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寫出的微信熱文：痛斥國家官僚主義

對本次疫情的結構性反思：謠言、官僚和國家主義（上）

作者 /PZH, 米澤, Yanagishita

（陳雨桐、陳純對本文亦有貢獻）

作者提示：本文共三萬字，寫作耗時一個星期，強烈建議讀者朋友們收藏後慢慢看。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阿房宮賦》杜牧

既然是「結構性反思」，我們就首先必須解釋何為「結構性」。於是在正式分析概念之前，我們不妨看一個和本次疫情並無直接關係、但非常典型的反例。

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看到：錯誤僅僅在於「部分」個體，隻要將這幾個特定的人找出來，我們就可以回歸和諧。因此，勞資之間就並沒有衝突，我們也不需要從製度的層麵追問、為何一家私人企業能夠運用警方力量隨意關押勞動者：我們隻需要知道，將這個別的「壞分子」揪出，問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對於這樣的「分析」，我們隻需要做出這樣簡單的追問：「這些壞分子間的合謀，是如何可能的？」「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如何被製度所允許的？」以及，「為什麽涉事企業會有關押勞動者的需求？」

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也無意在文中贅述。不過上麵的例子側麵展現的，便是本文中即將進行的「結構性批判」的必要性：所謂結構性問題，就是內生於我們當下政治、法律等製度的問題症結，就是我們不斷重蹈覆轍的成因。正如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在講述古時「清君側」「聖上被身邊奸臣蒙蔽」的時候要區分那些被小說和評書濃墨重彩書寫的大奸臣形象、和他們背後所代表的每個封建王朝皆有的腐朽不堪、壓榨民脂民膏的內在本質，我們此時也應當進行類似的區分：對個人的清算和追責是必要的，但倘若因此便忽視了社會與政治結構中所存在的頑疾，便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表麵文章；甚至，這種針對個人的事後清算，隻是「棄卒保帥」、化解公眾不滿的噱頭罷了。

因此，隻有對上麵提到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進行係統的分析和反思，隻有處理了這些深層問題、對出現問題的機製與結構進行調整，才能使「天災」不會成為「人禍」，才是構建更穩定社會的唯一辦法，更隻有這樣才不會辜負了在近二三十年以來每一次「天災」中每個淒慘的個體和每個同天災戰鬥者的付出和犧牲。

我們知道，根據公開消息，湖北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1月17日閉幕；而各級政府部門對疫情進展的信息公開，也從17日、18日才逐漸開始。在這個日期之前，病毒的傳播與感染情況都被隱瞞了，湖北省政府也並未采取措施應對。

當然，官方自有自己的說法，即試劑盒在這之前還未下發。但由於缺乏更有力的證據，這一時間上的「巧合」，還是不免使許多人將人大會議與疫情消息封鎖的時間聯係起來解讀，理解為在會議期間維持輿情和社會穩定；即，問題不是他們究竟有沒有這麽做，而是他們有沒有這麽做的動機、能力和可能性：很遺憾，這一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但若隻是將這種消息封閉歸因為主政官員的品性敗壞、不勝其任、乃至懶政不作為，便是避開了對於更為機製性的深層問題的探討：畢竟，武漢、湖北都不是什麽小地方，官員水平就算不說是平均之上、也須具有一定普遍代表性。倘若嚴重程度相似的疫情發生在全國的任何地方，當地政府都很有可能采取同樣的措施隱瞞疫情；2003
年 SARS 期間，北京市官方和衛健委的不負責任、乃至後續的主管官員被開除，亦能佐證這一點。

從這幾天來已經把人壓得不堪重負的消息本身暫時離開，讓我們仔細審視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邏輯：如果我們所麵對的隻不過是一場天災，那為什麽在98年的抗洪、03年的非典、08年的地震等一次次舉國動員、可歌可泣、付出了無數犧牲的同自然災害的鬥爭後，我們平日引以為豪的舉國體製仍然一敗塗地？除了為災害中個人的犧牲潸然淚下、為英勇無畏的領導歌功頌德之外，天災還教會了我們什麽？

如果天在之上的人禍隻是那幾位屈指可數的欺上瞞下、陽奉陰違、屍位素餐的腐敗個人所引起的，正如今日不少人早上還在痛罵湖北的腐敗官員、晚上便繼續為「八方支援」所感動震撼那樣，那為什麽我們平日歌頌的政府機關卻如此輕易便被這零星的幾個蛀蟲腐蝕到暫時癱瘓了呢？又是一種怎樣的機製，親手一步步考察、選拔、晉升了這些腐朽的壞分子，讓他們手中掌握關乎群眾生命的大權呢？

倘若問題隻出在湖北一省乃至武漢一市，或是隻出在紅十字會這樣體製的一隅，為何一切都如此恰巧、仿佛病毒擁有智能了一般精準地攻破了湖北武漢這最薄弱的一環？為什麽在全國和諧穩定的大環境下，還能允許九省通衢之地的腐朽肆意發展、縱容先前早就被口誅筆伐的紅十字會繼續過著當「土財主」的好日子，並讓這種局部潰爛存在直至今日？

以上所有拷問都指向一個核心判斷：問題的關鍵並非個人或局部、而是在於整體，這一體製之中的每個部分、每個機關都並非無辜，而唯一找到解藥的辦法便是重新審視整個官僚體製的頑疾與弊病。倘若要以中立的論斷總結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那麽我會說根本原因在於：在這一政治結構中，主政官員的政治生命承受著來自上方的壓力和監督，卻無須向位於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層的官員、以及這一結構終點處的被治理者負責，而後者亦尤其缺乏對前者的問責渠道。

我們將這種情況稱為官員「問責性 (Accountability)」的缺失。

在這一具體事件中，上述這種單向的負責製導致了他對於政治績效的極度關切、也因而懼怕在受到矚目的人大會議的同一時期麵臨群體性事件或激增的疫情數字，因為穩定與統計數字正是這種績效的製度中至關重要的判別標準；相反地，他無需接受來自其下方的政府機關的監督，也無需為被這整個結構下的被治理者即湖北省的民眾負責，因為後者除了參與群體性事件與製造社會不穩定本身、從而使他的上級感到不快之外，並沒有對他的政治生命構成威脅的手段。

因此，並非是官員的所謂「無能」導致了我們所見到的結果：因為在這一政治結構下，反而是越理性、越擁有注重績效這一現代職業官員必備的素養的官員，才越會做出為維護輿情與社會穩定而封鎖消息、瞞報實情的決策。因為倘若他需要應對的緊急事件最終可以被控製（像大多數群體性事件與自然災害那樣），對上級負責的行為便是唯一值得為之耗費資源的行為，而對民眾負責的行為則不會收獲任何績效上的成果；固然，這一公式在對上級負責的行為與對民眾負責的行為是一致的時候並不成立，但當他需要處理的事務涉及到民眾的不滿與社會不穩定時，這種一致在實踐中很少存在。

