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財經記者 黃夢琪 郭梓昊
兩張路況照片把電腦屏幕填滿，主角是圖片裏的路標。賀傑要做的，是對比出兩張圖片的路標變化，然後做上相應的標記。判斷、打標簽、提交……賀傑一秒就能完成，一天下來，她要為14000組左右的圖片打上標簽。
在賀傑身邊，32名員工坐在電腦前，屏幕上不斷閃動著新圖片，敲擊鍵盤的聲音此起彼伏，他們共同身份是“人工智能訓練師”，負責數據標注工作。而在辦公室窗外，則是典型的陝北鄉村光景，春天到來之前，植被稀疏，黃土裸露，成排的窯洞清晰可辨，偶爾，拉貨的驢車從縣城的柏油馬路上走過……
2019年12月開始，一家名為“愛豆科技”的公司坐落在陝北小城——榆林市清澗縣。超過170多名縣城員工在這裏上班，在此之前，他們是縣城上的寶媽、農民、甚至是政府職工。隨著AIGC領域競爭越發激烈，這些身處供應鏈最前端的縣城AI訓練師們，成為互聯網熱議的焦點。
而在另一方麵，通過這家數據標注公司，縣城的人與全世界最前沿的技術產生了聯係。縣城電視台的廣告裏，清澗縣城形容為榆林“矽穀”，號召在外打工的人回鄉就業，喊出了“初中學曆也能幹高科技”“隻有你才能拯救它”的口號。
在刀削麵店老板娘眼裏，愛豆是縣城裏少數“敲敲電腦就能完成”的工作，非常時髦；一位在縣政府工作人員稱，愛豆公司當地納稅大戶，年營收一千多萬；甚至大馬路邊賣水果的攤販們，都能為你指明公司的方位……
談起所在數據標注行業，愛豆公司負責人魚濤略帶驕傲，“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中國甚至世界上新的技術，像ChatGPT，社會上可能還沒出現，我們（標注員）已經在為它做準備了。”
改變發生的背後，這家依托於縣城的AI公司，如今也麵臨來自縣城的限製。貧瘠的人才現狀、脆弱的產業環境、越來越難的數據標注項目……在真正與外部世界發生碰撞之前，縣城AI公司遭遇了現實的瓶頸。
一、縣城的AI初印象
與清澗縣城其它公司相比，愛豆公司幾乎是標準企業的模板。一切幾乎都是嶄新的——剛建起的辦公大樓、粉刷白亮的牆體、整齊劃一的電腦辦公桌，管理模式也向大公司學習，上班打卡、彈性下班，甚至還有專供女性職工的婦女角。
可這樣一家AI公司的到來，起初並沒有在這座陝北小城掀起什麽水花。2020年2月以前，清澗縣還是國家級貧困縣，產業發展仍依賴紅棗、小米、土豆等傳統種殖業。對於當地人來說，“人工智能訓練師”完全是陌生的詞匯。
魚濤麵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盡可能讓縣城人知道“AI”。
易拉寶從廣場等公共區域，擺到年輕媽媽聚集的學校門口；電線杆上的廣告位也被愛豆公司占上；就連縣長都在朋友圈都發出了招聘通知，要求“初中學曆以上，會計算機”……大力宣傳下，前兩次的招聘結果卻有些慘淡。
轉機發生在2020年4月，疫情稍稍緩和的那個春天，一則“爆炸性”新聞在縣城傳開：一位名叫楊彥軍的愛豆公司員工，拿到了超萬元的月薪。
（清澗愛豆公司 黃夢琪/攝）
在當時，想在小縣城裏找份體麵工作並不容易。對當地女性而言，月薪在兩三千元的服務員、售貨員是最為普遍的選擇；男性則多從事體力活，做電焊、搞裝修、下地開荒，收入也勉強夠溫飽。有人在縣城“玩玩電腦”就能拿到上萬的月薪，無疑突破了清澗人的認知。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愛豆公司一下子成了當地的明星企業——三四百人向清澗縣愛豆科技有限公司投去了簡曆，求職者包括帶娃寶媽、回鄉待業大學生、前政府員工等，年齡跨度從八零後到零零後。公司一層的走廊也被擠得滿當，魚濤把三百多人分成好幾撥，花兩三天時間才完成麵試。
來公司參觀的縣市政府人員絡繹不絕，魚濤常常從早上接待到晚上。“幾個領導出門還在納悶，說玩電腦怎麽掙錢”。更有人向魚濤發出邀請，“能不能也在我們縣城搞一個AI公司？”
這也在無意間點醒了魚濤。彼時，呂梁山區發展標注業務的隻有清澗，無論從業務體量還是品牌知名度，都難以和東南部其他數據標注公司競爭。
