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took thousands of infections and scores
of deaths from a mysterious virus for China’s authoritarian leader
to publicly say what had become glaringly obvious to many in recent
weeks: The country is facing a grave public health crisis. https://t.co/fHjVfRW2Sr—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January 27, 2020
一場導致數千人感染、數十人死亡的神秘病毒傳播，終於讓中國的威權領導人公開說出最近幾周對許多人來說已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正麵臨一場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在公開表態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實際上已將中國置於一種戰爭狀態，以應對正在蔓延的冠狀病毒疫情。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最高政治機構的特別會議，用大元帥般的幹練和冷峻姿態下達著處理危機的命令。
“我們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上周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在六名表情嚴肅的同事麵前宣告。
與中國領導人在2002和2003年SARS爆發期間的保密和不作為這個非常低的標準相比，習近平對最新的這起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響應已經足夠迅捷而主動，據官方最近的統計數字，這種能引起類肺炎症狀的病毒已經導致至少80人殞命、使中國的數千人患病，並已在世界各地傳播。
但也有跡象表明，政府——尤其是疫情爆發地湖北省的地市級政府——未能及時認識到病毒的危險，並且至今仍未妥善處理危機。一些公共衛生專家已經在問，已采取的全麵出行限製措施是否正在讓人們無法獲得醫療服務，同時，許多中國人仍不相信政府在完全如實地公布這種疾病的致死人數。
“這次的反應實際上（與上次的）差不多，”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治學教授裴敏欣說。“地方官員在爆發初期的關鍵階段淡化了疫情。媒體被壓製。公眾被蒙在鼓裏。結果，寶貴的時間被浪費了。”
從苟且將就到全國動員的轉變，是中國如何應對突發危機的典型體現，中國像一個行動緩慢吃力的巨人，不願意動，但一旦動起來又可以有著驚人的緊迫性。這讓人看到了習近平領導下的威權政治約定的兩麵性。
由於害怕打破黨內的規矩，招惹渴望平穩的領導人，連想要為公眾造福的官員都會感到躊躇。反過來，當政府想做事時，它能以冷酷的高效工作。
直到1月20日以習近平的名義發布的一份簡短書麵公告後，中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才開始劇烈行動起來。習當時還在雲南視察一個軍事基地和購物博覽會。
醫療急救人員上周在轉移一名據信為香港首例的武漢冠狀病毒病患。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自那以後，官員們迅速承認了冠狀病毒的危險性，並下令采取嚴厲措施阻止病毒的傳播——專家們說，這可能來得太晚了——包括封鎖了疫情爆發省份的大部分地區，把5600萬人關在了裏邊。政府還下令在武漢建設兩家專門治療冠狀病毒患者的醫院，它們預計將在幾天——而不是幾個月或幾年——內投入使用。
“中國的特點是，他們能以比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動員機構、調度資源，”著有《反習》（Xi Jinping: The
Backlash，暫譯）一書的悉尼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說。“而他們的另一麵是會遮遮掩掩。”
“在中國，沒有一個獨立的實體能搶先一步傳播信息，”他補充說。
冠狀病毒幾周前還隻是一個地方性的醫療神秘事件，如今已經爆發為習近平上台七年多以來所麵臨的最複雜、最不可預測的考驗之一。上台後的幾年裏，習近平已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確立為自毛澤東以來最令人敬畏的中國領導人。
雖然疫情以及政府應對措施的有效性仍取決於許多未知因素，但此次疫情爆發時，習近平已麵臨著人們對他政治智慧的悄悄議論。在過去的一年裏，他在自己議程中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屢次受挫。
上周，北京的一座擁擠的火車站。中國政府在中部一些地區實施了出行限製。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反對中央政府收緊控製的抗議活動繼續撼動香港。最近達成的貿易協議隻是部分緩解了與華盛頓的敵意，而一些人認為中國在協議中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兩周前，台灣選民以一邊倒的優勢讓北京不喜歡的總統勝選連任，而習近平已明確表示，台灣這個民主島嶼應該回到大中華的懷抱。
一些專家和政治圈內人士認為，習近平的絕對統治地位阻礙了有助於避免誤判的內部辯論，也許加劇了他的問題。例如，北京低估了香港抗議者的持久力以及他們背後的公眾支持。