曆史地，在中國古代的基層治理中存在「非正式的問責性」，即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宗族、商幫、宗教組織或秘密結社等「團結組織
(Solidarity group)」的存在，在當代中國的一些農村社會中同樣如此：比如，政治學家 Lily L. Tsai
指出，基層政府在做出決策時，倘若忽視了被治理者即民眾的訴求，民眾便可通過他們參與的這些非正式的問責渠道，對官員進行有組織的、和平卻有力的施壓：因為這些組織和結社本就是社會與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在西歐國家，基層的問責性通常由市政選舉（Municipal election）或公民團體（Civil
society）實現，民眾可以通過支持相互競爭的政黨與候選人、或參與公民團體來係統性、有組織地實現對主政官員的監督。比如，法國文學家加繆就描寫過，在「奧蘭瘟疫」、現實裏於法屬阿爾及爾爆發的瘟疫中，殖民政府同樣因不需要對被統治者、即殖民地的被殖民者負責，而做出了許多不負責任、荒謬乃至反人道的決策，因為殖民地的官僚們隻需要讓身在巴黎宮殿中的殖民大臣對局勢滿意便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了；在英國統治下，1845年至1852年的愛爾蘭大饑荒、1899年至1900年的印度大饑荒，在基層治理的層麵上都是因同樣的原因而起：地方官員們隻要能給在倫敦或加爾各答打馬球、喝下午茶的貴族老爺們呈上好看的報告，便能保住他們身為職業官僚的薪資了。當然，這種機製同樣存在它獨有的社會問題，例如選舉中資源的浪費、「政黨分肥」的腐敗現象等，也需要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作為前提，因此並不一定適合於中國國情。

但問題的確存在。這種單向的負責製與自下而上的問責性的缺失，在地方政府的每一級官員那裏，都是同樣嚴重的：省政府一把手的副手隻需對前者負責、市政府的官員隻需對省政府負責、區政府的官員隻需對市政府負責、街道和具體基層部門的官員隻需對區政府負責…這個懸空的金字塔不斷向下延伸著、直到民眾舉頭三尺之處為止，而民眾卻無法觸及到這個鏈條的末端，對每一層級的主政者合法地施加哪怕一點壓力。

因此我們看到，當主政者被迫在將消息公之於眾而讓醫療機構和民眾去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和暫時壓製消息並避免采取措施、以在矚目的會議期間保障自身維穩政績之間，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

而在這種最理性的瀆職身後，還有一個神聖的聯盟在無私地保護著做出令民眾憤慨決策的基層官員：同樣麵臨中央政府考核的位於基層與中央之間的廣大的「中層機關」，通常而言即省和主要城市的領導班子，總是會傾向於和他們的下層形成利益聯盟、采取一致的口徑和行動、並在必要時動用手中更高的權力去保護基層官員，因為他們的績效是共享的，更重要的是一旦基層官員因故落馬，他們的頂頭上司也免不了因用人不善、監管不力而接受更上級的徹查。

神聖聯盟的另一部分則是來自中層機關更上級和檢察機關的網開一麵：這種對瞞報與謊報的「疏忽」有其維護繁榮穩定形象的考慮，更能激勵下級官員貫徹落實上級的意誌、並安心地在更重要的績效指標上投入精力。這個聯盟是基層主政官員在社會事件尚未擴大時的保護傘，但更是他們在做出不對再下層民眾負責的「理性決策」時的定心丸。

我們當然應當譴責做出如此決定的官員們個人的品行，但更應清楚地意識到，倘若沒有為抽象的「人民」二字而去拿自己政治生命冒險的崇高良知，任何層級的官員都會理性地傾向於選擇向上、而不是向下負責，更何況他們深知，隻要做出了正確理性的對上級負責的決策，他們的上級領導往往還會十分寬容而通情達理如此的理性與寬容的重擔，最終完全落在了無人為其負責的無辜的民眾身上。

不可否認，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主政官員同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為他們肩負起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責任，他們做出的決定倘若是錯誤而讓民眾承擔後果的，也是在這種壓力的逼迫下所做出的。然而，這種壓力來源於政治結構，主政官員的理性抉擇反而同時是不對民眾負責、帶來慘痛後果的決定，恰恰是證明我們所做的結構性批判重要且必要的最佳諷刺：穩定和績效壓倒知情權與風險防範在我們的體製下是正確而理性的，正如同資本家傾倒過度生產的牛奶在資本主義體製下也是正確而理性的選擇那樣，恰恰體現了這種體製內在邏輯的荒謬之處。

因此，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放下那種潛藏在我們文化和話語深處的、對於青天大老爺式的、聖人般的官員的渴望；因為在這種結構性問題之下，哪怕真的誕生了青天大老爺式的人物，大概也隻會落得海瑞罷官般的諷刺結尾。

時刻關心武漢疫情的各位，應該已經對於這段時間中出現了多少一開始被定為「謠言」、後來又被發現符合事實的傳聞並不陌生：比如
2019年12月31日，武漢警方發文通告「處罰八名造謠者」、因為他們「散播虛假疫情」；然而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新冠病毒疫情散布到了全世界，且人們發現這八個人都是醫生。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也無意在此複讀這些大家已經無比熟悉的信息。我們想說明的是：這些情況並非個例。類似上文中記敘的對於「造謠者」的懲罰、乃至「辟謠」者後來反被真相「打臉」，並非隻是局限於這一事件的情況。我們必須看到，「謠言」的命名之「錯誤」不隻在於其執行（對於謠言的管控「過度」了、忘記了「初心」，我們應該保持「中庸」、不要「過當」等等）；對謠言的限製、消滅和對傳謠者的懲罰，是內在於「謠言」這個指認中的。並非是「越軌」「忘記初心」導致了錯誤：錯誤正是內在於「初心」的。

01.謠言和辟謠的邏輯

事實上，早在去年 3
月，我們社就發表過有關「謠言」的文章。在當時我們提出，在一個信息受到壟斷的環境中，「謠言」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指認：它並非關於什麽信息是真實的，而是什麽信息有資格被誰言說、乃至被誰言說的信息才能是真實的。或者用大白話說，不是「官方」發布的就都是謠言：

