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邢初
連續資助 8
年的農村女孩畢業後選擇嫁人成為家庭主婦後，陳果（化名）將自己的失望與沮喪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一夜之間被閱讀、轉發過萬，還以 ” 資助
8 年的女孩畢業後做了家庭主婦 ” 的詞條，一度登上了微博熱搜。
這是一個蠻 ” 張桂梅 ”
式的故事：用個人力量資助底層女孩通過讀書上學，拓寬眼界與人生的可能性，希望她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改變大多數農村女孩被安排與被複製的命運。結果事與願違。
據陳果自述，八年前，出身農村的陳果決定資助一名初三女孩讀書上學，去年，女孩終於順利讀完大學，陳果卻得知對方正準備嫁人，丈夫是一個比女孩年長
13 歲、經濟富裕的男性，” 男方著急要孩子，她現在想的是盡快懷孕生幾個孩子 “。
女孩向陳果坦言：” 我隻是在把握一次改變我命運的機會而已 “。
陳果在社交平台發的文章截圖
唏噓與爭議隨之而至。一種聲音認為，作為自願資助方，陳果不該對女孩的人生進行任何操控或影響。嫁給年長有錢男性、成為一名家庭主婦，都是 ”
個人選擇 “。
不過，得警惕，有時我們會被所謂 ” 選擇自由 ”
糊弄了事件的核心。所有出於個體目的進行的考量和抉擇，都不可能脫離我們生存的環境泛泛而談，大部分公眾真正關心的，是更廣闊、普遍的底層女孩命運。讀書之於她們的認知與抉擇影響，還可以去到何處？
而陳果在後續帖子做出的最後回應，其實概括得也是這個意思：
” 有人說她是‘現實聰明人’，我是‘理想派傻子’，或許吧，我隻知道女性都做‘現實聰明人’，就會倒退回 100
年前。我想要的世界是：女性，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我相信有一天會實現，即使我這輩子看不到。我還是會繼續幫助女孩子。”
她們的失望，能理解
陳果與張桂梅校長的失望屬於同一種失望，而這份失望及沮喪，首先是百分百值得理解與體諒的。
從 1996 年初到雲南華坪縣，到 2008
年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終於籌建起全國第一所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十幾年來，張桂梅像乞丐一樣在全國東奔西跑地籌款，幾乎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這群山裏的、校裏的女孩們。
這份堅韌的動力有具體來源。在華坪縣的這十餘年內，張桂梅切身感受到了女性在貧困地區的惡劣處境：不少家庭都願意將兒子送去學校，女兒則留在家裏幹活，當張桂梅想說服父母，對方卻總會說：”
女孩嘛，學得好不如嫁得好 “。
張桂梅 / 圖源：東方 IC
正在閱讀此文的人，或許大多幸運，沒有聽過這樣的話，但或許有易裝同質版，比如中學時會有老師家長默認 ” 男生後勁足 “”
男孩子適合學理科，女孩子腦筋不行 “。
感受到了壓力，產生過困惑，人才會思考，才會向前進，才會努力做出一些改變。
至於陳果女士，在其自述裏可以看到，同樣農村出身的她，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感受原生環境的種種怪異。比如，村裏有不成文的規定：如果頭胎是女孩，就可以生二胎。如果頭胎是男孩，那就隻能生一個。
小時候的陳果不理解，為什麽家家戶戶都是姐姐弟弟組合？為什麽村長候選人都是男性？為什麽新聞裏的領導也都是男性？
她去問奶奶，對於這些問題，奶奶都給出相同的回答：” 都是這樣的。”
《我的姐姐》劇照
” 從來如此，便對麽？”
陳果的不理解持續到她長大成人，讀了書，學到了知識，她才漸漸明白：曆史上女性的社會地位真的很低。而近代以來，女性地位改變的根本原因，是她們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可以和男性一樣工作、創造及獲得社會資源，”
一代一代女性在社會上的努力，才有了今天 “。
基於此，陳果堅信：” 女孩子多讀書，有自己的收入、事業，對她而言總是好的。”
至於被陳果資助的那位女孩，則是陳果一位教初中的同學的學生。這名老師曾在與陳果聊天時提到，”
到了初三以後，班裏一半的學生都坐不滿，女生更是寥寥無幾，她正在上課，一個父親突然拉著一個女生往出走，女孩反抗，被拉到講台時緊緊拽著講台，讓老師說讓她留下來讀書。”
陳果聽後深為觸動，” 我想，她是想讀書的，對，我認為她是想讀書的。” 陳果認為，自己資助那一名具體的女孩是出於 ” 私心 “，”
如果她是男孩，我不會資助她 “。
剛開始資助的時候，女孩成績不錯。懷著一種 ” 不能讓她放棄 “” 不能可惜了 ”
的心態，陳果開始堅持資助對方。早些年，陳果自己的經濟條件不算好，” 一個月掙 2-3
千的時候，將近要拿出一半收入，隻想她有書讀、堅持讀下來 “。
在陳果的資助下，女孩順利讀完了高中、大學，直到去年大學畢業後，陳果才停止了資助。今年過年，陳果才得知了對方正在準備結婚的事，女孩選擇嫁給了一個比她年長
