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什麽樣的？《唯美：上海，上海》

南陌複東阡

王安憶

　　到目前為止，我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是從小長大、城市中心的一條弄堂。這條弄堂自我記事起，便拆除一麵牆，與相鄰的雜弄打通，雜弄又通向雜弄，我的小學也分散間雜於這片縱橫交錯的弄堂內。我完全無法畫出一幅準確的地圖，就像前邊說過的，一個隻不過住了幾天的地區的方位與交通我反而經緯清楚。我至今也無法搞明白這些弄堂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彼此間是什麽關係。

　　在我們小學校的某一個天井裏，推開後門，忽然間靜下來，一條鵝卵石路麵在了眼前。這裏有一股陡然的寂寞，其實也是成長中必不可少的間隙。我們的成長奇怪地與所居住的建築格局唇齒相依。有一種心境，是被“後弄”這一式樣標明。從這條後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我至今也搞不清，在人口壅塞、四麵八方跑著小學生的弄內，這一條短巷，如何會是難得有人。短巷的一麵臨了一排教室的窗，小學生的讀書聲，在這裏顯得格外清脆。偶爾有人走過，腳步擊在鵝卵石麵上，也是清冷的。這裏關係到房屋的結構，問題就複雜了，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們稔熟到已經沒了排序。拉開時間的距離，我隻看得見自己像隻蟲子樣，在水泥磚瓦的阡陌裏徘徊，有一種盲目，令人心悸。

　　並不是說，這城市沒有受光的麵。當然是有，燈的光甚至比自然的，更為流麗。可它到底是輕盈的，不大容易沉澱，而一經沉澱，就成了“垢”。我依然不明白這街區複雜的比鄰關係。有一家複興西餐社，據說舊稱為“文藝複興”，夏季時就將後院辟成露天餐座。這後院其實是一片空地，相當遼闊，遠遠的四邊隱在燈光的暗處，更顯得幽深。有一晚，我們一家在座上晚飯，夏日天長，所以沒有黑盡。忽從空地那邊一排樓房的窗口，傳出喊叫聲，喊的是姐姐的名字，那裏居然是姐姐同學的家。這名女生帶領了弟弟妹妹一迭聲喊我姐姐名字，聲音裏既有興奮，又有譏誚。我姐姐先是笑，然後便窘得哭起來了。

　　這片露天餐座是如何繞到了這同學家的窗下，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這同學分明住在一條龐大嘈雜的長弄裏，卻對了這片仲夏夜中的西餐座，座周圍的樹上，結了小電燈珠子，潔白的桌布上，立著燭台，燭光搖曳。這樣的複雜街區結構，造成許多不期而遇，使得兩個，或者三個四個本不相識的人，遠兜近繞，相交起來，形成一種類似宗族的關係。舉個例子，就是說，有一回，我表姐帶我去她朋友家，這朋友家是在我另一家表親的樓下，而這朋友的朋友，其中有一個竟然是與我同校的女生。還是有相反的例子，有一些人，就與我相鄰，在同一個街區走來走去，可是，數十年後方才認識。這些樓房蜂巢般的格子裏，不知住著多少你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不知哪一天，有一個會與你的命運撞到一起。就這樣，你在這些巢穴間的溝壑裏走來走去，等待著傳奇忽然間開頭，不知不覺中，走入了青春期。

　　緩慢移動的梅花和料峭柳色

　　金宇澄

 

　　市中心

　　我住的公寓樓，離作協很近，像個辦事處，沒有小區，出門就是市井小馬路、老弄堂、小店、菜場，回家也同樣方便，幾乎推門就到了。

　　寫《繁花》那些個夜晚，經常有人吹笛子，初以為笛聲是由南麵長樂路飄來，一次買煙才發現，吹笛人就坐我家樓下，一位瘦弱的老者，聲音是直升的，雨天停止，或長期消失，直到笛音再起，才想到他確實已消失了好久，總算是從某個遠方歸來了……他是我最熟的音樂人，翻來覆去這幾個曲子，陪伴我完成了小說。

　　午夜時分，各種狗仍然在叫，風也吹來薩克斯管或調笑的碎片、大馬力引擎的喧囂最為真實，消失也最迅捷，在這樣的背景裏，眼前無數的上海屋脊逐漸沉入黑暗。而籠養畫眉、芙蓉的音符，固定在黎明的某幾處；東一句西一句呼喚的斑鳩、白頭翁，在鱗次櫛比的屋脊和廣玉蘭間自由出沒，分外淒清。在2019年的本子裏，我記有“最近每早八時十五分，人民廣場方向準時送來某男歌聲：‘我要飛得更高……我要飛得更高噢噢噢……掙脫懷抱……掙脫懷抱……’這更像是紙鷂的憂傷——即使飛得再高、更高……”