“如果能把清澗愛豆公司的模式複製到其他縣市，形成一個產業帶，是不是更有競爭力？”魚濤覺得可以一試。2020年8月，在距離清澗93公裏的山西永和縣，孵化下一個AI公司——永和縣數字就業中心。
二、打開了一扇窗
比起清澗，地處呂梁山脈南端的永和縣更為閉塞。在當地人的印象裏，十幾年前，永和縣城還是灰蒙蒙的，馬路沒有鋪上柏油、塵土飛揚。由於沒通鐵路，上學、打工的永和縣人習慣坐兩個半小時的大巴，到200公裏外的臨汾市轉車。按照永和就業中心總經理李林峰的說法，“正常的企業都不會願意來永和這樣的地方。”
這也導致當地缺乏提供就業崗位的產業。幾年前，永和中小學附近密集分布著麻將館，縣城裏的女性沒有別的事情幹，送孩子上學後就去打麻將。發展到後來，連同孩子的午餐也在麻將館裏解決。
AI公司的到來正在悄無聲息地改變永和縣城。數字就業中心成立不到一年，吸納了不少待業女性，麻將館一家跟著一家黃了。“現在身份變了，公司女員工們都是老公帶孩子、做飯，自己上班工作。”用魚濤的話說，無論是在永和還是清澗，AI的工作都給縣城人“打開了一扇窗”。
（清澗愛豆公司業務欄 郭梓昊/攝）
在來到數字就業中心前，33歲的白雪將所有精力都撲在孩子身上。要喂奶、飯打翻，孩子的無時無刻不在觸動這位寶媽的敏感神經，麵向丈夫傾訴時，白雪漸漸不能控製自己的脾氣，吵架成為家常。“在家待得越久，越是壓抑。”白雪說。
如今，通過金融風險事件的標注業務這個窗口，白雪第一次認識到了外部世界。
密密麻麻文字占滿了電腦屏幕，一周內的公司新聞，都會出現在需要標注的文本裏。財務信息造假、實際控製人涉嫌違法、稅務非正常戶、延期信息披露、偷稅漏稅……白雪能一口氣背出這串名詞。
朋友們常常驚訝於白雪的見聞——在標注中，白雪了解胡鑫宇事件的前因後果，她甚至清晰記得新聞發布會召開時間；不怎麽追劇的她也知道了近期大熱的《狂飆》，明白了“風浪越大魚越貴”的道理。“高啟強犯了罪，涉嫌違法的是公司實控人還是公司高層，這就是我要思考的內容。”白雪說。
同樣被AI喚醒的，還有魚濤。接管愛豆公司時，魚濤對AI業務毫無概念，直到訓練機器的數據標注工作擺在他麵前，困惑越發濃烈，為什麽AI需要人工？
關於數據標注是怎麽回事，魚濤是從書中看來，辦公室裏，他買來的書擺滿了兩個櫃子。書中的世界給魚濤帶來了衝擊：測試機器是不是具備人類智能的圖靈測試、擊敗頂尖棋手柯潔的阿爾法狗、爆火網絡的ChatGPT，魚濤驚歎於世界的改變。
（魚濤為了解“數據標注”買來的書 郭梓昊/攝）
“以後是不是好多人被AI取代了”魚濤很長時間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有限的知識很難提供獲得一個答案。他隻能寬慰自己，“火車出來後，趕馬車的人沒了嗎？這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如果工作都被機器取代了，人類就坐下來享受。”
三、“我隻是一個標注工”
麵對AI公司的到來，兩地政府、愛豆公司的員工都曾寄予了希望。在公司落地之處，政府提供了辦公場地、電腦等辦公設備；員工們紛紛把待業的家人、朋友介紹到公司裏。清澗公司也很爭氣，2年時間，公司員工來到了170人，辦公區從兩層擴充到三層。
可AI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縣城貧瘠現狀？就連魚濤也說不準。說到底，這份工作的本質仍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
到愛豆公司工作前，惠卓覺得AI標注工作很“高大上”，而上手一段時間後，她逐漸發現數據標注的另一麵——門檻低、且需要忍受不斷循環。在上一個任務裏，惠卓一天要給數千張甚至上萬張圖片打標簽，判斷它們是否涉及暴力。
由於左手腕輕微挪動時會與桌麵產生摩擦，工作半年後，賀傑的手腕內側就起了繭，需要在左手腕下墊一條毛巾。她形容，這就像農民幹活，每天都拿著鐵鍬，手也會起繭，歇一段時間“護理”一下，繭子就能消下去一點。
枯燥、機械……不可否認，數據標注是一份重複性強的工作，也是消磨人的。“如果整個人工智能領域是一顆雞蛋，我們連雞蛋皮都沒碰到。”惠卓說。
（永和縣城裏的“人工智能訓練師” 黃夢琪/攝）
