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所反映的全體人類團結一心，在少數高瞻遠矚的精英的帶領下，不計代價、勇敢犧牲，最終戰勝困難取得偉大勝利的敘事固然令人心潮澎湃，然而若要將這一敘事視作真理代入到現實生活中，以致將其作為理解政策製定、社會運轉的視角，未免過於草率。
第一，足以證成“不計代價、勇敢犧牲”之正當性的“困難”未必存在。對不計代價的勇敢犧牲的歌頌，需要以這種犧牲確有意義為前提。若犧牲者是為了一些空洞的目標而犧牲，則我們對其無謂的犧牲所抱有的情感便不應是讚美，反倒應當是悲憫和惋惜了。
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難”，是正當化“不計代價的犧牲”的常見論據。這一論據須以“困難”確實存在為前提，自然不必贅言。然而僅有困難的存在，尚不足以證成不計代價的犧牲之正當性。高射炮打蚊子毫無疑問是一幅荒謬的圖景，這表明所作出的犧牲和付出的代價，必須和克服困難之後所獲得的益處相匹配。
在《流浪地球2》中，太陽氦閃這一毀天滅地的危機將地球上的人類置於“全死”還是“活一半”的二分選擇中，基於人類樸素的求生願望和小學數學中數字大小比較的相關知識，“活一半”無疑是這一二分情形中最優的選擇，而“保全生命”的最終目標也（似乎）極大程度地正當化了犧牲的深度和廣度，以至於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影中的人物可以以“危難麵前，唯有責任”來回應對“公平”的追問。
然而，不自覺地將《流浪地球2》中的敘事帶入現實生活的人往往會不經意地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真實生活中少有（或者說幾乎沒有）能與太陽氦閃比肩的危難情形。相應地，我們所珍視的一些價值（例如此處提及的公平）亦不應那麽輕而易舉地以“危機”之名讓渡或丟棄。
此處的“比肩”，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當然是指為難情形的嚴重性；第二層意義（同時也是更重要的一個層麵），是該危難所威脅到的價值，是否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中各色各異的價值觀所共同推崇的公約數；因為唯有危難情形威脅到的是社會所共同認可的並賦予極大重要性的價值時，不計代價的犧牲才有可能具有正當性。
就人類文明的完全毀滅而言，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說這是全社會都希望避免的結果；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們麵臨的價值判斷，恐怕難有如此統一的情形（例如，過去三年是選擇健康還是選擇自由？對於這個問題必然存在數量相當的不同回答。）誠然，在電影“拯救人類文明”這一偉光正的目標麵前，反對流浪地球計劃的聲音顯得如此可笑而無理取鬧。可是在現實生活中，麵對一個不那麽偉光正的目標和不那麽有前景的達成目標的手段，反對的聲音卻未必那麽不足取。矛盾的是，當危難情形被宣告出現時，作為危機應對措施的一部分，對該宣告的正當性和背後的價值判斷的質疑本身，即是不被允許的。
第二，“不計代價、勇敢犧牲”未必能夠克服“困難”。即便犧牲雖主觀上是為了有意義的目標，客觀效果上看卻對該等目標的達成並無實益，這樣的犧牲也未必值得提倡，遑論為之感動。
不少評論將《流浪地球2》視作為中國人“人定勝天”的理念之體現。“人定勝天”固然可以作為激勵人心的口號予以倡導，但是這一概念內涵的模糊性（例如，什麽叫“勝”？）以及其斷言的絕對性注定其不可能成為在所有社會曆史語境下都成立的真理，從而不可能也不應當成為證成“不計代價、勇敢犧牲”的唯一指導方針。
事實上，《流浪地球2》的劇情本身亦難說是傳達了人定勝天的思想：與其說流浪地球計劃是在人類控製範圍內取得成功，倒不如說其成功是一係列巧合的結果；片中的權威人物力排眾議、統領大局、冒險一搏，在最後關頭賭對了一個其做出決策之時並未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巧合，才有了最終行星發動機的成功點火。這不僅讓人思考，如果沒有這些巧合的發生，權威人物的計劃是否還能成功？進一步而言，在沒有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現實世界，《流浪地球2》所體現的敘事還有多大幾率能夠成立？
近年來，以《三體》為代表的劉慈欣科幻作品已然成為互聯網鍵政的顯學，其作品中所提出的理念和價值觀被映射到現實世界中，以致出現“半部三體治天下”說法。然而，虛構的文學作品不過是在現實之外構建了一個自足的獨立世界，這個世界的運作由作者精選設計以服務劇情發展，其未必反映真實世界的情況，因此其承載的敘事也未必能夠代入現實生活中。《流浪地球2》於2021年10月開始拍攝，其時正值防疫政策如日中天；而2023年1月22日上映之時，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電影院外的一月寒冬和屏幕上的偉大勝利之間微妙的互文，已然充分揭示本文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