　　耳中的“市聲”，即也是自行車鈴聲、京胡、越劇調門、鄧麗君老歌，循環播音“收購舊電視機舊冰箱”由近及遠，由遠及近……每年的初夏，一個高亢男聲最有辨識度，“喂……賣晾衣裳竹！”春筍變老之後就是砍竹竿嗎？我不知道，這些聲響已自帶節奏，自有表情。

　　靜安寺

　　我知道阿城也喜歡這環境，有一次去杭州領獎，主辦方安排住新新飯店，發現他一天都沒住過，雖然西湖風景那麽好。他笑笑說，他更習慣十字路口有各種小店、半夜也能出門買些什麽的小旅館，他的《威尼斯日記》也充分表明了市井的親近感。

　　費裏尼說，羅馬是一個生有更多孩子的母親，她根本不會管這些孩子什麽時候來，什麽時候走……上海也一樣——這裏無數的人，無數的建築，什麽時候存在，什麽時候消失，仿佛都那麽尋常，隻有日夜生發的種種聲響，提示“你在其中”“你在這裏”。

　　上海1981

　　嚴  鋒

　　1981年11月，我因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學插班複讀。一起複讀的還有同學M、C、P。複讀的日子是緩慢而焦慮的。有一天，M提議說：我們去上海玩吧。他說他有個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已經拍過幾個片子，是個小明星了，我們可以住他在戲劇學院的宿舍。我們都很來勁，家長也不反對，給了一點路費，幾個複讀生就興高采烈地出門遠行了。

　　當時從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漢客輪，叫“東方紅XX號”，分五種等級的船票。我們買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麵一層船艙，裏麵擠滿了人和各種雞鴨水產。舷窗密閉，煙氣、水汽與家畜的氣息混合在一起，濃鬱熏人。我們幾個情緒高昂，一路說說笑笑。早上十點鍾的船，下午四點多鍾到達十六鋪碼頭，上岸後直奔上海戲劇學院。

　　我至今還記得公共汽車下來的那一站叫美麗園站，這個名字很難忘記。當時的我不會知道，幾十年後我會在這附近的某一個建築裏工作。穿過華山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們來到了上海戲劇學院門口。

　　門衛：找誰？

　　我們：找王伯昭。

　　門衛：王伯昭不在。

　　我們：他去哪裏了？什麽時候回來？

　　門衛：他在外地拍《筆中情》，這幾天不回學校。

　　晚上，我們去了外灘。1981年的外灘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那種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覺震撼。然而，當我們把頭轉向江邊，卻看到遠比那些傳奇的建築群更為壯觀的風景。在靠江一側的防汛堤邊，在馬路對麵老洋房燈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風裏，密密麻麻地排滿一對對的情侶，從南到北，一望無際。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上海傳說中的情人牆，一個缺少私密空間的年代的約會聖地。我們幾個從小城市來的複讀中學生，平生第一次看見這陣勢，口幹舌燥，渾身麻木，如遭電擊。不敢走近，又舍不得離開，隻呆呆地停在離人牆十來米開外。那些情侶們相互纏繞，千姿百態，視世界如無物，但一律向著黃浦江，無人回頭。

　　我們也朝著黃浦江，背後是曾經的十裏洋場，百年外灘，千盞燈火。對麵十米之外是動人心魄的旖旎風光，在那後麵是流過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邊，是零星的幾點光亮。

　　我們當時不知道，那零星的幾點光亮，就是陸家嘴，就是上海的未來。

　　因為歲月

　　陳  衝　

　　我踏進如煙的往事，隔著身邊浮動的塵粒，看到那棟童年的房子。它像時間的廢墟中一個完美的蜘蛛網，絲絲縷縷在一束陽光下閃亮。房子門前是一個花園，上三步樓梯有一塊鋪了細小瓷磚的廊庭。那裏有兩扇鋼框玻璃門和兩扇窗戶，邊門裏是一間臥室，正門通往客廳。經過壁爐再往深處就到了飯廳，飯廳和廚房之間有一個儲藏室，再下三步樓梯廚房。廚房後門外有一條通道，似乎總是有人在那裏揀菜、洗菜、洗衣、聊天。我們平常進出用側門，進門有一個暗廳，聽母親說她小的時候警報一響，全家都躲在這裏，因為這是唯一沒有窗戶的地方。從廳往上走半層樓梯是亭子間和一個小陽台，拐彎再上半層有兩間臥室和書房，還有兩個盥洗室和一個陽台。再上一層是閣樓，閣樓的對麵有一個曬台。