「傳謠者」「辟謠者」的指認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權力屬性，因為它從命名上就已經暗示了從哪些渠道得來的知識形態可以被認定為正確的。「辟謠者」的身份是剛性的，主導知識形態從「辟謠者」那裏得到生產，也反過來為「辟謠者」進行奠基。「辟謠者」通過在話語場中將自己和「真理」和主導知識形態重複縫合，從而達到與「真相」的強製性聯結。但更重要的是，「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給予了「辟謠者」判斷哪些描述符合「真相」、哪些不符合的權力，從而控製著「正確」信息的判定傳播、流通和合法化。

這是什麽意思呢？

不妨考察一下我們之前對於「謠言」的常見定義。謠言從字麵意義講，便是虛假的信息。但這一定義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判斷任何信息的正誤，都需要證實的過程。謠言之所以產生，正是因為有一些人相信這一消息是真實的、且十分重要，因而才會對其進行傳播：正如上文所述，許多被稱為「謠言」的信息並非是不符合事實的；信息的真偽隻有在信息產生之後才可以被判斷。(Kapferer
1987 p.14) 事實上，謠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為謠言經常最終被發現是「真實的」。(胡泳, 2009)

於是大家提出：謠言是「未經證實」的信息。然而隻要我們稍微仔細思考，就會發現，信息的證實是極其主觀的：因為當別人說「自己證實了某事」，這句話作為一條和被證實的信息一樣的信息，還需要我們再找另一個人證實（別人說自己證實了你怎麽知道他證沒證實，別人給了「事實」依據你怎麽能證實不是他編的），那新的一個人的證實、還需要一個人的證實，以此類推。因此，我們生活中接觸到的信息、實則沒有多少是經過我們本人「證明」的：我們的日常生活，恰恰是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證實之上的。

法律領域對於證詞，有這樣一條規範 (Default Rule for Testimony,
DR)：麵對證詞，我們的默認選擇便是相信它(Bach 1984)。比如，

即使我們不知道地鐵站是不是在前麵路口的左邊，路人的證言使我們能夠正當地相信地鐵站就是在前麵路口的左邊；即使我們不知道戀人明天是不是要和朋友聚會，戀人的證言使我們能夠正當地相信戀人明天是要和朋友聚會；即使我們沒有親眼見過地球是不是圍著太陽轉的，科學家的證言使我們能正當地相信地球真是圍著太陽轉的。(Ding,
2018)

再比如，我們在報紙上讀到什麽信息時，往往認為它是真的，盡管我們並沒有「證實」這一點：因為我們相信報紙已經替我們證實了。而「謠言」和其它任何媒介傳播的信息一樣，在表麵上也得到了證實：當信息來到我們身邊時，它們恰恰來自朋友、親戚等等，且往往伴隨著直接的目擊證詞乃至聊天記錄：xx
親眼看到哪裏發生了什麽事，誰所在的群裏真的有人發了怎樣的信息。還有什麽比目擊者更可靠的呢？還需要什麽更好的證明呢？

而當人們提出「未經證實的消息就不要發」的時候，我們隻需稍動腦筋就可以問出這樣的問題：沒有媒體報道，又怎麽能有輿論壓力，怎麽能有之後的接近事實呢？

這樣的思維，其實也就是我們之前常常看到的媒體「反轉」現象的延續：即，正常信息傳播中的反複查證、接近真相的機製，在這裏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信息之間的互相印證或矛盾不代表不同敘事文本的平等關係，反而是區分「真理」和「謬誤」的方法；「真相」並不被視作某種需要通過不懈努力和試錯逐步接近的事物，而是被視作某種一元、靜止且可以被一次性「徹底」揭示的事物；最終，人們對事件的評價隨信息的逐漸明朗而改變不被視作由輿論關注導致的積極現象，反而是對自身判斷力的、莫大的「侮辱」。「反轉」之前的信息若來自於自媒體則幾乎完全不可信，個人也不能對已有的信息作出評價，而隻能等待「最終」的結論。

因此，麵對這樣一種標準，我們隻需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什麽叫證實，未經「誰」證實？從什麽時候，相信「官方」成為一種義務了？

我們最終發現，無論我們采用何種定義、無論我們討論的是「謠言」的誕生還是傳播，都一定不會是在純粹話語的層麵進行的，而會轉移到給出這條信息的具體來源，無論是個體還是機構。正如對於我們當下命名的「謠言」的批判最終會變成對於「造謠者」的懲罰，對於被設定為謠言的反麵的「真相」的來源，也是寫好了名字的。

因此，僅僅指出下麵這一點還不夠：官方應「報道」什麽是事實，而非宣判什麽是「事實」。我們應當看到，這樣的「宣判」在「謠言」的指認、在當下的知識
/ 權力 (knowledge / power)
結構中，是「報道」的必然後果。我們甚至還可以做出下列推論：對於公權力而言，對「造謠」者進行懲罰、恰恰是符合他們的規範、對於他們而言理應「正確」的：能夠命名「謠言」的機構從語義上必須符合兩個條件：1.
他們不信這個流傳的消息；2.
他們認為這條消息是假的。也就是說，凡是他們不承認的信息就是假消息、謠言；而當公共信息的來源隻有唯一的合法渠道的時候，被這種機構認定為虛假的、且非合法來源的信息的發布者當然要受懲罰。

將以上的邏輯和之前論述的有關官僚體製的特點結合起來、我們就不難發現，主政官員越是具有職業官僚的素養，便越會動用他所能調動的一切手段去為了他的績效服務，而對這種績效有害的言論，無論其真實性是否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不論其是否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都會予以無情的打擊。

一旦當我們審視判定「謠言」的過程，就會發現這個吊詭之處：當一個個體或機構聲稱自己要對某種說法進行「辟謠」，從語義上來講，他便已經是正確了的。這是因為，「謠言」就其定義而言便是不符合事實的錯誤言論，而「辟謠者」作為其反麵，就算無法提供充足的「辟謠」證據，從語義上也已經成為了某種「真理」的代言人。這即是在說，辟謠者一旦自稱為「辟謠者」，便已經將自己劃在了占據真理的一方：而對「真理」的判斷標準、對「真理」的代言能力，則是權力關係的體現。因此在我國的語境中，任意信息在官方沒有宣判之前都是造謠。

因此：並非是造謠帶來了辟謠，而是辟謠創造了造謠。並非是因為首先產生了謠言、隨後辟謠才來到這個世界上。從傳播上，信息的正誤和信息本身指涉的內容沒有任何聯係，而隻和官方的審判有聯係。在這裏，正常信息傳播中的反複查證、接近真相的機製，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一條消息要麽全對，要麽就是造謠。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能在本次疫情中，看到這樣「辟謠」「辟辟謠」反複無常的幽默場麵。

