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內地學生看香港的六年浮沉:2017～2023

2020 年的秋天，我來到香港讀
Master（修課式碩士），在疫情中度過了一切都歸於沉寂的一年。回憶起當時的生活，依然覺得像是浮光掠影般模糊。

我的三位朋友在過去幾年的不同時段來到香港讀書。而隨著年初香港和內地通關，越來越多的內地學生也將香港視作留學的首要目的地。

這幾年，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聯係逐漸恢複，一些對話則難以再度展開。在各種意義上的斷鏈與續接、離開與留下後，我想通過
TA 們的經曆來填補那一年的空白，以及，當物理上的連接恢複後，那些不複存在的失落又該如何填補？

一

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上，剛入學不久的九日正在等待一場講座的開始。這是一個扇形環繞的下沉廣場，台階自然地形成了座位和舞台，弧形的回聲石牆上鐫刻著曆代畢業生的名字。

不同於封閉起來的現代教室，圓形廣場對周圍的一切張開懷抱，包含天光、晚風和人。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刻，越來越多的同學和慕名而來的聽眾聚集在這裏，席地而坐。

那天的講者是龍應台，題目叫做“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講座開始之前，龍應台讓“山頂”上擠著觀看的觀眾們到前排坐下，又提議大家在日落的時候齊看夕陽。

這樣的場景讓九日想到高中時在書裏讀到過的民國曆史，在她的想象中，民國的學生們就是如此圍坐著聽老師講課。有那麽一些瞬間，她覺得這就是心目中大學生活該有的樣子。

九日是 2017
年入學香港中文大學的本科生。在來香港之前，作為遠離粵語區的北方人，她對香港並沒有太多了解，隻是期待著能去一個離家盡量遠的地方。

在她的印象裏，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繁華的大都市。但同時，也總有一些聲音訴說著它正在“沒落”的故事。

來香港的第一天，天氣特別好。飛機落地前，透過窗戶，她看到地麵上的小島輪廓變得清晰，島上有山，也有樹。學校的接送大巴開在高速上，地麵上的巨大白色繁體字地標和藍色的路牌提醒著她，這裏就是香港了。

公路旁邊是海，再遠一點是山。她憧憬著在這樣一個非常清澈、晴朗的地方開啟一段新的生活。略帶幽默意味的是，後來她才認識到，香港最大的氣候特征就是陰雨潮濕。

港珠澳大橋

二

中大人常常自嘲很“頹”，因為學校依山而建，又地處遠離繁華港島的沙田，沾不上中環的“精英氣”，同學們的標準裝束是“頹 T”
加人字拖。

“頹”和當時在內地討論很多的“喪”有相似之處。香港年輕人“揾工（找工作）”的壓力並不小，學業也並不輕鬆，再加上彼時社會氛圍的緊張，他們普遍處在低迷的情緒中。但在校園裏，你總能找到暫時喘息的地方。

九日很喜歡中大人的“乞丐氣質”，對於她的許多同學來說，成為律師或者金融分析師並無太大吸引力，學校也在製度上保護了這種天真與任性。

比如，學校對於轉專業並沒有很嚴苛的條條框框，更看重的是學生自己的考量和決定，而非硬性的成績標準。

九日在親戚的建議下選擇了經濟學專業，但大一的學習讓她覺得自己實在對經濟不感興趣，也不能很好地理解這個學科，反而社會學探討的現象和議題對她更有吸引力。於是她遞交了一份講述轉專業理由的說明，再經過一個簡單的麵試，很順利地轉到了自己更想讀的社會學專業。

九日告訴我，因為中大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和植物，學校還有一個專門記錄樹種和鳥的
app，叫中大樹與鳥。裏麵可以看到校園裏的每一種植物和鳥是什麽品種，出現在什麽地方，甚至還有編號和校友捐贈的信息。

緊繃與放鬆的混雜感和香港給人的感覺一樣，九日覺得它永遠都很複雜、很豐富。“它既有非常都市和現代的部分，也有很多可以和自然交流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從高樓林立的中環，再走兩個街區，可能就是很有生活氣息的茶樓或老街；在離島或更遠的地方，則可以找到很多被海環繞、植被豐富的村子和小島。

九日喜歡坐天星小輪，從極度現代的港島，搭乘極度傳統的輪渡，然後到對岸的離島享受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一方麵有時候你確實會感到有些壓抑，比如文獻總是看不完，比如高峰期的港鐵上總能看到站著睡覺的人，但另一方麵你永遠可以找到新的東西去看，永遠會應接不暇。”

