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服飾在曆史和文化上都占有重要一席,見證不同民族和朝代更迭興衰。早在上世紀二
十年代出現,風摩上海和香港等地多年的旗袍,也可算是華人最標誌性的服裝之一。時移世易,
現今已無人把旗袍當作常服;出走國外,更是隻會在特殊場合如宴會、各種典禮等才能看到它的
蹤影,遑論製作旗袍的專門店麵。而在眾多華人移居落腳的多倫多,就有兩個人,在過去二十多
個寒暑裏,默默為這裏越來越龐大的華人人口,一手一腳縫製那一件又一件獨一無二的衣裙。
在加拿大萬錦市一座平平無奇的大宅裏,宋師傅正在地下室改造而成的工場中埋頭為客人的訂單趕工。
隻見師傅手裏的針線有如靈蛇,一針一線縫在下擺衩位邊上分毫不差。他的太太Connie,也正有條不紊地整理衣料,又預先準備好滾邊和上領等工序所需要的布條,兩人分工有序,這些年來也合作無間。

宋師傅的太太Connie正在整理衣料 ( 歪腦 / 偉恒 )
宋師傅全名宋文震,家中自祖輩已是裁縫世家。父親早年從上海移居至香港,憑藉一雙巧手闖出
一片天,在淺水灣酒店開起裁縫店,當時不少達官名人都是宋父的常客。即便是其後宋父仙遊、
裁縫店搬至市區成為工場,店內仍有不同的師傅專責各項製衣、改衣的工序,他笑言自己當時隻 是少爺兵,並未需要親手造衫。
據港府統計局數據,香港1990年代的移民潮在八九年中國的六四事件前後,香港麵臨主權移交的數
年間達到高峰:1990至1994年,共有約30萬人移民外地。這是自英屬香港於1946年脫離日治,獲得重光後,至2020年港區《國安法》頒布後近年出現的新一波移民潮前,香港最多人移民的時段。

1972年香港一條街上的裁縫店 ( AFP / GEORGES BENDRIHEM )
隨著香港政權交替所帶來的各種不明朗因素,宋文震在1990 年代選擇重複父親的腳步,攜同妻兒遠渡重洋,在異鄉重新開展生活。
人在異地,一切也來之不易。從前不用親身上陣的宋文震,要重新拾起針線學習。加之缺乏人脈,
移民初期隻能在改衣工場幫工,一件成品的收入不多。幸而,默默的努力終於得到貴人賞識,宋文震才真正開展了訂造衣衫的事業。宋文震深知西裝競爭大,便選擇專門訂造旗袍。從香港做到加拿
大、接觸的客戶從洋人變為同聲同氣的華人社區,從製作西服至訂製旗袍,宋文震的職業生涯短期內又迎來了重大的變化。

宋師傅和Connie ( 歪腦 / 偉恒 )
身份從華到洋,手藝卻從洋入華,宋師傅道,整個經營手法的變化,最難適應。“來到加拿大,隻有我們兩個人,已不能像以前有員工般包攬一切工作。而且我們以前正式造旗袍的實戰也不多,一步一步走來真的不容易。”而製作上的改變,也讓兩口子頭痛不已。首先,西裝與旗袍的製作工序已是截然不同,旗袍講究貼身剪裁,但同時又要預留空間,讓客人穿的舒適;宋師傅回憶道,當時自己慢慢摸索,還是用了好一些時間才掌握到其中的奧妙。
而且,從前製作男士日常西裝,著眼點之一就是筆直的線條。但在加拿大有意造旗袍的,十之八
九都是個子嬌小的東方女性;這時候旗袍更需要凸顯女性的曲線美;同時,裙衩、襟形、配色、
花紐的配搭等等,要注意的小細節數之不盡;加上客人都是為了宴會或節日等特定原因訂製衣服,如何令穿著者讓人眼前一亮,布料該如何選擇才不失禮場合,這種種的美學角度都是從前造西
裝時較少重視的部分。Connie就笑稱,從沒想過年少時婆婆教下,製作花紐的密技,會成了自己 日後謀生的重要工具。