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最終會目睹這樣的情景：麵對任何信息，人們所應做的唯一正確的事情便是舉報它造謠，直到官方確認或否認這一點。然而我們同樣會發現，未經官方宣判就指定某信息為「謠言」，同樣是在造謠！因此麵對任何未經官方審判的信息，相信它和認定它為謠言都是錯誤的，但前者比後者更錯：由於隻有舉報才能宣判，所以必須得有人冒著自己是造謠的風險去舉報；也就是說，真相隻能且必須來源於造謠。正是因為對真相和謠言的判定實則來源於同樣的權力運作與真理生產機製這一點，我們才會目睹這樣的傳播學奇觀。

遺憾的是，如果情況僅僅如此，我們也不必在此大費周章。在本次事件中，最令我們感到最恐懼的、是「謠言」這一奇特概念被公眾接受之後，所引發的公共信任的崩潰、和來自普通網友的敵意。

隻要聯係我們上文關於「謠言」的論述、並結合我國有關言論方麵的「國情」，這種仇恨的來源就昭然若揭了：首先，普遍的「辟謠」話語由於要求官方作為信息的唯一發布方、壟斷信息的來源，而向個體施加不成比例的證實責任、導致公共信任缺失。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證明你媽是你媽」的戲劇性回歸：證明你的親人確實死了。接著我們看到，由於受害者的不幸會破壞官方形象、而官方又被（宣傳得）等同於國家，故讓官方難堪就是讓國家難堪、就是讓我們難堪：因此，他們必須拒斥一切這種情況為真的可能性（隻要對方表述的信息有半點錯誤，就要罵ta到底），來換取自己的意識形態一致性、維護「官方」形象。在這裏，官方不再被視為一個由我們自主決定、為我們服務並可以犯錯誤的機構，而是被視為一個純粹外在於群眾的超越性力量：它設定著真實與虛假，並且要求著我們的無限認同。因此，對於「官方」的認同成為了對主人的認同：凡是威脅到這一情勢的，我們必須將ta開除；凡是私自傳播信息的，必無資格和我們享有同一個主人。

我們不難想象對於以上批評的一種常見回應，即「如果我們承認官方有錯，就會導致境外勢力的批評，從而威脅到祖國的事業」然而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境外勢力」和「境內勢力」的絕妙同構：官方一旦犯錯就會被境外勢力詆毀，因此我們要證明的恰恰是官方不會犯錯，凡是能被視為錯誤的都已經是「不懷好意者」的蓄意抹黑造成的。在這裏，我們便能重新理解這樣一種陳詞濫調了：「官方不完美，但我們還是信任它」。它並不真的承認官方有任何不完美之處，而隻是在說：不存在我們不知道、「官方」不承認的不完美，不存在不能使我們更加信仰「官方」的不足之處。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隨處可見這樣一種對於動機的揣測：「謠言」的傳播者都是「惡意」的，想通過私下編造虛假信息、破壞我們的國家。

但在此，我們又一次瞥見了「謠言」指認中的主觀性：動機本身就是一種根本無法通過網絡上的寥寥幾句話確定、因此極其不利於公共討論的事情。但我們不應該僅僅指出，揣測動機是一種錯誤的行為，而應看到在「謠言」-「造謠者」的結構中，他人的「惡劣動機」正是隨著他的發言而被生產出來的。並非是作為信息來源的那個個體真的有怎樣「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任意的、未經官方首肯的信息傳播，都可以被認定為「謠言」、進而認知為「有意傳播錯誤信息」。並非是信息的發布者真的有怎樣十惡不赦的特質；而是這些個體在信息和判定真相的能力被「官方」壟斷的情況下，必然被從最為惡劣、最為極端的有罪推定的角度去理解。

那麽，這樣一種對「居心叵測」的「境外勢力」的指認，又是從何處而來的呢？在這裏，我們不得不直接複製另一位學者，胡泳先生在此問題上的分析：我們以為，沒有比下一段話更精確的了。

凡是出現社會運動就必然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眾」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們成為執政者處理公共危機時必不可少的話語策略，不是沒有理由的。對於國家層麵的執政者而言，這裏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這一致命的問題。現存政治哲學的基礎在於設定了一種能夠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體，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政府也就順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驗的正當性。然而，在實踐中，這套正當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難以推行一個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國家賴以建立其合法性的價值觀，又由於現存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仍然是績效型的而非法律－選舉型的，難以確立國家鎮壓的合法性，隻有使用一套
冷戰
的話語策略才能勉強維係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在這套話語策略之下，任何對於政府的抗議，都會被用一種敵對的思維作出解讀。(胡泳,
2009)

在此，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何官方一定要、且能夠將自己綁定於「中國」了：對於中國之國家主體性的追求，本身就是為了通過構造「中國例外論」的方式合法化當下政權的追求。因此，它強調所謂「實踐」的目的，就是使得沒有來自任何其它地區、其它時間的規範或理念能夠構成對於官方的批評：畢竟，當它的理論核心就是「不斷變化」的，那麽就該體係而言它便永遠是正確的，除非它自己願意承認自己犯了錯。因此，這樣一種創造便很大程度上依托於對於社會中其它主體性來源的壓抑，比如文化（不僅是傳統文化，而且是當下的流行文化）、社會結社和交往：這也是為什麽它一定要迫使所有文化產品符合自身的意識形態。對於中國體製的自豪，是對於「除了體製便沒有讓我們能成為中國人的東西」的恐懼：除了官方之外，我們一無所有。這種壓抑是宣傳機器的有意選擇，是在通過對文化產品進行嚴格審查、而使它們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有創造力的表達導致的。

回到謠言的問題。社會之所以產生了謠言傳播的基礎，要麽是因為當局與官方媒體不願就民眾關心的事項及時發聲，要麽便是因為他們已經失信於民；而無節製地將不符合主政官員績效的言論定義為謠言並進行打擊，則會進一步損害這種公信力、讓之後的謠言更有傳播的土壤、並從長遠上更不利於降低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官方」在疫情早期不負責任的隱瞞最終暴露後，先前被定性為「傳播謠言」的八人已然接受了大眾的歡呼，而湖北和武漢政府的公信力也一落千丈、被推上風口浪尖仔細想想，這真的有利於維持社會和諧與長治久安嗎？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7日所刊發的署名文章所說：

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麵，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麵教材，成為削弱黨的群眾基礎的惡性事件，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們的無端借口。

因此，因無可選擇、甚至強迫帶來的「公信力」，並不會導向真正的信任。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種時候，「辟謠」反而是最不容易接近事實的。即，我們不是在說不存在少數「真正的」境外勢力，不存在「真的」想惡意通過散布錯誤信息、引發混亂的個體，更不是想宣揚什麽「後真相時代」的相對主義：而恰恰是想說，在當下的「造謠」「辟謠」話語中，由於大麵積的誤傷、對「造謠者」而非「事實」本身的執著，對事實和真正的「不懷好意者」的辨認反而變得愈加困難了。

