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作家的長篇小說獲獎後，有人在朋友圈誇獎道：“一點也看不出是女作家寫的。”
看了這話，你可能都會嘀咕：“有這麽誇人的嗎？這話難道不涉嫌厭女？”更值得深思的是，說這話的並非老一輩人，卻也是個年輕女作家。
這件小事再好不過地印證了一點：女性主義在近兩年的公共討論中，雖然常常被看作是一部分特定群體為自身爭取權利和發聲空間的努力，但有沒有女性主義意識，其實說到底和性別無關。
法國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她本意是說“女人”作為一種社會身份，是被規訓後才接受下來的一套規範，但反過來或許也可以這樣理解：女人也未必天生就具備女性意識，這是需要在認清自身權益基礎上不斷反思才能形成的全新自我。
女性爭取權利為什麽那麽難？
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所著《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海三聯書店，2015）也斷言：在男權社會，不厭女的人是不存在的，包括女性自身。
她在剖析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男權意識後得出結論：“厭女”其實是這個社會的支柱，因為所謂“男子氣”乃是通過對女性加以排斥來定義的，即“男子氣＝不是/不像女人”。
這就是為什麽女性爭取權利如此之難：因為這不僅僅隻是“讓女人也分得一點利益”而已，而意味著要觸及男權社會的底層邏輯，隻有進行結構性的變革才能做到。
上野千鶴子
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中，她和田房永子對談，從切身經曆談起，更進一步說明：女性主義意識的興起是與社會變遷同步的。
每一代人對女性工作的理解都很不一樣，在那種認為“良家女子不應該出去工作”的年代，女性都會不自覺地選擇依附男性的生活方式，因而隻有新一代成長起來之後，才能讓人看到新的可能。
尤為耐人尋味的是，她指出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中，自身缺乏女性意識的母親，往往成為女兒獨立意識萌生的最大阻礙，所謂“毒母”，正是她們試圖讓下一代更符合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
現代化並不能輕易消除男權觀念，恰恰相反，它仍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中頑強延續，靈活調適。
《應得的權利：男性特權如何傷害女性》（凱特·曼恩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認為，厭女和性別歧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兩者總是共同發力，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隱蔽的看法、觀點和假設，由此“讓父權規範和期望變得合理自然”，也就是說：男權主義者把自身的特權，都看作是“應得的權利”，但這就好比丈夫宣稱打老婆是自己的“權利”一樣，本身就隱含著不加反思的前提。
因此，女性要“做自己”，首先就得反思、批判這些話語的束縛。兩位意大利作家撰寫的《不做乖女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從女性本位的視角出發，代女性發出自己的聲音，讓我們意識到：其實所有的傳統敘事，都可能隱藏著對女性的偏見，但如果總是由他者來界定“女人應該是什麽樣”，我們就隻能看到一幅歪曲的圖景。從這一意義上說，讓女性明確自己的身份意識，重新講出自己的故事，是推動變革必要的第一步。
講述女性自身的經曆，也能給我們一些啟發。《女士接力：美國變革者》（錢滿素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選取美國不同曆史時期共九位女性，通過她們來看到女性的處境和力量，她們未必都是現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像弗裏丹雖然爭取女性權利，但卻不認同性別政治，而堅持女性應當是在兼顧家庭角色的同時實現個人的抱負。
同樣的，《那些特別善於表達自己觀點的女人們》（米歇爾·迪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展現了多位美國現代傑出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她們常常相互憎惡，也未必覺得女性是自身最重要的身份，甚至想和女權主義政治撇清關係，但毫無疑問，她們自身的存在就證明了女性所能達到的社會成就。這意味著，“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主張，我們必須回到具體的社會語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人們的訴求到底是什麽、為何這樣訴求，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單身女性的時代》（麗貝卡·特雷斯特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發現，越是現代化的大都市，越是適合女性生存，她們在這裏可以獲得更充足的安全感和選擇權，以至於婚姻也未必是必需品了，自我成就的事業或機會或許更重要。
這就是為什麽現代都市中的女性單身現象更為普遍：因為她們原本需要通過婚姻才能滿足的一部分生存需求，現在社會就可以提供了，她們也因此不必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屈從社會要求，能更好地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為什麽一個好的社會應當是女性主義的
從這一意義上說，女性主義並不隻是少數人的權利主張，因為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幾乎肯定是更人性化的，也能更好地釋放所有人的潛能，但為什麽一個好的社會就應當是女性主義的？
“負婦不得政”
《看不見的女性》（卡羅琳·佩雷斯著，新星出版社，2022）列舉出大量數據和事實來證明：男權的視角往往遮蔽了人類另一半的貢獻，看不到她們的真實貢獻，這不僅造成巨大的數據缺口，還隱藏著無數社會偏見，阻礙了女性自我實現。
她發現：在語言、思維、工具設計等方方麵麵，往往男性才是“默認設置”，而女性被視為“偏離標準的人類”。這樣，女性要獲得同樣的尊重，往往不僅要付出更多努力，而且仍然不受歡迎——因為她們會被看作是太咄咄逼人而失去了“女人味”，對“女強人”和“女博士”的偏見就是這麽來的。
她強調了一個事實：在全球範圍內，75%的無償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社會運轉離不開另一半人的支撐，“因為男人的存在理所當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時，點出她們的存在尤其重要。”
值得補充的是：看不見的不僅是女性，往往還有“偏離標準”的其他人，諸如少數族群、兒童、殘疾人等等，這一趨勢在工業時代可能是強化了，因為工業製造大大推進了標準化，但到了後工業時代則不僅可以照顧到更多樣化的需求，也更強調兼顧多元異質的聲音和權益，實現社會福祉的最大化。
美國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南希·弗伯爾曾說：“事實上，任何勞動都可以被視作‘照料’類勞動，如果考慮到這些勞動最終都能幫助他人實現某種需求。”
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一書雖然不是討論女性主義的，但他也強調指出：在自動化技術越來越先進的當下，“照料類工作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然而這種價值“恰恰是勞動中沒有辦法被量化的那部分”，這使得女性的勞動價值常常遭到極大的低估，“如果女性能夠像男性那樣獲得酬勞，那麽這世上大量的財富就會迅速轉移到女性手中”。這就需要重新認識什麽是“勞動”，其價值又究竟如何界定。
即便是在美國，這一家庭革命也尚未完成。美國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三聯書店，2021）中指出，性別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變遷緊密相關，但當代的美國女性雖然在半個世紀之前就經曆了性別解放，“女性賦權”似乎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社會共識，但照料他人卻仍然被默認為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責任。其結果，很多職場女性不得不扮演一個“超級媽媽”的形象，在工作之餘還要承擔起家務重擔，下班到家再接著上“第二輪班”。
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要建立一個“女性友好型社會”，絕不隻是“給女性讓利”的分蛋糕問題那麽簡單，它需要一種全新的意識，來重新認識不同群體的處境、付出及其價值，這首先需要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看見”原本被遮蔽、默認的那些不合理結構，加以變革。
單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這需要全社會建立一種新共識，由此才能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