”裏,這都成了一種奢望。

13歲那年被迫和買家李某結婚,他對她像對一件工具。強迫她生下孩子後,李某一家便再不顧及郭芳麗的感受,產子後的第三天,李某去地裏收麥,把郭芳麗一個人鎖在家中,她餓得不行,隻能爬起來給自己做飯。又過了幾天,李某還要求郭芳麗給他做飯,晚上李某收麥回家,要是吃到饅頭硬了,菜鹹了,就要罵,郭芳麗頂嘴,他就要打。

這些陰影也被她帶進了第二段婚姻裏,她害怕與丈夫親密接觸——那總讓她想起李某對她的強迫。每次吵架,丈夫不理郭芳麗的那幾天,她才會短暫地感覺放鬆,因為終於可以和他保持距離。

回想起第二段婚姻,郭芳麗並不想把錯誤全都推給前夫,因為在最初的幾年裏,她和丈夫隱瞞了自己被拐的往事,也無法把感情和信任帶入婚姻。她清楚,對兩個人來說,這都是一種悲劇。

有時郭芳麗會夢到山東的孩子已經長大,她說夢話,喊“龍龍,龍龍”,丈夫醒來問她龍龍是誰,她騙丈夫,“不認識,夢裏夢到的我咋知道是誰”。很長一段時間,“愧疚”都主導著郭芳麗的情緒,她因為隱瞞往事陷入自責,因此甘願忍受婚姻裏的種種不如意。

郭芳麗與丈夫生了一雙兒女,看上去日子過得也還算平靜。她承擔起養家責任,倒糧食、賣水果,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天能賺1000多塊錢。”她也因此“補償”了大家庭,買回了村裏的第一台彩電,VCD、音響、洗衣機,“隻要家人開口,我都拚命給。”

但看似平靜的生活還是被打破了。因為李某一直寄信到陝西,騷擾郭芳麗的生活,那段被拐賣的往事最終還是暴露出來。這加劇了夫妻間的裂痕。

“我要是哪兒做的不合他意了,他能一個月都不理我。”郭芳麗回憶。那時郭芳麗有過很多有可能改變生活的想法和機會,“我親戚讓我們去上海棉織廠,他不同意。我想學廚師,以後開飯店,他不同意。”

這段婚姻最後以丈夫的出軌告終,丈夫留下了女兒,偷著帶走了兒子,自此再沒有音訊。

也是離婚那一年,村民得知她被拐的往事,又聽說她和丈夫離婚,各種風言風語越傳越甚。有人說她還在和山東的“丈夫”保持聯係,“有人說我在外麵當小姐,有人說我被老頭兒包養了。”“被拐賣”成了一種恥辱,她不再符合村民對“好女孩”的道德要求,轉而承受著各種惡毒的猜忌。

又一次在婚姻中受傷,為了成全家人小心翼翼保守的秘密被揭穿,用隱忍換來的“正常生活”被輕易擊碎……經曆這些後,郭芳麗一直的堅持開始崩塌。她的“愧疚”逐漸轉化成一種怨恨,“為什麽我付出這麽多,還是沒人理解,還是會受到傷害?”

她開始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保護自己,拚命想要找回丟失已久的“自尊心”。為了離婚,她甚至割腕自殺。那個她曾經日思夜想的家鄉,也成了她“最厭惡的地方”,她毫不猶豫地選擇逃離。

往後的日子裏,她一直一個人生活。她銷售工作做到區域經理,
“一天換一身衣服”,保持著精致的妝容。但對於追求者,她會堅定地認為對方“圖謀不軌”,然後拒之千裏。

母親

從兩段不圓滿的“婚姻”裏走出,她最掛念的就是三個子女。

大兒子十個月時,她就被父親從山東救回陝西,從此再未見麵。十年過去,離開陝西老家後,郭芳麗第一個念頭就看孩子一眼。

但對她來說,菏澤是心底揮之不去的惡心和恐懼。她把漂泊的第一站選擇在菏澤,“因為離孩子近。”她不敢去村子,在市裏住下,抵著厭惡給買家李某發電報,讓他帶著孩子過來見麵。

那一年孩子十歲了,見到郭芳麗,眼裏隻剩陌生和埋怨。後來她得知,大兒子從小就被教育,是媽媽拋棄了他和父親。

“我虧欠他,會盡我最大的能量去補償他,但也隻能多給他錢。”郭芳麗說,“他恨我就恨吧,我問心無愧。”

2017年大兒子在老家結婚,請她回去,“我死活不同意”。後來她拗不過兒子“結婚要錄視頻,改口儀式需要父母”的說辭,勉強答應。

那是她近30年後第一次回到被拐賣的村子,同樣是婚禮現場,甚至她的名字又變成了“李萍”。但這一次,婚禮儀式剛結束,她在現場就直接走人,沒有人能夠阻攔。

“我的任務完成了是吧?”她對兒子說,然後把自己身上僅有的1萬多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僅留了路費。

多年獨自一人來往,“愛憎分明”成了她的待人之道,甚至對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大兒子婚後不久,郭芳麗過去幫忙帶孫子。她以為兒子當了家長後會更理解自己,就叫來兒子和兒媳,哭著講完了這些年自己的遭遇,可“兒媳婦聽哭了,兒子卻一點反應都沒有”。