中大校園裏的鳥類科普

三

小王也在當時那場人山人海的講座現場。他過去讀過龍應台的書，很喜歡其中的一些論述。

本科畢業後，他和大多數人類學專業的學生一樣迷茫，不知道以後可以做什麽。他在本科老師的推薦下來香港念社會學
Mphil（研究型碩士/哲學碩士），這個兩年製的項目可以申請全獎學金，正好有位老師也對他的研究計劃感興趣，所以他順理成章地來到香港。

小王關心社會議題，他隱隱覺得現狀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在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思潮之中，他亦困惑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麽。在香港讀書的經曆可能會幫助他尋找答案。

雖然有時候，小王和同學甚至老師會發生觀點上的衝突。

小王曾和研究生室友討論過龍應台所言“不在乎大國之崛起”，室友很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覺得沒有國家的強盛，何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小王並非完全讚同龍應台，但他認為，在主流敘事遍布日常的時候，更需要聽見個體的聲音，因為那事關具體的尊嚴和權利。

分歧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日常關係，小王和他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反而因為如此，兩人可以開誠布公地交流自己對不同問題的看法。

人們在一些觀念上會有分歧，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也能達成共識，這是小王所理解的交流。但讓他感到惋惜的是，如今更多人隻想知道你選 A
還是 B，沒有人在意 A 和 B 中間還存在著哪些難以被定性、被標簽化的可能性。

小王很感激在中大可以聽到很多像這樣的近千人的公開講座，以及日常生活中微小、多樣但同等重要的聲音。不論這些言說是對還是錯，在這裏都允許被公開討論。

他在碩士畢業後選擇繼續讀博，笑稱“雖然學術做得不咋地，但我還是特別喜歡學校的環境”。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六年。宿舍在後山，PhD
的辦公室則在山腳的大學站附近，他每天的行程都會跨越整個學校，便有充分的機會欣賞校園的風景。他習慣在吃完飯之後，吹著風，在湖邊散散步，看各種各樣的鳥停在湖中間，心情也會變得平靜。

校園裏的鳥

四

提到香港，人們總會認為它是最能體現多元文化的衝擊與融合的城市之一。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的作者、人類學係教授麥高登，曾經帶九日所在的班級去過著名的重慶大廈。走進樓裏，電梯旁掛著密密麻麻的牌子，指示著每一層樓的不同目的地：各種各樣的賓館、餐廳、香料店、手機店，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種在狹窄的空間裏來回穿梭，光怪陸離的場景撲麵而來。

九日在和朋友們喝酒的酒吧邊上遇到一個黑人朋友，他們在門口交談了一會兒，得知他在香港做足球教練，空餘時間就會經常來重慶大廈和同種族的朋友一起交流、喝酒。

這樣的例子在香港隨處可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帶著多重身份，但在這裏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平時在雇主家做事的菲傭姐姐，在周末一兩天的假期則會跑到中環遮打道高聳的商廈之間，或是在公園附近鋪上墊子，和姐妹們曬太陽野餐，支起手機錄視頻，練習唱歌，跳舞。

最初，九日也是帶著對文化多樣性的憧憬來到香港的，但她漸漸發現，“多樣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真正做到“融合（inclusion）”卻很難。

新生入學時，學校會舉辦迎新會，但它卻是分成三個平行板塊進行的——本地生、內地生和國際生分別有自己的迎新會，相互之間並沒有交流。被分成三個板塊的迎新會也隱喻著學生們在校園裏的狀態，雖然九日也會和一些本地生有交流或是成為朋友，但是關係很難變得更為親近，“本地生、內地生和國際生好像在三個平行世界，各自在自己的圈子裏活動”。

作為社會學係的學生，老師會帶他們去香港的很多地方開展 field
trip。盡管在學校修過初級粵語和中級粵語，在和本地人訪談、交流的過程中，說著相比本地生更加緩慢的“塑料”粵語，還是會給她帶來一定的心理壓力。這種時候，九日意識到自己在這裏似乎確實還是一個異鄉人。

身份也是個很曖昧但重要的話題。

初來香港時，小王覺得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距離似乎挺遠的，因為在學校裏，大家也總是以國際生、本地生或者內地生來界定自己。