“這是一個悖論，”在北京研究中國政治的獨立學者榮劍說。“正是因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之大，政策問題才經常出現——沒有人敢不同意，而且問題發現得太晚。”
雖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們受到了批評，但中國的公共衛生係統在有效應對上卻受到了表揚，尤其是與上次應對SARS危機相比。
在SARS事件中，官員們將病毒爆發的範圍隱瞞了好幾個月，幾乎可以肯定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增加了死亡人數，有近800人因SARS死亡。
這次，即使在武漢官員尚未公開說出時，政府的科學家們已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與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信息，分離了病毒，並在10天後將病毒的有關細節在一個國際數據庫上發布出來。
這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們很快得出結論：這種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病毒一樣，很可能最初來自蝙蝠，並通過在武漢的一個市場上感染另一種哺乳動物後，突然傳到人類身上。
周六，武漢一家醫院外的醫護人員。中國在該地區部署了醫學專家，以應對病毒疫情。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最重要的醫學雜誌之一《柳葉刀》在一篇社論中讚揚了中國迄今為止處理疫情的做法。
“SARS流行時，中國在實施感染控製措施方麵準備不足。這次，中國已成功地汲取了SARS的教訓，”社論寫道。“據大多數報道，中國的有關部門正在隔離疑似病例和接觸者、製定診斷和治療程序以及開展公共教育活動方麵達到國際標準。”
《柳葉刀》接下來強調，應對措施的成敗最終將“取決於維持當局與當地民眾之間的信任”。
習近平的政府雖然發出了戰鬥號召，但可能已經削弱了這種信任。
在武漢當地，人們已在發泄憤怒和不滿，盡管網上有審查，這種情緒仍在社交媒體上逐漸流傳。湖北省主要黨報《湖北日報》的一名高級記者呼籲撤換武漢領導，他的這些話一度在網上廣泛流傳，後來遭到審查。
“但據當前日益嚴重並繼續擴大的異常嚴峻的形勢，當前的台上者不具這樣的領導指揮力，”記者張歐亞在新浪微博上寫道。
也有證據表明，地方當局在1月的最初幾天壓住了對這場危機的報道，以免攪亂省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時的樂觀基調，該會議是地方政治周期的一個重點。
“今年是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的一年，”省長王曉東對省人大代表們說。“讓我們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周日，武漢一條幾乎空無一人的馬路。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現在，人們普遍指責王曉東淡化了病毒的威脅。
“中國實際上比看上去要分散許多，”前美國外交官高大偉(David
Cowhig)說，他曾在中國工作過十年，並觀察了健康和科學方麵的問題。
“地方官員有很大的自主權；中國是一個許多‘小’老大哥組成的聯合政府，”他說。“習近平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試圖重新集中中國的權力。”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國的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中說，SARS危機以來的權力集中，似乎並沒有增強地方層麵的專業技能，也沒有提升設備落後地方醫院報告疫情的意願。
“我覺得，中央衛生部門正在努力提高透明度，”他說，“但地方政府對及時、準確地分享與疾病相關的信息仍有抵觸情緒。”
並不是所有的指責都落在了武漢官員身上。
中央政府仍然控製著政治和宣傳機器，這些機構都試圖淡化危機的嚴重程度。在上周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之前，習近平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行動一如往常，仿佛完全不存在危機，他們於上周四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慶祝農曆新年的招待會。
等到終於公開表態時，習近平強調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性。
這種說法暗指對民間動亂爆發的擔憂，而這仍是這個黨國的最高優先事項。如果疫情像預計的那樣，給經濟和民生帶來持續困難的話，這種現實有可能出現。
“實際情況是，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重要的不隻是醫療專業人員，”馬利德說。“政府和公眾對事件的管理也很重要。很難說他們在這方麵做得很好。”
Steven Lee Myers自北京，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武漢報道。Claire Fu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華客網:紐時：“疫情防控戰”與習近平的威權政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