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總統首次向伊拉克派兵的一個月前，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收到警告，這場戰爭可能會消耗國庫數十億美元。
這場外交政策災難中充斥著傲慢的瞬間，而拉姆斯菲爾德對負責伊拉克戰後重建的退役中將傑伊·加納的答複是其中的極致。
“我的朋友，”加納記得拉姆斯菲爾德說，“如果你認為我們會掏出10億美元花在那裏，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2003年3月20日晚，布什總統下令對巴格達發動空襲；20年後的今天，這場戰爭在華盛頓的權力中心被普遍視為失敗的決策，是個得到深刻吸取的教訓，盡管其中還有不明之處。
據估計，在過去20年中，美國在伊拉克花費了大約2萬億美元，但這個價簽並不足以概括這場戰爭給兩國造成的所有損失。根據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研究項目，大約有8500名美國軍人和合同工在那裏喪生，還有多達30萬人回國後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在這場戰爭以及隨後八年的美國占領中，近50萬伊拉克平民喪生。拉姆斯菲爾德曾發誓，絕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失敗的後果影響了一代政治人和政策製定者。這場戰爭嚴重損害了情報機構的聲譽，並加劇了對軍方領導人的懷疑。它幫助了那些願意利用這種懷疑態度的政治人物——從2007年在反戰情緒高漲中首次當選眾議院議長的佩洛西到特朗普，後者在2015年譴責這場戰爭是“對人類的巨大傷害”，並抨擊了這場戰爭的共和黨策劃者。
海軍陸戰隊上尉麗莎·多林在丈夫位於阿靈頓國家公墓的墳前。納塔納爾·多林上尉在伊拉克喪生。 DOUG MILL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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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巴格達郊外的一場葬禮。在戰爭和多年的占領下，伊拉克有近50萬平民喪生。 TYLER HICK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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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拉克戰爭的最大遺產是人們希望無論在哪裏都永遠不要再重蹈覆轍。20年後的今天，不僅是民主黨人，就連共和黨人也越來越反感海外幹預。
“去年，我們就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進行了投票，”來自密歇根州的共和黨人弗雷德·厄普頓說，他在眾議院任職36年後於兩個月前退休。“我們黨內如今一直有孤立主義存在。但在這次投票中：有57名共和黨人對人道主義援助說不？我的天啊。”
孤立主義現在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兩位熱門人選——特朗普和佛羅裏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的立場。德桑蒂斯尚未宣布參選，但他在上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雖然美國有許多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領土爭端不在其中”。
在特朗普2016年的總統競選中，他能夠而且確實抨擊了布什手下那個經驗豐富的戰爭團隊——包括拉姆斯菲爾德、副總統迪克·切尼、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和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對這些人的專長給美國帶來了什麽好處提出了合理的質疑。
2003年4月，美國士兵在侯賽因之子烏代位於巴格達的一座宮殿內。 TYLER HICKS/THE NEW YORK
TIMES
“我認為，伊拉克之後對華盛頓文化產生的不信任和抗拒給局外人提供了證明自己的機會，”退役中將格雷戈裏·S·紐博爾德說。“別的不說，特朗普是典型的局外人。特朗普不僅沒有經驗，還認為經驗無關緊要。”
紐博爾德在戰爭前夕任參謀長聯席會議行動主任，他的反對聲音在當時很罕見。他認為伊拉克政權已被製裁嚴重削弱，對美國不構成威脅，但他的爭辯無濟於事。
20年後，紐博爾德說，對那次戰爭的投資是以犧牲美國當下備戰狀態為代價的。“將所有這些錢花在戰時行動上使我們用於未來技術預算的資金減少了，”他說。“你看看中國軍隊的高超音速導彈能力及其部隊規模，相比之下，我們的海軍艦艇、空軍中隊和陸軍旅數量在下降。你不得不感到我們不如2003年強大了。”
“將所有這些錢花在戰時行動上，使我們用於未來技術預算的資金減少了，”退役中將格雷戈裏·S·紐博爾德說。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紐博爾德中將在戰爭前夕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行動主任，他的反對聲音在當時很罕見。 MIKE BELLEM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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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政府助理國務卿、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馬丁·因迪克稱伊拉克戰爭是“在所有層麵都是徹底災難”的重大事件，然而在有能力決定是否授權使用武力的國會議員中，卻基本上沒有就這件事展開充分討論。
“我覺得在我們撤軍的時候，伊拉克就被遺忘了，”2010年作為陸軍預備役軍官部署到伊拉克的彼得·梅耶說，他後來做過一個任期的國會議員。梅耶說，他很少與他的同事就伊拉克問題進行經驗教訓討論，其中一些人在2002年投票批準了戰爭。“我開始懷疑白宮是不是隻能以被動的方式運作，”他說。