13 歲、經濟富裕的男性。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女孩身體力行地向陳果闡釋了一部分底層女性對自身命運的理解與選擇：一個出身貧困、從小吃苦、學校普通的年輕女孩，自知 ” 最大的優勢
” 就是 ” 年輕、漂亮 “，而婚姻，就是她們眼中第二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因為沒參與女孩的成長，這些年女孩經曆過怎樣的曆程與心境，陳果不得而知，她看到的故事是線性的：我資助她讀書八年，她卻選擇了一條與村裏沒讀過書的女孩們相同的路——早早嫁人，依附男性，不再工作。
陳果的失望，絕非因為 ” 對方沒有按照我的意願去過人生
“，當然，也沒有人有權利幹涉女孩的個人選擇。隻不過，有一種普遍的無力和失語，超越了具體的個人，麵向更廣闊底層女性群體。
麵對女孩退返錢額的請求，陳果拒絕了，” 怎麽會就是錢的事呢？我想傳遞給她的僅僅是錢麽？”
她們的未來，在哪裏
在 2016
年的一部紀錄片《出路》裏，導演鄭瓊用了六年時間，記錄了三個不同階層的孩子如何長大成人。其中，西北山區的十三歲女孩馬百娟，每天都要步行十幾公裏去上學，五點鍾天不亮出門，用饃片泡白開水當早餐，晚上回到家後，還有做不完的農活兒等著她。
村裏學校隻有一個老師，五個學生，師資薄弱，教材落後，但紀錄片拍攝初期的馬百娟仍然對未來滿懷期待：”
我要去北京讀大學，然後給別人打工，每個月掙一千塊錢，給我家買些麵，家裏的麵不夠吃，再買一些油。”
馬百娟
不過，她的夢想很快被現實擊碎：由於經濟困難，哥哥患病需要醫治，為了分擔家庭重負，馬百娟輟學了。（片中，馬百娟輟學的時候是哥哥替她去向老師說的，馬百娟並非主觀上不想讀書，因此，她沒有勇氣主動麵對
” 放棄學業 ” 這個現實）
馬百娟去應聘飯店前台，因年齡太小、沒有學曆而被拒絕，其他需要基本電腦操作技術的工作，也紛紛將她拒之門外。
在被學校、社會都排除在外後，馬百娟的未來隻剩下一條路：結婚和生育。
影片裏最讓人難過的一幕，發生在馬百娟再次回到村裏以後。三個與她同齡的女孩站在太陽下聊天，她們都大著肚子，有說有笑，言談間盡是家長裏短。花季年齡，卻似乎已經看到了人生寂寥的盡頭。
至於馬百娟，影片末尾以一行字幕交代了她的青春：”16 歲的馬百娟嫁給表哥。”
馬百娟和已經懷孕的女孩們
許多人也許習慣於相信九年義務教育是理所當然，相信高考是平等的機會，但需要留心，從小到大來自學校與社會的層層篩選，已將我們相對固定地限製於近似圈層的生活裏。
當我們在公共話語裏為千萬大學畢業生擔憂，打趣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關心考公與大廠的年輕人，在看不見的萬千遼闊鄉村裏，在不被充分書寫的互聯網背麵，還有一群數量遠超想象的孩子，從離開書桌那一天開始，從挑起重擔麵朝黃土那一天開始，他們也許就再也沒有能力抬頭仰望天空。
而在這些孩子當中，女孩要麵臨的命運旋渦，往往更加深重、黯淡。
近年來，隨著農村空心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等社會變動，” 農村單身青年 ” 受到關注，對相當一部分滯留鄉村的單身青年來說，”
娶不到媳婦 “，將成為他們麵臨的首等頭疼之事。
但對女孩們而言，如果她們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大山，等待她們的命運，很可能是被父母操辦出嫁。
因為在傳統的鄉土秩序裏，女性對於家庭、社會的最大價值，不是體力優先的勞作，也不是需要智識的建設性活動，而是生育與繁衍。
在傳統鄉土秩序裏，對女性而言其最大價值是生育與繁衍 /《熱帶往事》劇照
運氣好一點的，尚可通過媒人或自由戀愛，與同階層的男青年組成家庭。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在家中受到輕視的女孩，不被顧及意願地塞進一段婚姻，用一代代的孕育、生養填滿自己下半生。
因此，張桂梅校長才堅信，” 讀書對有些人重不重要不一定，但是對我們這群孩子是 100%
重要。她隻能讀書才走得出去，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變三代人。”
不過，也有人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被資助的女孩、接受過教育的女孩，選擇嫁人同樣是一種改變階層的行為，同樣是 ” 靠自己的努力
” 走出了大山。
的確，雖然在中學階段得到了資助，但占據女孩成長大部分的生活，仍然是貧困與窘迫。想要真正改變階層，扭轉忍受了幾十年的貧窮與艱苦，光靠讀書與考試，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大山裏的女孩們想要通過讀書和考試改變階層並不是一件易事 /《大象席地而坐》劇照
據陳果講述，女孩的大學並不算好，也沒有額外的技能競爭力，走出社會後，擺在她麵前的，也許是無數更高、更密的大山。
此刻，婚姻的出現，對她而言，就是一根稻草，一道近在咫尺的龍門。
因此，這同樣是情理之中、符合人物處境的一種選擇。
隻不過，包括陳果在內，更多公眾關注的是——這八年資助究竟給女孩帶來了什麽？大學生身份給她帶來的，除了作為年輕新娘加入豪門的婚姻優勢，是否還有其他認知、抉擇方麵的正向影響？