通過以上對謠言的來源和指認的分析，「謠言止於智者」的論調也就不難反駁了：這句話的發明者（前者更甚）其實並不明白謠言是從哪來的。謠言的傳播和任何信息的傳播都別無二致，完全遵照著構成社會生活的規則，依托著公共信任的基石。而從上麵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正是當「辟謠」走向極致、正是當公眾質疑著當事人「你怎麽證明你媽死了」的時候，公共信任也就徹底瓦解了。

02.新聞媒體和監督

當然，的確還存在著這樣一種更為開明的論調，即「謠言止於信息公開」、「謠言止於真相」；它們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還是要指出，它們仍然保留了我們所批判的那種邏輯的基本內核：信息的傳播結構並沒有發生變化，我們還是需要寄托於官方在信息發布上的仁慈、而沒有更成型的機製可以對其進行約束。如果我們改變不了這一信息傳播的形態，那麽我們隻能說，未來仍然是悲觀的。

為什麽這麽說？原因很簡單，也的確令人遺憾：所謂信息公開已經遠遠不是第一次提了，而沒有成型機製保障的「經驗教訓」隻是一紙空文。我們不妨看一看
17 年前、非典疫情結束後，人民網的報道。

信息公開，被認為是SARS最重要的「遺產」之一。疫情公開帶來的社會情緒穩定，讓政府改變觀念。建立健全公民知情權基礎上的信息公開製度，也成為了共識。SARS五年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公開」成為常態。


「之前的疫情，各地想辦法捂著、堵著，信息被嚴格管製。那年4月20日之後，政府和媒體放開了。」3月21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回憶。」(人民網報道)

必須強調，我們今天信息公開的情況就 17 年前已經有了很大進步，正如報道中所提到的，17 年前和 18 年前、乃至 28
年前也有了很大進步一樣。

大家擔憂信息公開，把其當做『洪水猛獸』，怕一公開就亂了。」周漢華回憶，2003年之前，信息公開還是很敏感的問題。「記得2002年，央視新聞調查做了期特別節目，取名『你有權知道』，結果審片人沒看節目，光看這5個字，就給斃了。」周漢華說，上世紀90年代末，他剛接觸「信息公開」課題時，名字都不叫「信息公開」，而是「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管理」。(人民網報道)

然而本次疫情開始的時候，仍然有8名「造謠者」被警方通報批評並處罰：更為有意思的是，他們全都是醫生。

我們在此看到了和十七年前極其相仿、但在關鍵之處又極為不同的情況：十年前，正是一名叫蔣彥永的醫生繞開了衛生部，運用自己的關係找到了《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才使得關於非典的實際情況大白於天下。我們無意評價他找「西方媒體」的行為，而隻是想要指出：如果我們在當時有真正能行使監督權、不被當成「傳聲筒」、不受如此高壓監管的媒體，那麽這位醫生便不必找西方媒體表述事實情況了；相反，我們完全可以在媒體曝光之後，通過輿論向公權力施壓、迫使其對疫情做出回應。對於今年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能有媒體敢於質疑，敢於問「憑什麽說『不會人傳人』？」、「八個造謠者都是誰、造了什麽謠？」那麽，疫情的防控，便不必像今天這麽被動：畢竟即使是衛健委的「官方」聲明，在短短的幾天內也是出現了多次值得玩味的自相矛盾的。

隻要當對於「真相」的判決權掌握在一個特定機構手中，隻要該機構能夠自主決定是否信息公開、公開多少，隻要我們沒有足夠有效的機製對其可能的隱瞞進行追責；那麽「信息公開」就隻能是運動式的口號，無法獲得機製性的保障。是的，我們就是要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政府的公開透明，需要的是能真正迫使這種公開透明持續存在的機製。我們需要保護調查記者，需要完善的新聞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監督權、與公權力抗衡的媒體，才能從結構上確保信息不受壟斷。

「調查記者」這一職業在中國的衰亡

這也就是針對新聞立法、保障新聞媒體的獨立性無比重要的原因：不同的政府機構不可能互相否定，但未經審查的媒體之間卻可以通過利益互相不交叉的原創調查，通過互相出示證據、對彼此的信息來源進行查證和比較，使我們通過能夠逐漸接近真相。而從反方向說，當「謠言」本身的判定和政府官方利益相關時，我們如何能保證官方不會偏向自己呢？畢竟，輿論的穩定性往往和官員的政績息息相關：當媒體受到「官方」的管控，這不就是「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嗎？

當然，我們也在此回到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經典疑難。一部分人會發出這樣的疑惑：這樣的舉措，難道不會更加導致混亂、乃至人們的不知所措嗎？人們鑒別能力這麽低，這樣的機製不會影響「穩定」嗎？

人們「鑒別能力」的低下，如果不是作為錯誤歸因（即以「謠言止於智者」為前提、而大家相信謠言，推導出人們都不是智者）出現，那麽在其使用中就隻是一種自相矛盾而已鑒別能力的低下如果屬實，那它恰恰是信息被壟斷的症狀：正是因為人們被迫相信唯一一個權威，正是因為那個權威將自己設定為信息和真相的唯一合法來源，人們才因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斷力、導致自己失去鑒別信息的能力；而綜合性的信息來源和視角可以打破這種壟斷；就算無法使得廣泛性的、盲目相信某一信源徹底成為不可能，也可以改善之前的情況。

當然，我們不裝外賓；我們很了解人們真正會厲聲責問些什麽：你這樣的提議，不還是西方那一套「XX自由」文化霸權嗎？

關於「西方xx」這套話術，我們會在後文詳細解說；並且諷刺的是，「話語霸權」還恰恰就是一個來自西方（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概念。但在目前，我們發現的恰恰是這樣一點：一些看似屬於西方價值的東西其實並不那麽具有地域性，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一些問題時，所必然麵對的結構性訴求。比如我們在上文引用過的、上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
Jean-Nol Kapferer 的《謠言》一書中，就記述了美國在二戰期間、為了對抗「謠言」的有趣案例：

熟悉嗎？這套手段在二戰時期就已經係統化了

這一描述難道不似曾相識嗎？我們所麵對的問題、我們所做的選擇，真的有那麽獨特嗎？

回到新聞自由。即使是從務實的政策角度講，自由的信息流通也不僅不會導致社會混亂，反而會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因為信息越受嚴格審查，「不和諧」的聲音就越不容易出現，人們對於「不和諧」聲音的閾值就越高。隨著對於「不和諧」這一標準的提高，刺耳的評論消失後、溫和的批評就刺耳了，在溫和的批評消失之後、保持沉默甚至不那麽用力的誇讚都會變得可疑起來：因此「不和諧」的聲音不可能被消除，但言論的閾值會越來越高，如同一根繃得越來越緊的弦一樣，直到繃裂。