有一次，一個本地阿姨問他是哪裏人，小王條件反射地以為她問自己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於是自然地回答自己是內地來的。阿姨說，我當然知道你是內地人了，我是問你是哪個省來的。

那時候小王意識到，大部分香港人也都是從內地移民過來，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大家在文化上總是有著一定的接近性，但在經年累月的生活中逐漸形成了自己所認同的身份。

重慶大廈

五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發，香港很快出現了本土病例，不少學校轉為線上授課，香港和內地之間也開始有了通關限製。因為不想上網課，九日和很多同學一樣，選擇向學校申請
gap 一年，先做一些實習或其他的事，等恢複線下授課後再回香港。

而這一年，我正式入學開始了在香港的留學生活。小王則繼續在中大讀 PhD。

盡管一切學校活動幾乎都轉到了線上，我還是希望可以去香港體驗當地的生活，並樂觀地推測這次網課不會持續太久。於是 9
月初，我和在線上聯係到的同學一起填完一係列的健康申報表格，帶著若幹個二維碼，通過了人流慘淡的深圳羅湖關。

根據港府要求，內地來港人員需要居家隔離 14
天，為了順利居家，我們提前很久就在網上找到學姐轉租的房子，完成線上簽約。一邊查閱過關攻略，一邊線上購買生活用品和食物，並確保它們能和我們在同一天到達在香港的家。

第一次去學校時，我和室友坐上校巴，新奇地看著窗外，跟著它爬上陡峭的山頂，到達新傳學院所在的新亞書院。學院裏沒什麽人，錢穆圖書館也是閉館的狀態。

我打卡式地給空蕩的圓形廣場上豎著的“New Asia
College”拍了一張照片，讀著公告欄裏的《新亞校歌》。直到在網絡上找到了龍應台的那場講座，我才得以想象圓形廣場上充滿人氣兒的樣子。

新亞書院圓形廣場

第一學期，我幾乎是在出租屋裏上大學，班上的同學有一半都在內地，直至畢業，我們中的很多人也從未見過。就算是小組討論，也總是麵對著
Zoom 的會議界麵隔空對話。

回憶我在香港的日子，一切都圍繞著這間並不大的小屋發生。在小屋裏做飯、上課、讀文獻、寫論文，喝盡不同口味的維他檸檬茶，吃數不清多少次的麥當勞，還算幸運的是有一扇小小飄窗，讓我可以在飄窗邊收集陽光，看飄窗下孩子們在台風天裏玩塑料袋。

當時的我們，想不到通關會是一件如此遙遙無期的事，直到慢慢地接受了這一事實。九日和小王在香港所經曆的一切——挖掘自己感興趣的各種講座、在香港國際電影節觀影，我都很少體驗過，我很羨慕他們生活在一個更加“完整”的香港。

盡管如此，我和小王、九日也共享著某些記憶，比如，我們和其他學生一樣，都吐槽過大學站月台與港鐵之間的巨大縫隙。

在記憶裏，那些課業壓力曾經帶來的焦慮早已淡去，但留下的最治愈我的瞬間依然是那些走出門的時刻。在黃昏時分，從維多利亞港乘坐天星小輪到尖沙咀，吹著海風看天色漸漸暗下來，海水被輪船衝起波浪，旁邊駛過的衝浪小艇上，有人向著我們招手。到岸時，跟著慢慢放下來的船板走下船去，恰好聽到音樂傳來，看到年輕的樂隊在路邊演出，圍著一圈駐足傾聽的觀眾。這是我每每想到香港時，印象最深刻也最平靜的畫麵。

那一年似乎是停滯的一年，我在動物森友會裏過完了聖誕節和新年。盡管疫情的陰雲籠罩，但香港人也如常擠著沙丁魚罐頭般的地鐵上下班，所有事情好像依然如同相互勾連的齒輪一樣規律地運行著，隻是曆史的痕跡不斷覆蓋著另一層痕跡，有一些痕跡就難以重見天日了。

天星小輪

七

我經常安慰自己，很多沒有做的事情可以再回來體驗，但很多東西如果當時沒有抓住，就很難重新來過。

直到九日在香港租的房子到期時，她也沒能趕回來，隻好讓朋友幫忙打包好行李退租。

九日隻能在日記裏和這個房間告別：“這個地方混合了很多我個人的記憶以及這個社會的記憶，然後它就在那裏戛然而止，和很多事情的戛然而止一樣。那些與自己有關的小情緒，那些與時代有關的大情緒，都讓這個空間豐滿而感性起來。如今我和它作別，曆史的潮水也毫不留情地淹沒喧囂，繼續奔湧。”