　　啊，曬台，那也許是房子裏最快樂的地方吧。我的電腦旁放著幾張父親大學期間在曬台上為母親拍的照。也許是那時的膠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陽下拍的，還都帶著一點仰角。我曾經以為，仰拍是那個時代的審美，也特別喜歡那些帶著天空和樹頂的通透的構圖。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時候，他才提醒我，當時仰拍是因為照相機的取景框在相機的頂部。拍攝師總是把相機掛在胸腰間，瞄準拍攝的對象。原來一個時代的美感，經常是產生於某一種限製。在父親為母親拍的許多照片裏，我最喜歡那張穿翻領連衣裙的。她臉上的笑容是那麽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的時候。在我的記憶裏，幾乎從未見到過母親這樣一覽無餘的笑容。

　　抗戰勝利後，母親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這棟房子裏過上了安穩的日子，那時候她還不知道生活將給她的磨難和這棟房子裏將會發生的變故。

　　母親回憶起老房子的時候說“我們9號”，難道她連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嗎？很小的時候——那幾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記憶——母親教我背誦“我叫陳衝，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號”。在那些動蕩的歲月，這句話讓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誰，我有歸屬。

　　20歲的時候，我也背井離鄉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遙遙無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愛情也死亡了。絕望的時刻，總是記憶中母親的聲音融化了我內心的冰川：“我叫陳衝，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號。”
這句話提醒我生命中的歸屬和牽掛、責任與使命，它把我帶回夢鄉裏童年的房子——籬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園裏瘦瘦的枇杷樹，窗沿上種著青蔥的紅瓦盆，和瓦盆邊熟睡的三花貓，曬台高牆上騎著的男孩女孩，和他們仰頭看煙花的臉、眼睛裏的光彩……

　　上海食色

　　毛  尖

　　大肉圓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上海讀大學，我在食堂買的第一個菜，是大肉圓。吃著麵粉主場的傻大傻大的肉圓，我沒有被鄉愁擊倒。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著急，明天它會再騙你一次，校園歌手在食堂外麵彈唱著，一邊向我們兜售到寢室就可能壞掉的花裏胡哨的掛件。如果你恰巧被他的哪句歌詞說中，那就花一塊錢唄。一塊錢，也就兩個半肉圓。

　　大肉圓是大學生活的全部度量衡。宿舍床就是一千個肉圓的尺寸，體育老師的臂力值是一千個肉圓，吃完一千個肉圓，大學畢業。肉圓，構成了我們對上海食色的最初想象，而紅燒肉圓，在很多外地學生看來，就是上海和上海傳統。

　　肯德基

　　我閨蜜是一個詩人的女友，或者說，她一直養著這個詩人。當她終於和詩人分手後，她請我吃飯，什麽呢，肯德基。

　　1989年，上海第一家肯德基開在外灘東風飯店。我們走進肯德基，那種幹淨和安靜令人肅然起敬，人很少，有一對老夫妻帶著孫子來的，手裏還拿著一口鍋，商量著買半隻還是一整隻。這是我們第一次吃西式快餐，雖然肯德基跟老家的雞湯是食物鏈兩端的雞，但在崇洋媚外的年代，一頓肯德基簡直讓我們有了現代化的高潮感。

　　農家樂

　　終於這些年，上海飲食開始去花邊。上海人開著車到近郊，看到一群正在遊泳的鴨，眼睛發亮。這裏有走地雞，就在這裏吃飯吧。這裏有野生魚，就在這裏下鍋吧。

　　農家樂本身，其實也不過是新一輪的消費口號，不過，這個過程有一個好，中國各地特色菜出手趕走了神神叨叨的國際菜，似乎又是一夜之間，原來叫維也納美食的，重新改回翠花貴州菜。

　　上海，長期頂著洋務帽子的魔都，終於重返自己的共和國青春期。粗野的農家菜開在外環，精致的農家菜坐落在內環，美食重新一點點向食物回落，這讓我想到裏爾克的詩，如果春天要來，大地就使它一點一點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