接著，我們才能繼續討論：為什麽通過婚姻改變人生並不屬於真正的改變？為什麽我們不鼓勵底層女性將 ” 嫁個好人 ”
視為人生目標？
家庭主婦，哪門子 ” 捷徑 “
在得知自己的學生成為家庭主婦後，張桂梅曾語重心長地慨歎道：”
全職太太當久了，你就被社會淘汰了。難道指望他們養你啊？女人靠能力，不要相信這些男人。你看男的在外麵找小三多少啊，把你甩在那個地方。”
對大多數普通家庭主婦而言，首先經濟層麵不得不依賴丈夫，情感和尊嚴上，也由於缺乏自己的社會交際圈層，而漸漸變得隻能依賴丈夫、孩子。
用日本女性學者上野千鶴子的話來說，沒有周末，沒有休假，沒有工資，缺乏獨立性和尊嚴感的家庭主婦，極易讓人失去個人身份認同。
大多家庭主婦容易失去個人身份認同 /《坡道上的家》劇照
當她們自願放棄參與社會勞動並爭取社會地位的資格，或許在短時間內她們可以擁有較高的生活品質，但長遠來看，她們生活的唯一經濟與精神依靠，大概隻剩下了家庭，更準確一些，隻剩下丈夫。
韓國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以更加直觀、犀利的方式，呈現了家庭主婦們麵臨的具體困境：成為全職媽媽後，金智英不得不放棄原本前途可期的工作，圍著無休止的孩子哭聲、無窮盡的家務活兒，她的辛勞和壓抑不被看見，更不被尊重，”
隻有我一個人處於戰爭中 “。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內，社會勞動都是男性的專屬，女性坐鎮後方做 ” 家庭主婦
“，既是文化傳統上的理所當然，也是社會的客觀推動。
因此，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地區，隻要家庭勞動一天未被放在與社會勞動同等價值的地位，家庭主婦的命運，就大概沒多大不同。
如果家庭勞動的價值不被重視，那麽家庭主婦的命運並沒有多大變化 /《坡道上的家》劇照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做家庭主婦，對一部分底層女性，仍然具有極高的吸引力與魅惑力。
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認為，成長於充滿 ” 各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女性迷思 ”
社會中的女性，從童年時期就開始被鼓勵相信：” 女性的意義就是為他人而存在，尤其是為了男人而存在
“，而非實現自己的夢想、追求有意義的生活。
但若如此，女性便 ” 注定要 ”
感到失敗和內疚，因為如果她符合所謂的理想女性標準，比如一個賢惠的妻子、一個強大的母親，她便隻會是一個幻影，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當然可以用 ” 自由選擇 ” 說事。但需謹記，我們為追求某一境遇的改變，依賴的是每一份微小的希望和力量。
《82 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理想的社會，不是每個人都參與競爭，都變成叢林法則裏的強者，不是 ” 隻有這麽選擇才有出路 “，而是 ” 任何選擇都可以活得不錯
“，是即便做家庭主婦也能得到尊嚴與經濟的保障。
正如上野千鶴子在 2019 年的東京大學開學典禮演講上說的：
”
請不要忘記，那些你們自以為‘努力換來的回報’，並不單單是你們拚命努力的成果，而是你們身處的環境所賦予你們的。你們今天之所以能覺得‘努力就會有回報’，是因為在過去的歲月裏，你們周圍的環境激勵你們、督促你們、支持你們，並且稱讚你們所獲得的成就。你們是足夠幸運的，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即便努力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存在著即便想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也存在著由於過度努力而身心受挫的人，還存在著努力之前，因被別人嘲諷‘就憑你不可能做到’，或陷入自我懷疑‘反正我也做不到’，而喪失前進的動力的人。”
那一年，東京大學被曝出對女學生采取錄取歧視，男學生的錄取合格率比女學生高出 1.29 倍 -1.67 倍不等，即便，”
事實上，各種數據都表明，女性考生的偏差值普遍高於男性考生。”
2019 年，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新生入學儀式上的演講
實現理想道阻且長，是一條需要漫長努力的築塔之路，我們應該慶幸及期待，仍然不斷有人，在往上搭一塊磚，築一寸牆。她們的信念與失望，都源於內心的一份堅信：女性是可以依靠自己改變命運的。她們擁有主宰自己人生的力量，可以向被安排、被交換、被壓榨的命運說不。
我們生活的世界裏，依然在大量領域維持著 ” 努力就能得到回報 ”
的秩序。身處其中的人，大概率會希望、也有一定的義務，將自己感受過的這份回饋，傳遞給那些更底層的、正在被或即將被折斷翅膀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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