花紐 ( 歪腦 / 偉恒 )
而因為華裔裁縫在以前的多倫多尚屬罕有,宋文震就憑著紮實的功底和技巧,加上Connie事事細
心打點,二人的手藝也逐漸成熟,這小小的品牌一步一腳印,漸漸賺到了口碑,高峰時期接上每
月近二十張訂單,宋文震也真正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宋師傅。作為家業,這各式各樣的旗袍與宋師
傅走過大半人生,陪伴他抱得美人歸,也支撐起整個家庭的重量。不過裁縫這一門手藝,他卻不
曾要求下一代承接。他坦言,作為父母並不希望兒子走上自己的路:“造旗袍也要講求時勢,像我
們60年代,那時香港剛起步,各種的需求都有很多,聘請再多的學徒,也是做得沒有休息的時間;
也不能說挑工作。一件還沒做完,師傅又給第二件了,手藝就是這樣鍛煉出來。可現在在加拿大,
一年才有兩三件,沒有機會學習,就算學懂了,你也得養家,這也糊不了口的。 ”
做旗袍不能糊口,歸根究柢與其人工成本有關。宋師傅指,做旗袍不難,做一件好旗袍卻包含各
樣學問。就如衩位開得多高、多闊,也影響整件旗袍的線條和觀感;花紐的用色、花樣要如何配搭
,才能曆久不衰,也需要細心設計。光是幾次試身,加上這期間的多項工序,所花的心血實在不是區區一千幾百元可以抵消。
而主流社會的審美已與舊時不同,速食文化所帶起,講求快與方便的衣著需求、也與講求精細、度身訂製的旗袍大相徑庭,社會對裁縫的需求越來越少,Connie認為,
包括二人在內,現今尚在加拿大而又熟知傳統手工的裁縫,可能已是最後一代:“比如在台灣、上海、北京等,仍有很多店鋪,客源也豐富。可是多倫多的華人,我猜也就六、七十萬,客源少那自然就沒有人願意進來這個行業。有哪個年輕人願意跟著傳統這樣去做呢?我猜我們就差不多是
結尾了。”
當初辛辛苦苦,一針一線捱大的兩個兒子,也闖出一番事業。大兒子Alfred在航空業大展拳腳之
餘、也圓了自己的電影夢,將父母事業和家裏的故事,製作成電影《雙縫》,這部片更曾在香港和
加拿大這兩個“家”公映。而小兒子也在設計行業中站穩了腳。打拚了大半人生,兩人目前已不求名、更不求利,閑時接接單權當打發時間,也是對欣賞自己手藝的客人的一種尊重。
而對Connie而言,製作旗袍也帶給她一份使命感。雖然口裏說著並不看好旗袍的未來發展,但每
當有新的訂單,還是閑時做做新產品自娛,她都會努力尋求在傳統中加入現代元素,希望打破傳
統服飾隻能在特定場合穿著的觀念。例如,她曾嚐試把旗袍改造成可以配搭牛仔褲的上衣,讓旗袍也能成為日常服裝。而當客人有特定要求時,兩人也會力求突破和創新,數年前就曾有小提琴家希望穿上旗袍表演,但衣領有礙演奏,於是宋師傅絞盡腦汁,將衣領改成可拆式,便能瞬間拆下領子演奏之餘,也不失優雅。
Connie認為,很多人都有錯覺以為,隻有又高又瘦的女性才適合穿著旗袍,而其實隻要懂得變通,在裁剪還有布料款式的選擇上多花心思,任何身形的女性也能穿出個人魅力;而這帶有古典美、同時又和藹親人的個性,也都是旗袍引人入勝之處。

Connie談論對旗袍製作的看法( 歪腦 / 偉恒 )
然而,盡管Connie有心改造旗袍,兩人也坦言,由於本來是裁縫出身的製衣師傅在多倫多頗為罕
有,且多年來都隻是盡心做好自己的份內事,未曾有過與國內外其他師傅交流心得或意見的想法
,也沒有太大的宏願要保育文化雲雲。但隻要是有求,他們就盡量回應。正如此前就有粵劇團希
望Connie傳授製作花紐的技巧,也曾有修讀時裝設計的年輕人,專程到他們的工作室偷師,希望
把旗袍的蘊味傳承;Connie也是知無不言,傾囊相授。
以前總是趕著起貨,隻懂埋頭苦幹,現在
清閑了,反而教育的衝勁更多了,想做的也多得很。但我們的能力有限,距離退休也不遠了,也是 希望能教多少就多少。
而對於所謂傳統,宋師傅和Connie其實認為,並不一定要嚴格死守,反而變通才能更為長久。“旗袍也是由闊袍大袖的旗服演化出來的,當代的人有什麽需要,衣裳自當會有相應的改變,將來也
會如此。如何把那種特色和味道融入當中,才是真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