九日的出租屋

在我畢業以後，麵授課已基本恢複。九日也在 2021
年秋天回到香港繼續她的學業。空氣中彌漫著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過的氣息，一切都看上去很平靜，但很多東西又在悄然地消失。

大學食堂前的文化廣場上，橫幅換成了“棱角分明，毋負期許”。服役 30
載，與站台距離總是很大的港鐵，正在迎來全麵煥新。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這座小島，成為“離港潮”中的一朵浪花。

2020
年底，中大宣布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將不複存在，僅保留館藏在圖書館。亞太研究所下屬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也改名成“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這些小事，在社會的巨變中如同小小的漣漪，卻也將一圈圈的波紋傳向更遠處。

在一些本地朋友的社交媒體上，九日看到他們表達對香港的不舍，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分別的憂鬱情緒中。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弟學妹會問她在香港讀書會不會遇到歧視這樣的問題。

22
年的夏天，九日從中大畢業，繼續去英國留學。她在申請文書裏寫到，自己越來越意識到作為一個中間人（in-between）的狀態是什麽樣的，不論是在香港和內地，國內和國外，她在任意一邊都沒有強烈的歸屬感，而是一個掉在縫隙裏的人。

七

我的朋友 YY 在這一年秋天成為香港浸會大學財經新聞的
Master。在她眼中，香港正好是一個離家不會太遠，某種程度上又更加自由、包容、國際化，以及“留下來做中文新聞比較有希望”的地方。

因為香港的青年人才流失，政府開始積極地調整人才引進政策，比如，把開放給畢業生申請的 IANG
工作簽證年限由一年延長到兩年。香港的工作機會變得更多，和 yy 一起入學的內地生們也越來越多地把留在香港工作作為選項之一。

就讀新聞係，讓 yy
有機會到香港的不同領域進行采訪，比如做流浪動物救助的本地組織。在和受訪者交流的過程中，大家總是會很耐心地用緩慢的普通話回答她的問題。這一定程度上鼓勵著
yy 變得更加開放，也讓她更願意了解和接觸各種各樣的香港人。

yy 的采訪現場

隨著防疫限製的逐漸放開，她有機會跑去中大聽卓越傳媒人駐校計劃的公開講座，參加很多獨立書店舉辦的線下活動。

有一次，深水埗的一拳書館舉辦真人圖書館，活動邀請了記者和導演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大家像朋友一樣自在地坐著聊天，分享者並不單方麵地輸出，而是積極地鼓勵大家提問。相比過往參加的一些活動，yy
在這裏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和尊重。

但與此同時，yy 也在反思，如果不是在香港讀書，自己好像不會對香港文化產生過多的好奇。yy
的很多朋友覺得，內地和香港之間隻要沒有衝突就好了，但她認為更可怕的是，互相不再對彼此抱有好奇心。在香港年輕人之間流行的偶像團體
Mirror，內地很少有人知道，而香港的年輕人似乎也並不關心內地正在流行的是什麽。

八

yy 的話讓我想起了 2021 年初的一個深夜，在某個聊天 APP
上聽“兩岸青年大亂聊”，很多兩岸三地的朋友感歎“原來我們有很多話想跟對方說”。然而那些交流隻存在了幾個夜晚，還有太多的“好奇心”沒來得及被滿足，便被切斷了。

而將切斷了的生活重新銜接上，就能夠讓對話繼續展開嗎？我們還能夠真的理解甚至共情彼此嗎？這些問題遠遠沒有答案。

3 月的第一個周末，香港一年一度的 Clockenflap
音樂節在停辦三年後終於順利舉行，並創下自創辦以來首次門票全數售罄的曆史性票房。來自歐美、東亞的樂團和港台新生代音樂人得以齊聚在中環海濱，對著維多利亞港演奏。

因為陸港通關，外加“口罩令”的解除，我看到身邊和網絡上的很多內地朋友都去到了音樂節的現場，看著他們從現場傳來的視頻，熱烈的聲音、燈光、煙霧和背景裏的維港交融在一起，讓人感到香港好像依然是那個把我們和外麵的世界連接起來的窗口。

我一邊為重新歸來的繁榮感到開心，一邊又不確定這種繁榮是否隻是一種假象。我知道有些東西確實是不會再回來了，但也說不清那究竟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