至於那些對於西方媒體「雙標」的批評，其實根本不傷作為價值的「新聞自由」一絲一毫；相反，對於「雙標」的批評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西方國家真的會把新聞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觀去追求。因此，所謂對其雙標的批評，恰恰是在說他們的新聞自由仍然做得不夠好、仍然有提升的空間、仍然沒有做到真正的自由，因此便正是對其所追求的價值觀的默認和肯定。此外，目前所有對於西方媒體的批評，幾乎全都是針對他們對中國的態度、而非具體哪篇西方媒體針對自己國家（西方國家）的報道的。原因很簡單：它們確實做得很好。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國每年發布的針對美國政府的「人權報告」，引用的全都是美國「西方媒體」的新聞源。

此外，「西方媒體」領頭人紐約時報，是會批判美國政府雙標的。

進一步講，對於「雙標」的批評隱含的恰恰是一種真正的「崇洋媚外」：言論自由這一價值本身是否正確並不重要；因為隻要我們能證明美國和我們實則是「一路貨色」（甚至隻要有半點不完美契合「新聞自由」之處），我們的行為就自動擁有了合理性：並不是言論自由因此就對或者錯，而是言論自由本身的正義性不再重要。這便是一種純粹的依賴，即美國做了什麽，什麽就是正確的；因此，我們隻要證明美國和自己一樣、甚至還不如自己，那麽自己便勝利了。

另一種常見的對於信息公開和媒體監督的反駁，便來自於對「引起人們恐慌」的恐慌；盡管我們明明知道在本次疫情一開始的時候，人們的問題不是「過於恐慌」，而是過於不恐慌了。

因此我們會說：信息的充分並不直接導向恐慌；充分了解情況危急但又不知所措，才會導向恐慌。因此，最關心、了解本次疫情情況的誌願者們，並沒有多麽恐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麽；而在圖片這個特定的例子中，他們選擇相信那個權威、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下文即將談到的公民自治組織、市民社會的薄弱，才是使得他們必須相信的原因：否則，他們便確實沒有任何可以做出其它選擇的互助手段。但須強調的是，這樣一種現狀本身就是強大的國家機器對市民社會的壓縮，導致的問題的一部分。

回到剛才的議題：我們當然不是在說，我們現在就應立即完全放開新聞和言論、甚至達到某某國家水平：我們還有太多問題需要處理。我們所要求的，正是在法律上完善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是要求這一條文不隻是一紙空文、而是能起到實際的保護作用的法律律條。我們要做的，正是放棄對這一詞語的恐懼，開展對其標準和邊界的討論；最基本的，我們應該意識到目前的模式有著極大的隱患。

畢竟，新聞自由雖然不能「當飯吃」，但在關鍵時刻、是可以救命的。

武漢紅十字會在1月30日自豪地公示，已經收到社會捐款近四億元，「已撥付指揮部5391.46萬元」，並「定向捐贈400萬元」我們害怕哪日也獲得被「辟謠」的榮幸，便不在此多加評論。但相信每個看清這些數字單位並能做做簡單算術的人，都已然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心知肚明。

一月中旬以來爆出的種種紅十字會和慈善組織醜聞，哪怕隻拿出一例，也足以讓我們發出這樣的疑問：這些本職工作是傳達同胞的人道主義關懷，且戰鬥在人類生命與健康一線的組織，為什麽卻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成為了笑柄？而又為什麽，為湖北省防疫工作募集款物的重擔卻落在了那些倉促組建、其成員平均年齡甚至很可能不到18歲的民間自發誌願組織上了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絕非抓出又一個郭美美，因為問題遠不止出在紅十字會上。更關鍵的是那些本應分擔責任、卻悄然淡出公眾視線的組織：為什麽為缺乏防疫保護的環衛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學生自發形成的組織、而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呢？為什麽全國各地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誌願組織都是不得不自發形成的、而已經發布了所謂「行動令」的共青團卻還在道德高地上用鍵盤指點江山呢？最重要的是：為什麽武漢與湖北省的醫院已經絕望到直接向社會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國四處行動起來之後還是發出了物資即將用盡的哀號曾讓人引以為傲的「舉國體製」，哪去了？

現代社會之中，在理論上擁有主權的民眾和實際上行使權力的政府兩者之間，存在著連接兩者的「聯係機關（Linkage
institution）」例如學生參加共青團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通人閱讀人民日報了解時事；這其中最普遍、與民眾關係最緊密的則是民間團體（市民社會）。學生參加的學校社團、業餘運動愛好者參加的體育協會都屬於這一分類。

曆史地，在古代和近代中國，這類民眾自發形成的民間團體在同自然災害鬥爭、推動社會進步兩方麵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古代每每黃河泛濫、官府治水，當地的商會都通常會為治水築堤出錢出力；到了近代中國，正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反映的那樣，以工會、農會為核心的民間團體更是讓千百萬工農覺醒並組織起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曆史作用。

在世界範圍內，民間團體促進了民眾參與到政治中去，並同樣經常發揮救濟和援助的作用：例如英國的工會大會（TUC）不僅組織了英國各行各業的工人集體發聲、保障他們的話語權和對政治的參與，更承擔了救助弱勢工人的責任；而在不少國家，慈善救濟甚至幾乎全是由私人擁有的，歸屬於「民間團體」的慈善組織完成的。對於自然災害而言，民間團體的作用如同海綿：西歐的不少慈善組織會在平常時期儲備食物、藥品等物資，而麵臨災害時這些物資則可迅速用於救濟。由於民間團體具有很強的本地屬性，這種資源調度往往比國家機器要及時得多。

另一方麵，民間團體在平時也起到了吸收社會不滿、消化個體困難的作用，因為社會並非隻有「動亂-穩定」的兩極狀態，哪怕在太平盛世也總有因種種原因產生的社會不滿這時，工會、誌願服務組織、慈善組織等民間團體就起到了吸收來自個人的不滿、解決個人的困境，並把那些普遍的個人的不滿一起製度化地和平表達的作用：換言之，這些民間團體也是減震彈簧、降低了維持穩定的成本。

但是在我國，出於長久以來的一些政治原因，民間團體的組織程度及規模遠不足以實現以上所述的種種功能：出於「穩定」的需要，我們自己曾參加的一場三四百人不足的、毫無政治性質可言的學生活動便能被從校方到派出所的十八道金牌緊急叫停；我們也曾聽說幾十人規模的讀書沙龍等學術活動也能被當地警方以不太充分的政治理由取締。更不必說那些嚐試服務更大群體的民間團體了。

