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產階級相比，武漢疫情中的外來打工群體遠不可見。
清晨，在中國中部的一個大城市武漢，火車站和機場被關閉，道路被封鎖，1100萬居民（其中許多人正在準備農曆新年返鄉）被警告不要離開。在致命的冠狀病毒迅速傳播，感染五百餘人後，武漢於周四開始實行封城，這是前所未有的舉措相當於在感恩節前兩天深夜的封閉芝加哥。該政策由已經蔓延至美國，泰國，日本和韓國的冠狀病毒疫情引起。
武漢的醫療體係現在正竭盡全力應對此次影響整個城市人口的健康危機。而在1月23日當地隔離工作開始時，許多移民和校園裏的大學生已經離開城市。如今，中國其他地區正努力診斷和報告由武漢探親者帶來本地的冠狀病毒病例，治療方案和公共衛生信息公開已成為政府的首要關注點。
盡管疫情在中國境內涉及多個省市，但在韓國，泰國和其他偏遠地區的病例報道到來之初，還沒有表明感染已波及武漢附近城鎮的報道。在所有這些確診案例中，攜帶病毒的旅行者境況比普通中國公民的要好得多隻因為他們擁有出國旅行的資源。（隻有不到10％的中國人口擁有護照。）在本周六農曆新年之前，與在前往曼穀的經濟艙內咳嗽的中產旅客相比，乘坐卡車回到武漢城市邊緣或乘坐長途巴士出省返鄉的汗淋淋的工人更不易被發現。由於服務部門的性質和勞工福利的缺乏，許多外地勞工可能不願意放棄他們與家人團聚的唯一機會。
×
中國社會實行大規模監控，但其監視網絡有許多漏洞。
相比中產階級，貧困人群的生活在其技術檔案係統內可見度更低。
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沒有所有公民需時時攜帶的身份證——他們或是丟失了身份證，而無法負擔回鄉重新辦理身份的昂貴旅費，或是出生後從未在政府登記。
他們選擇不乘坐需要進行身份檢查的火車或飛機，而是乘坐難以監控的長途巴士或不受管製的卡車和貨車。
他們的網絡存在也被嚴重忽視；
微信一類的服務普及相對廣泛，但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僅為60％左右。
微信帳戶或身份證等資源有時會在家庭之間共享，一些父母選擇使用子女的身份注冊賬戶。
在農村地區，勤洗手，戴口罩等預防措施和其他防衛新聞傳達速度較慢，因此擁有電話和良好互聯網連接的家庭在尋找保持健康的方法時存在優勢。隨著冠狀病毒向武漢市以外蔓延，公共衛生資源越發稀薄，向較偏遠的醫院提供用於適當治療的醫療用品的速度也會變慢。在農曆新年期間，生產設施逐漸減少之際，上海及其他地區已經出現口罩短缺。一家口罩工廠為召回已回家放假的員工提供了三倍工資。這些供應的短缺，外加前文所述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貧困人群與占有資源的人預防疾病的能力有所區別。
同時，染病的貧困人群更傾向於不去醫院。眾所周知，即使對於中產階級患者而言，中國的醫療係統也非友好。很大一部分人口幾乎或完全沒有能力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即便在名義上農村和鄉鎮地區擁有一定的醫療資源，大多資源仍政策性聚集在較大城市和大都市中。大多數中國醫生僅受過大學甚至更低程度的教育，相當於美國醫學博士的臨床醫學學士幾乎隻在大型城市醫院工作，而這些醫院已然病患過載，醫務人員也存在不足。
盡管公共保險的覆蓋範圍在近年有所擴張，但它也與戶口（無處不在的中國公民居留證明）相連。這一政策使得農村居民無法在擁有更多合格醫務人員的城市醫院使用保險，也使得常在遠離戶口所在地工作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公保。因此，除非病情緊急，他們通常不選擇醫療服務，而是進行自我藥物治療（中國非處方抗生素泛濫的原因之一）或求助中醫。他們是健康狀況相對較差的病毒易感人群，並且更有可能誤將冠狀病毒當作普通感冒或流感。
所有這些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劇。根據有限的公開數據，迄今死亡的17人中，絕大部分為退休人員（中位年齡為75歲），患有呼吸係統疾病的高齡人群仍然承擔最高風險。但常年勞累的農民工由於缺乏養老金和優質護理的保障，在四五十餘歲甚至更年長時，他們的健康狀況相較其同齡的中產階級更差。
貧困人口的較低可見度可能是官方確診數據（截至撰寫本文時有五百餘人）與國外建模顯示的一千七百人或更多的估值相差很大的原因之一。
衛生係統可能根本無法定位這些患者，而非有意掩蓋他們的存在。（更可能兩者皆有。）
自上周末起的大規模公眾關注有可能改善這個局麵——在整個城市和其他主要交通樞紐實行免費或強製的醫療診斷。但這些資源可能仍集中在城市核心區域，而這些區域已經嚴重過載，有報告稱醫院走廊人滿為患，醫務人員危險過勞。過去一些自然災害（例如四川和唐山地震）發生後，國家同樣傾向於偏向城市而忽視農村，任其自生自滅。武漢市內，居民高度依賴包括公共汽車，地鐵和渡輪在內的公共交通，而這些交通工具現已停運，可能為低收入的護士，職位較低的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必要的上班通勤帶來不便。
貧困人口不易獲得診斷和治療，卻更易成為受壓製的對象。隨著武漢附近封鎖工作的收緊，窮人也更有可能成為當局暴行的受害者。災難經常帶來精英恐慌，造成對貧困人口或外來者的歧視。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城市民兵稱進入城市尋求援助的農村居民為搶劫者，有的將槍口對向他們，或將其毆打致死。如果恐懼在執行強製封鎖的武裝人員和被困的民眾間蔓延，這種致命的對抗可能會再次出現。尤其在被封鎖的武漢內，用於治療和日常生活的物資逐漸減少。虛假信息的出現既增加風險，降低公眾的反應速度，也成為執法部門鎮壓“謠言販子”的媒介。與此前執法案例一脈相承的是，散布虛假信息與批評政府之間的界線仍然模糊。
盡管封鎖可能有助於阻止該病毒的傳播，可見性最低的工人階級（尤其是移民）仍不能被即使最優的公共衛生計劃納入。農曆新年假期於周五開始，但是外地勞工的出行時間通常比白領工作者早得多，尤其是因為他們的旅途更長且更艱難。找到並幫助他們將是巨大的挑戰，但行動必不可少。
華客網:《外交政策》武漢病毒與封鎖下的貧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