也許沒有哪個機構像由中情局領導的美國情報機構那樣因美國在伊拉克失敗受損，它當時為布什政府的戰爭理由提供了證據支持，即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正如搜查伊拉克的武器視察員在入侵前幾個月已經發現的那樣，這些評估是基於推測和過時的情報。評估的作者向他們在中情局的上級明確表示，他們的信息遠非決定性的，但這些很少傳達給布什政府官員，後者明確表示決心推翻侯賽因。
“在發現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我感到不滿的是，中情局將所有錯誤都歸咎於分析師，”時任中情局伊拉克小組負責人的簡·格林說，該小組負責評估了該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活動。“推動幫助政府為開戰的政治決定尋找理由的並不是分析師。”
中情局2004年確定伊拉克既沒有非法武器儲備也沒有現行武器計劃，包括布什在內的許多政府官員花了數年時間才接受這一事實。此後，有所收斂的中情局開始采取更細致的措施來應對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但是，格林說，“當政策製定者決心不理會那些難以一言蔽之的東西，要求做出簡短、清晰、非黑即白的決斷時，高級分析技術變得不重要了。”
簡·格林說：“當政策製定者決心不理會那些難以一言蔽之的東西，要求做出簡短、清晰、非黑即白的決斷時，高級分析技術變得不重要了。” JACOB
LANGS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格林列舉了兩個戰後的例子，其中美國民選官員繼續曲解含糊、微妙的情報判斷，就像入侵伊拉克之前的情況一樣。第一個是2017年1月判斷俄羅斯幹涉2016年總統大選以求幫助特朗普當選。
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做出“高置信度”評估，而國家安全局則給出低一檔的“中置信度”。特朗普感到被冒犯，這等於在暗示他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名正言順打敗希拉裏·克林頓的，他妄稱情報界已經得出結論，俄羅斯的幹預對選舉結果完全沒有影響。
格林表示，伊拉克戰爭後的情報改革被證明無效，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能源部上個月的評估認為新冠病毒源於中國武漢實驗室的一次意外泄漏，而不是來自該市的戶外市場。該部情報官員判定，這是一個“低置信度”評估——中央情報局和幾乎所有其他情報機構都不同意該評估——但這些警告並沒有阻止一些共和黨人稱這是中國政府圖謀不軌的證據。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複雜的情報評估，比如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評估，也可能變成政治橄欖球，”格林說，“尤其是在置信度很低、情報機構彼此意見不一的情況下。”
戰爭對美國造成的最深刻的影響或許可以從兵役情況中看到。2001年9月11日發生恐怖襲擊後，美國征兵人數飆升至珍珠港事件以來的最高水平，與全國上下彌漫的同仇敵愾情緒相一致。
最終，有150萬美國人在伊拉克服役。伴隨著傷亡和戰時的幻滅感，征兵人數持續下降。去年的數字比陸軍的目標低了25%。
隨性的阿拉斯加人馬克·賈龍就是在當時響應征兵號召的。2001年底的一天，在安克雷奇街頭晃悠的他聽到收音機播出的陸軍廣告，於是一時衝動驅車去了一個征兵辦公室。賈龍後來成為一名上士，三次派駐伊拉克，直到2006年7月被路邊炸彈炸成重傷，從此不再執行作戰任務。
前不久，賈龍回憶說，後來發生的事情“說實話，就像過山車一樣。回家後，燒傷痕跡和傷疤慢慢消失了，但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創傷性腦損傷卻沒有消失。”
他開始服用藥物，最多時同時要服用18種。賈龍說，他的短期記憶出現衰退，導致他爆發出沮喪的怒火。他的婚姻破裂了。他說的是一種異化和痛苦的語言，隻有那些Facebook聊天群裏的老兵才能理解。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間的一位密友自殺了。賈龍承認自己也有這樣的想法。
退役陸軍上士馬克·賈龍多年來一直在應對創傷後應激障礙和腦部創傷的影響。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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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派駐伊拉克的賈龍退伍時獲贈的國旗。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最近，現年46歲、已經退伍並靠傷殘津貼生活的賈龍說，他已經開始好轉。
“通過強化治療，通過寫下我的感受並將它們與事實區分開來，我開始明白，究竟是什麽引發了我的創傷後應激障礙，”他說。“我一直在耿耿於懷，因為IED爆炸了，我和我的團隊成員受傷了。我是負責人。我讓自己相信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
賈龍說，他意識到，那天在伊拉克發生的事情，他是最不應該受到責備的人之一。
加納將軍在2003年3月至5月期間負責伊拉克戰後建設，當時伊拉克國內秩序崩潰，暴力局勢在惡化。他在上周接受采訪時回憶了拉姆斯菲爾德的早期計劃，當時他剛從庫爾德人占主導地位的伊拉克北部拜訪老友歸來。“他的想法是，我們解放伊拉克，然後一走了之，”他提到於2021年去世的拉姆斯菲爾德時說。
事後看來，對於這個布什決心從侯賽因手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加納本人的評估是一針見血的。
“我們推翻了薩達姆，把國家交給了伊朗，”他說，並為伊拉克的鄰國現在如何對其施加影響力而感到惋惜。“整件事就是一場災難。你至少應該想到這可能會發生，除非是瞎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