上述提及的幾個組織，都屬於「非政府公共組織」、或者說「官方非政府組織（GONGO）」它們既不屬於政府機關、也不屬於民間團體，而是介於兩者之間（以下為方便起見，簡稱其為「公共組織」，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使用的這一概念並不包含政府本身）。然而，本應同樣起到服務社會、協助防疫作用的這些公共組織，卻由於在其內部漸漸擴散開來的官僚邏輯下與官方組織同樣失效了。

增強國家對公共組織的滲透和控製、並在社會上擴張國家控製的公共組織
(Corporatism)，以及將社會中那些較有影響力的精英和民間團體招募進體製
(Cooptation)這雙管齊下的手段，為國家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但也損害了民間團體賴以生存的環境；前一種手段把上文所述的「對上不對下」的單向問責製帶入了公共組織，後者則壓縮了民間團體發展的空間。

公共組織腐化的過程十分漫長、但邏輯卻出奇地簡單：以紅十字會為例，它擁有一定動員民眾的能力、又因其慈善組織的性質容易獲得民心；它擁有獨立的財務而不受國家財政的約束、又在國際上擁有較高的聲望和支持；於是國家對其的忌憚就演化為神經質的敏感，生怕它壟斷政治活動、生怕它成為那個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境外勢力」挑戰黨的領導的馬前卒。

出於這種敏感，國家理所當然地試圖強化對公共組織的控製
(Corporatism)，也就是對紅十字會不斷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滲透入紅十字會的方方麵麵，並最終使之官僚化、成為國家領導下的官僚秩序的一部分。而公共組織的職務也不過是這個官僚秩序中被量化為局級、部級的漫長上升階梯的一部分。

當地紅十字會負責人是當地副省長

但最終導致了腐敗、並使紅十字會的醜聞遠比地方政府的劣跡嚴重的，是其問責機製比真正的官僚體製更加僵化而無效：紅十字會不僅不用對其理應服務的民眾負責，民眾也無法對其工作提出製度性的監督；並且，由於其公共慈善組織的性質，甚至連對上級的政府領導機關也不必負多少責任了，來自紀檢部門的監督也不如真正的政府機關那樣嚴格。相反，若在地方層麵上紅十字會的表現過於引人注目、贏得了民眾的好感乃至於發動了民眾的自覺行動，還可能會因上述那對穩定的神經質敏感，而引起上級領導的猜疑和其與同級地方政府的衝突。如此一來，腐敗和不作為無人監管、反而可能得到默許，但做多了好事卻可能引起猜疑和矛盾，紅十字會當然也就成為了收費的倉庫管理員、貪汙善心的貔貅、和安放那些因醜聞而無處可去的官員的停屍間。

所以，譴責紅十字會及其中某些臭名昭著的個人的罪惡和腐敗是沒有意義的。是怎樣的製度逼迫紅十字會腐化而變成了無比平庸的官僚機器？是怎樣的動機使屍位素餐、道德淪喪者能坐到紅十字會的主管位置上？這些問題才是值得拷問的否則，一個郭美美倒下了，這個機製還會生產出千千萬萬個郭美美去繼續拚命蠶食人們的愛心。

比上述的控製手段和緩慢的腐化更為致命的，顯然是無處不在的對政治的壟斷和為了維護這一壟斷的、神經過敏式的鎮壓。「就連鼓勵大學生不用一次性筷子以保護環境那樣無害的環保活動，也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政治，以免這些組織起來的人被視為潛在的反對派。其領導者搞不好便會被開除甚至監禁。」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學生在國內高中、大學的親身經曆就完全能夠證明這一論斷。

在這種被稱為「谘詢性的威權政體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之下，被納入官僚結構的紅十字會與全國總工會為官僚精神同化；對民間團體自身發展甚至生存空間的壓迫又讓民間的力量在平常時期無法被組織起來；而等到自然災害爆發時，這些原本能夠動員起民間力量的作為中介的聯係機構，全部保持了驚人的低效、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更失去了民眾的信任。這種絕望，意味著輿論的話語中一種非理性的對「舉國體製」的期待成為必然。

倘若維護穩定的需求能夠為這種壓製民間團體繼而造成惡性後果的政策辯護，那麽我們也許有理由接受這一現實；然而威權政體對民間團體的打壓反倒提高了維護穩定的成本。這不僅僅是因為先前所說的民間團體「減震彈簧」的作用消失了，更意味著在社會危機的時候，缺乏日常政治參與的、同時缺乏對主政者基於良性溝通的信任、或普特曼所謂的「政治氣氛」的民眾，更容易產生極端激化的情緒。這種在社會危機時刻的民眾迅速激進化，是一種「政治的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我們看到，在短短幾周之間，社交媒體上大眾對地方政府和紅十字會等官方組織的批評聲音，幾乎就超過了過去一年的總和；而也有比平日裏多得多的人，開始積極地尋求以不同的形式參與政治生活：或是簡單如在公共領域中發表觀點；或是參與、組織那些旨在應對災害的民間團體。

同樣在短短幾周之內，從深圳到北京、從北美到歐洲，民眾自發形成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動員起成千上萬的人為防疫工作出錢出力。這種臨時形成的民間團體在支援防疫前線時的種種苦衷，例如因缺乏審查和監督供貨方的經驗而讓大筆善款打了水漂的案例，恰恰證明了平日中民間團體的弱勢所帶來的副作用，是危急時匆忙動員的民眾遠無法彌補的三尺冰封。

但這仍然是一種幸運的現象：民眾基於樸素人道主義和同胞情感的動員既證明了平常時期民間團體受打壓而導致的危機時期政治社會化的激烈程度、以及同樣激增的高維穩成本，但也同樣反映了：哪怕時至今日，我們的意誌仍然沒有沉淪。我們仍然在屈服與覺醒的邊緣抗爭，我們仍然有動員並把自己組織起來的能力最珍貴的是，我們仍未忘記同理心和對更好社會的想象，也仍未喪失為了這種想象而鬥爭的決心，這是留給未來的人們最寶貴的財富。

這種政治社會化的現象，提醒我們必須展現出這樣一種立場：我們需要恢複到一種不將自己視為局外人的「公共生活」觀念中，不再冷漠或犬儒地對政治問題冷眼旁觀，不蜷縮在感人肺腑、含情脈脈的「世外桃源」生活之中道理十分清晰：誰又能保證倘若疫情爆發在我生活的廣東或是你生活的上海，我們又能恰巧遇上清明而全能的青天大老爺和父母官、遇上廉潔而高效的紅十字會呢？我們試圖拷問這一切，根本上隻是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辦法逃避這一切，即逃避政治和社會。