對著電腦屏幕，惠卓有過一閃而過的念頭：“我做的東西到底有什麽用”“數據標注以外，上下遊到底是怎麽回事”“自動駕駛的汽車，難道不怕撞到人”“機器越來越聰明，未來會不會統治人類，像電影裏一樣？”
偶然的瞬間，這些數據標注員負責過的業務會與他們的生活發生映照。一次，員工王慧收到花唄平台的催款電話，聽著客服用生動語氣報出了欠款數目，王慧感到莫名的親切，“我就是喂養AI客服催款，它的問題、回答是怎麽形成的，我都清楚。”
但“一閃而過”也就過去了，循環反複的勞動中，期待也日複一日消失。“你試試坐在電腦跟前，做一天任務。”惠卓說，目前都是照貓畫虎，也沒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內容。在提及這樣一家AI公司給自己帶來什麽時，員工們的答案更多是“養家糊口”。
這一切，魚濤都看在眼裏，但作為公司負責人，他有著更為緊急的事情。過去三年裏，辦公場地、設備都由政府提供；接到的業務訂單大多來自起初合作的互聯網大廠。魚濤始終有一層隱憂：“一旦這些資源都撤了，愛豆公司是不是垮了？好不容易開啟的窗戶是不是就關上了？”
四、縣城的束縛與解放
魚濤所在的數據標注行業無疑還很年輕。2017年，伴隨無人駕駛與阿爾法狗帶來的AI浪潮，數據標注開始真正走進大眾視野。如今，經曆過一波洗牌之後，京東、阿裏等頭部公司相繼組建自己的數據標注部門和工具，標注業務也更向龍貓數據、Testin雲測等頭部企業靠攏。
相較之下，除了扶貧標簽帶來的屬性外，小縣城的AI公司在商業競爭上顯得毫無競爭力。
很長一段時間，像縣城AI公司較低端的數據標注業務，隻能存活於產業鏈底層，生存艱難。李林峰坦言，很多業務都需要幾千人的標注平台，體量小的公司能接到的業務可能已經被外包了好幾層。大部分時候，數據標注團隊都會麵臨兩個選擇——要麽無訂單可做，要麽接受虧本價。
為了公司的運轉，魚濤和李林峰都曾寄希望於尋求更多的訂單。
2023年3月，魚濤離開黃土高原，輾轉來到江南水鄉杭州，這裏有著最為濃厚互聯網氛圍以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領域技術，魚濤此行的目的是，給公司拿下更多訂單。但很顯然，簽下訂單並非易事，推杯換盞間的兩天後，魚濤空手而歸。
魚濤感受到了一定落差。在清澗，魚濤有一定號召力，但到了更大的世界，這份優勢消失了。“我大專畢業，雖然也願意看一些書，但是眼界沒那麽開闊，很多專業上的問題未必能說得清楚。在商業談判上也會吃很大的虧。”魚濤說。
來不及多想，更大的危機已經到來。AI正以可感知的速度替代掉了曾經培育他們的數據標注師——如今，AI算法從“有監督學習”升級為非監督學習或強化學習，這意味數據標注門檻越來越高了。
縣城AI公司的業務，從最開始聽語音標注文字的基礎轉換，到需要培訓才能上手的醫療、法律等專業領域標注。再到現在，麵對陌生的英語文本，員工們隻能一個一個字母去核對，不少人因為幹不來，自行選擇了離開。
業務的改變對AI公司提出了人才要求。初中以上、高中、大專……最新一期招聘，清澗愛豆公司要招本科以上學曆的人。但這談何容易，“如果有能耐，誰不想往外走。”魚濤說。經過三年的運營，兩家公司把縣城裏能招的人都招了一遍，火爆的招聘場景也沒再出現。
依托於偏遠縣城廉價勞動力發展起來的數據標注產業，目前正陷入缺乏高學曆人才而止步不前的困局。這扇窗戶能開多大、開多久，沒人知道，但至少現在，有人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意義。
身處縣城，白雪覺得自己是人工智能產品背後的一個“奉獻者”。他和同事們不知道ChatGPT到底是這麽回事，隻聽說這款產品很厲害、在美國很火，聊到最後總結一句話：“它再偉大，也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在背後做標注。”
通過AI工作，更多縣城人擁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永和縣城沒有公園，到了周末，數字就業中心的同事們就開著車，帶上孩子，去臨汾，或者是黃河對岸的陝西，一塊去旅遊。這很日常，卻已經是從前的她們不曾想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