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深秋的滿洲裏籠罩在瑟瑟寒風中。
作為中東鐵路中國境內的第一站，滿洲裏從一片草原迅速生長成一座城市。這一天，包工頭張萬順帶著兩個弟兄住進了一家小客棧，客棧的掌櫃叫吳桂令。當晚，兩個工人吐血而亡，吳桂令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報告了俄羅斯人掌管的鐵路當局。診斷結果，二人死於肺鼠疫。
這是發生於1910年-1911年中國東北鼠疫大流行的第一例有據可查的病例，記載於《內蒙古近代鼠疫紀實》一書中。當時國際市場旱獺皮毛價格飛漲，吸引了大量東北以及關內的人來捕捉旱獺。後來的研究證實，旱獺是鼠疫傳播的主要媒介。
張萬順和幾萬名聽說了疫情的旱獺捕捉者迅速開始逃離，疫情開始沿著中東鐵路迅速傳播。11月9日，哈爾濱傅家甸出現第一例鼠疫病例。之後，疫情在哈爾濱開始肆虐，市內每天平均死亡50餘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車駛入哈爾濱火車站，這趟列車帶來的是整個疫情的逆轉，改寫了中國醫學史和世界烈性傳染病防治的曆史。兩位提著大旅行箱的人在寒風中走下車廂，這兩個人是新被朝廷任命的“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和他的助手，箱子裏是各種實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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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9日，一張照片在網絡上瘋傳。一位健壯的老者在擁擠的高鐵餐車上閉目養神。很多人都一眼認出，他就是那個在2003年因非典而名滿天下的醫生——83歲的鍾南山。
1月18日上午，鍾南山在深圳連夜搶救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病例後，乘坐高鐵返回廣州。下午又來到廣東省衛健委的會議現場。會上，他得到即刻趕往武漢通知，他帶著助手從會場直接擠上一列傍晚5點多開往武漢的高鐵。春運高峰，臨時上車的兩個人隻能被安頓在餐車，一位乘客拍下了他小憩的照片。
兩天後，習近平主席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重要指示，當晚鍾南山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白岩鬆的采訪，他明確的告訴公眾：武漢冠狀病毒感染已經證實可以人傳人。此後武漢和全國各地的防控措施迅速升級，1月23日，武漢市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恢複時間另行通知”。下午，交通部發出緊急通知，暫停進入武漢的道路水路客運班線發班，對途經武漢的其他道路客運班線,要立即調整運行路線繞行武漢,堅決禁止進入武漢上下客。暫停進入武漢市的省際、市際包車客運業務，嚴格管控營運車船駛離武漢關閉車站機場。
這是新中國曆史上對一座大城市疫情最嚴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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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伍連德連忙趕往縣衙，上午9點到達，居然在會客廳等待了半個小時之後才見到長官。交談之後，伍連德的印象是，官員對病情既無了解也無措施，他後來回憶到：“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形勢的複雜化，並使疫病向更遠的南方蔓延。”
好在有朝廷的尚方寶劍，接下來的幾個月，東北地區的防疫工作基本在伍連德的指揮之下有序進行。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醫務人員主持，配備衛生夫役與警察，1000多名士兵被調往疫區進行交通管製。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準許證，就連區內的警察、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並他們的房子進行消毒。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伍連德還向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收容患者家屬和接觸者。
經過伍連德交涉，日本控製的南滿鐵路於1911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製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駛。1月13日清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是經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措施得到嚴格的執行，以至於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在新的防疫機製建立30多天後，1911年3月1日午夜，當日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時，防疫總部內一片沸騰，人們相擁而泣。伍連德的防控方法在全東北實施，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製傳染病的行動。
沒有伍連德的出現，東北疫情的結果無法想象。
此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發現至今已經過去幾個月，公眾對當地政府的應對舉措多有埋怨。用更加全麵的視角去觀察，地方當局沿襲“內緊外鬆”思維慣性，雖在內部布置了防控的措施，但對公眾的溝通不及時不全麵，由於公眾警惕度低，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病情的蔓延，我從1月18日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多次指出地方當局在這方麵的認識誤區。但如果要求地方政府完全能夠以恰當的節奏進行相應規模的社會動員和防範措施，則需要一定的條件。