後來,她感到自己像個“外人”一樣被處處排斥,“我是來製造恥辱來了”。一次因瑣事爭吵,她憤然出走,再也沒有回去。後來,因為一次爭吵,她把兒子聯係方式拉黑。

至於二兒子,直到十幾歲時,郭芳麗才輾轉從親戚那打聽到他的QQ號。她小心翼翼地添加兒子好友,“我是你媽媽”,但反複被拒絕。直到三四天後,她的申請終於被通過,兒子發來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當年為什麽拋棄我”。

那年她已經快40歲,開始嚐試從頭做一名母親。郭芳麗謹慎地和兒子聊天,給他寄去錢和衣服,百般爭取才勸他偷偷坐火車回陝西老家見了一麵。但她始終沒法和兒子走近,每次打電話,對方提起的總是她對父親和自己的“虧欠”。

最終她被二兒子徹底激怒,她得知兒子在檔案上的母親一欄填的是“失蹤”。

“這事(被拐賣)是我能選擇的麽?”她在電話裏質問兒子,隨即選擇了同樣的處理方式:拉黑,斷絕聯係。

提起兩個孩子,郭芳麗充滿怨氣,“我這些年把錢都給了他們,一直在補償他們,他們卻這樣對我?”時間越久,越得不到理解,當年被拐賣的傷害就越發深刻。郭芳麗怨自己、怨命運、怨身邊人,像刺蝟一樣把自己包裹起來。

三個孩子裏女兒劉鈺和郭芳麗的關係最近,在她的記憶裏,母親一定程度上也缺席了自己的成長。她跟著姥姥姥爺長大,郭芳麗每年隻回來幾次,每次隻待三四天,母女二人交流甚少,隻有在母親和姥姥姥爺的談話裏,她才能模模糊糊地知道母親有段傷心事。

她上學時,村子裏傳遍了有關母親的謠言。小學時有同學在牆上寫母親的壞話,她拿著抹布一點一點擦掉,再找那人打架,“差點把他按進井裏”,她不明白,為什麽這些人要這樣侮辱媽媽。因為這些委屈沒法與媽媽溝通,她變得壓抑、自卑。

直到長大成人,自己也成為母親,她才慢慢理解自己的家庭。她不怪兩個哥哥對母親的態度,“他們也是受害者”。她也理解母親的壞脾氣,理解她對人的苛刻,哪怕是對自己的子女,“那是她在不自覺地保護自己,她不想再受傷害了。”

如今郭芳麗對女兒的孩子格外喜愛,每天記著孩子幾點放學,掐著時間給孩子打視頻,還隔三差五給孩子網購東西。

劉鈺覺得,母親缺席了三個子女的成長,三十年後終於有機會釋放母愛,“這也彌補了她做一個好母親的遺憾吧”。

自己

35年過去,買家李某死於車禍,郭芳麗的父親去世,母親老去,三個孩子長大,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

這些年來,她一直在試圖擺脫拐賣對她的影響。離開陝西老家後,她過著近乎在放逐自己的生活。父親去世後,她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為了多賺一點錢”出國打工。

郭芳麗在國外打工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她渴望尊嚴,希望讓人看得起。剛賺上錢,就在縣城買了套房子,她直言不諱那是“為了麵子”。女兒結婚時,她借錢也要大辦,擺了28桌。

但這些都不能讓她真正釋懷,“被拐賣”的經曆一直“像心裏的一根刺”,她無法讓人理解自己是個受害者。

一次獨處時,她想給壓抑的情緒找到出口,就在一條打拐微博下麵留言:“我也想說出我的經曆”。博主向她推薦了打拐誌願者上官正義。謹慎考察了好幾天,郭芳麗第一次對著一個陌生人,講出了自己故事。

2022年3月,郭芳麗終於等來了她的機會,當時公安部開展“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上官正義把她的經曆詳細記錄下來,發在微博上。

這之後的記憶點,郭芳麗精確到了分鍾。第二天一早8點,陝西省渭南市警方打來電話,11點30分,5名辦案人員來到家裏,聽她傾吐了4小時。下午6點30分,山東省公安也連夜趕來。當天,山東省菏澤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對此事立案,“我太開心了,一直講到半夜我都沒累。”6月17日,郭芳麗接到檢察院的電話,人販子已被公安機關抓獲。

同日,犯罪嫌疑人趙某某涉嫌拐賣人口一案由菏澤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移送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案件於12月19日在牡丹區人民法院開庭。

追責人販子,意味著將此事公開。兩個兒子輾轉發來信息,責問郭芳麗,“為什麽把這件事翻出來,對我們影響很不好。”

“這麽多年我一直在補償,一直在付出,但親情離我越來越遠,所有人都覺得錯的是我”。這一次,似乎沒有什麽能阻擋郭芳麗,
“那幾天我下定決心,就算我把命搭上,也得把這件事弄明白,讓所有人知道,這事不怨我。”

拔刺的過程也會帶來痛楚,郭芳麗清楚這一點。她期待著有一天,一家人能有機會坐下來,“告訴他們都沒有錯,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是怎麽發生的。”

(應受訪者要求,劉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