打開社交媒體、看看在這一兩個星期之內組成的學生和校友會組織發布的募捐消息「回到政治中去！」，我們絕望但又滿懷希望地呼喊著。

當目睹了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的集體失效時，寄希望於舉國體製就成為了自然的現象，因為隻能期待舉國體製去調動起地方急需的社會資源；然而，舉國體製和高屋建瓴的中央決策又怎能察覺到那些隻有本地的官方或民間團體才能洞察的、十分本地性的信息呢？日理萬機的中央又如何細致入微地考察每個市、縣、街道乃至每個醫院的需求呢？最終，舉國體製在麵臨這種地方上微觀卻總體上急劇增加的壓力時，不得不向他曾親手鎮壓的民間求救。

遺憾的是，舉國體製至今仍然沒有發揮出那種在我們幻想中的舉世矚目的作用：即便各級政府主管部門都宣稱口罩和醫療物資的生產已經被動員起來、物資供應正在緊鑼密鼓地安排著，但在湖北省防疫一線的幾個主要的醫院，仍然絕望地在社交媒體上繞過政府和他們的上級衛健委、直接向公眾求援。

在這個舉國體製的動員過程中，各級政府機關也笑料頻出，仿佛一台維護不善、處處生鏽的比我們這代人的年齡還要老的機器。哪怕在我們這代人的生命中，這台機器在03年、08年等等的曆史時刻已經一次次地動員過了。

國家並非一個如同人一般如臂使指的實體，正如舉國體製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遠不是「芝麻開門」那樣的咒語；相反，若想要動員起舉國體製以從國家層麵調度資源、以幫助防疫抗災一線，便要從北京的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家衛健委，到湖北省的省委、省政府和省衛健委，到武漢市的市委、市政府和市衛健委，這樣全數層層動員起來。而隻要分析了這一層層動員的過程，就會發現為什麽對舉國體製抱有希望是一種天真的想法了。

舉例來說。在我們的中學教育體製之中，一位校長很難了解學校裏每個班的狀況，而每個班主任又很難完全了解自己班上四五十個學生每人的情況，因此班主任總是依賴於由學生組成的班幹部、也就是課代表和紀律委員之類人等，去監督每個學生是否按時交了作業、是否上課開小差等等；在現代國家中，社會發展導致政府需要處理的信息量激增，因而也就形成了類似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結構。

我國從中央到地方的結構當然比學校複雜得多，但其主幹與關鍵枝節仍是類似的傘狀結構：每一級政府機關都像雨傘一樣下轄了若幹下屬機關。無法對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都有所了解的主管機關又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其麾下的眾多下屬機關；除此之外，每一級的政府機關還有他們需要為之負責的平行的黨的組織。例如市委領導市政府、校黨委領導校長辦公室，這種體製可以歸納為「黨-國機器（Party-State
apparatuses）」。在這個傘狀結構之下，是理論上應被政府服務的民眾、以及民眾所生活的各個具體的地區。但是，每一級的主管機關都感到自己難以細致地考察其下一級政府機關所負責的地區和領域他們也確實缺乏做到這一點的手段而把相當大一部分處理具體事務的權力下放給了他們的下級。而下級機關又因同樣的感受而將一部分具體的權力又下放給下級的下級直到這個大金字塔的底端，也就是中學之中的校長、教務處、科組長、年級級長之後的直接麵對學生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一級。

然而，每一層下級機關在政治係統中的績效、晉升前景乃至於政治生命，都是由上級決定的，而上級機關也同時擁有一套對下級機關的考察指標。正如上文所討論的那樣：學生無法用製度性的手段迫使他們的班主任做出改變、隻能寄希望於班主任善心大發而聽進學生的訴求。直接對民眾負責的金字塔末端的下級機關也是如此，他們隻需要滿足上級製定的那一套考核標準，便能夠在這一係統中生存下去了。

認真負責的班主任尚有辦法去處理學生的訴求、以最適合學生的方式開展教學，因為在班主任和學生之間還有學生的班幹部，後者可以為班主任提供他所難以直接取得的關於學生具體需求的信息、也能將班主任的管理政策落實到每個學生身上；而在社會中，「班幹部」的角色就是上文所述的「民間團體」，其製度化的訴求表達能夠讓政府機關聽到民眾的需求、又能將政府機關的意誌向民眾具體傳達，使認真負責的主管官員也有辦法真正為民眾的訴求服務。

但是正如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那樣，民間團體連同公共組織在中國社會中被壓製了太久，隻剩下那些體育協會式的組織還在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而那些政府機關真正需要的能向上表達訴求、向下傳達意誌的民間團體，幾乎已經消失不見了。主管官員們如同被戳瞎了一隻眼睛之後又斷掉了一條手臂。

如此一來，在這個高聳入雲的金字塔中，每一層政府機關都希望下級去考察具體的情況、做些具體的事情。但每一級政府機關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級望去、試圖揣測上級的旨意。最終到直接麵對民眾的金字塔底端，已經沒有下級可以再給主管官員向下推諉了，他們也早已失去了真正考察民意、為社會服務的辦法了，他們唯一剩下的延續政治生命的手段，就是保持平庸、並把過錯都推到同僚或民眾身上。

這種政策製定的庸俗化並非中國的專利，而是威權體製的普遍現象，但在一個人口規模如此巨大、地方的差異如此多元的泱泱大國中，它就顯得更為致命。

輿論記住了汶川地震時的八方支援、非典肆虐時的可歌可泣，但卻忘記了當年同樣被爆出過的政府層層隱瞞、處置不力、貪汙善款、豆腐渣工程，在自我感動之中把當年就已經處處生鏽、吱吱作響的舉國體製機器捧上了神壇，而讓這個機器中的每一層機關都更難在這種潸然淚下的氣氛裏進行有效的自我反思。

如果舉國體製是唯一的希望、還代表了所謂的民族精神，那我們就不應為它做出了什麽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更應當關注有哪些我們本希望它實現的它卻沒有實現：火神山醫院的「在線監工」真是行之有效，把人們的目光都吸引向了這襲華美的袍子，而忽視了那些更討人厭的、無處不在的虱子。

官僚結構和舉國體製的大金字塔，設計的本意是讓黨的領導和中央的意誌能層層貫徹下去、讓權力和資源調度能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然而它今日卻已經如同一個高位截癱的病患那樣，除了揮舞著雙手、高喊著激動人心的口號之外，再沒有什麽可以做的了。我們固然可以稱讚「戰地醫院」建造之迅速，但我們不妨捫心自問：用因同樣一種係統犧牲的成千上萬無辜生命換來的「速度」，真的那麽令人欣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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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客網:中學生寫出的微信熱文：痛斥國家官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