其中，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權威專家對疫情進行判斷。
伍連德當時之所以能夠在中、俄、日三國共製、官僚體係腐敗低效的背景下調動所有資源進行堅決的防控措施，和他劍橋博士畢業以及在業界有高度的專業認同、成長於馬來西亞和外國的專家官員溝通無語言障礙以及同時獲得朝廷的高度信任幾個條件都有關係。而恰好他又是一個有擔當、有道義感、有組織能力的人。
鍾南山的角色很像當年的伍連德。2002年的12月22日，一位高燒、咳嗽、呼吸困難的患者，被緊急送往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按照普通肺炎治療幾天之後，與患者接觸的部分醫務人員也出現感染。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流感。2003年2月18日，北京國家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傳來消息，在來自廣東的死亡病例肺組織標本切片裏，發現了典型的衣原體。當天下午，廣東省衛生廳召開緊急會議中鍾南山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體，而是一種病毒。經過一番有理有據的論證，會議最終采納了鍾南山的意見。結束會議後有朋友悄悄問他：“與官方意見不同，你就不怕判斷失誤嗎？有一點點不妥，都會影響你院士的聲譽。”而鍾南山卻反駁道：“科學隻能實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則受害的將是患者！”
非典防控奠定了鍾南山的威望。所以當鍾南山踏上赴武漢列車的那一刻，決策過程被重新確立。沒有鍾南山的出現，2003年的非典和現在武漢疫情的後果同樣不可想象。
烈性傳染病是一個動態的、複雜的傳播過程，對其的防控也必然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策過程。我父親一生研究鼠疫，父親在他的回憶錄中反複強調，如果專家和政府決策者都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都要等最終的實驗結果出來，肯定會釀成災禍。在這個決策過程中，政府領導的擔當比專家的判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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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兩位內蒙古的鼠疫患者被送到北京朝陽醫院，引起社會恐慌。我寫下了《中國人為什麽不用懼怕鼠疫》一文，其中介紹了我父親那一代鼠疫防治工作者經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中國主要疫源地鼠疫傳播規律的故事。不久後，我見到了曾經參與這一科研課題的內蒙古流行病研究所的退休專家嶽明鮮，她給我提供了另外一個故事的細節。
2004年的冬天，她和幾位同事被通知連夜趕往內蒙古蘇尼特右旗，領導說根據上級指示要去搞一次鼠疫防治的演習。半夜到達後，她們才被告知，當地鄉村醫生報告，一位老人患病，疑似鼠疫症狀。當地醫務人員按照程序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但病人和家屬都一再否認曾經有接觸老鼠、旱獺、野兔等鼠疫媒介的經曆。但她們不敢掉以輕心，迅速對家屬隔離並開始進行鼠疫菌培養，這個過程最快也需要72小時。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患者的病情明顯好轉，大部分領導認為又是虛驚一場，主張不上報，並解除隔離。
在以往每年的疑似鼠疫病例報告中，絕大部分案例都以虛驚一場告終。
所長讓她作出最終判斷，經過反複思考，她作出了決定，堅持進行全麵的病理檢驗，以最快的速度調小白鼠直接進行病菌注射試驗，十幾個小時後，小白鼠死亡。同時，防疫人員對病人家屬進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在軟硬兼施之下家屬終於承認患者曾經抓到一隻野兔並剝皮食用的真相。後來殘餘的一塊兔皮被找到，培養出了鼠疫菌。至此，整個流行病學的證據鏈被確定，疫情最終被控製。
在這個小小的孤案中，患者和家屬對於惹事的恐懼，領導不希望在自己地盤上遇到鼠疫疫情的心理僥幸，患者病情的反複都成為最終決策的障礙。而鄉村醫生的認真負責，防治體係的及時啟動，以及現場最權威的技術大拿和主管官員冒著學術聲譽和官帽的風險當機立斷，是疫情被果斷處置的條件。在這個鏈條上，每一環的缺失都會導致疫情進一步擴散。在如武漢疫情這樣發生在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中，這個鏈條要更長更複雜，更加嚴峻的考驗專家和官員的智慧與擔當。
額外需要提到的一點是，當地蒙古族牧民從來不食用野生動物，幾乎所有由於食用野兔、剝旱獺皮的都是外來的漢族人。他們總是以為自己憑自己的敏捷捉到了動物，但往往那是因為患病的動物已經沒有能力逃跑，它們用自己最後的一口氣給捉拿他們的人一個教訓，常常，那個教訓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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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說過一句話“人以國士待我，必以國士報之”。
打出這句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下午一位武漢出租車司機發的視頻。他哽咽的講了自己剛剛遇到的事情。他拉的一位姑娘去醫院，姑娘在車上不斷接電話，從電話裏司機得知，她是一名護士，主動報名參加疫病救治，一路在反複安慰媽媽和親人。
她也是“國士”。
從伍連德到鍾南山再到那位女護士，三位“國士”相隔110年的相遇，讓我對我們這個民族在最關鍵的時候總是有人站出來，喊出一句“我來”充滿信心。
除夕之夜，當我們一家人圍坐在飯桌前觀看春晚的時候，別忘了他們還在以生命為代價守護我們的健康。
致敬，國士。
華客網:看晚清政府如何控製鼠疫 鍾南山頗像當年的伍連德(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