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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危機能否迫使習近平政權“從良”?(圖)

新聞 天君 1个月前 (02-14) 61次浏览

China 4. Plenarsitzung 19. Zentralkommitee KP (Imago Images/Xinhua)
 

庚子年的中國,開局不利。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肺炎席卷整個國家。雖然最高當局以舉國之力,采取封城和一級疫情響應等舉措,奮戰20多天,使得全國的新增病例有所下降,但年初規劃的工作部署被打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之第一個一百年–消滅貧困,在中國建成全麵小康的任務,恐要泡湯。

對當局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前期應對不力,不向公眾通報疫情實情,以及倉促封城,還有在防治疫情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次生災害,導致大眾對中國政府的不滿達於空前,這在吹哨人李文亮之死中得以充分表達出來。此次疫情可謂中共在八九六四後遇到的最大一次危機,比去年的香港抗爭受到的衝擊要嚴峻得多。如果說,前者因為夾雜著港獨因素和暴力行為觸及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感情而被當局利用,那麽,此番疫情由於危及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這個切實要害麵前,當局固有的一套宣傳套路統統失效,人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尤其是習本人在處置該次事件時的進退失據,指揮無方,對中共的信心和習近平的信任幾近崩潰。這種民意和民心的集體轉變,從一個較長階段看,是社會大變革的前奏,毫無疑問,它將危及中共的統治。事實上,從中國的自媒體看,傳達的基本是此類變天信號,就連平日最堅定的中國政府的辯護士,也已覺察到這一點,對當局發出嚴厲警告。

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假若不是前期政府對言論和信息的打壓以及瞞報,而是嚴陣以待,周密部署,本可避免,或者即使做不到完全阻斷,也是可以大大減少和降低它的傳染程度和傳播範圍的。但當局愚蠢采取了瞞報手法,並對那些揭開一點真相的人,不論醫生還是普通民眾,動用警力對付。這種處置手法,完全是中國政府平日的維穩做法,無疑會使人聯想到17年前中國政府處理Sars的做派。兩者的確有很多相似處,從這個角度說,當局並沒有接受Sars的教訓,甚至還放大了它的錯誤。但兩者至少有一點迥異,當年Sars發現被瞞報後,最高當局立即免除了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的職務,胡錦濤還親赴疫區,看望和慰問民眾,重樹人民對政府之信心和信任。

然而是次疫情2個月過去了,習近平本人也沒有去疫情最嚴重的武漢視察,隻是到相對安全的北京相關部門和醫院轉了轉。或許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既然自稱疫情發生後一直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就不能隻在安全的幕後”指揮和部署”,理應也有親臨前線的政治姿態和象征舉措,曆史證明,危機發生後政治人物的此類姿態和舉措,對鼓舞人心,戰勝災難具有很大作用。可惜,習沒有去做,浪費了人民對他的信任。

應對突發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或者其他災害,專業判斷、信息透明、公眾監督和領導人的擔當與責任是必不可少的硬件,對戰勝困難和危機缺一不可,政府權力當然在其中也起著不可或缺之作用,特別是在中國這種迷信公權力的國家,然而,權力的作用更多是保證上麵這些要素能夠運轉暢通,以及對國家資源的調配和使用,而不是幹擾它們。但人們看到,在此次肺炎的處置中,至少在前期,上述諸項缺乏,就是現在也不能說做到完全到位。

這需要有法製的保障。中國其實不缺法製,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都有相關規定,缺的是法治。在一個權力至上國家,支配社會運行的真實規則是權力意誌,或確切地說,是長官意誌,而不是法治,後者不過是長官意誌用來裝點門麵的裝飾品。這種權力至上和長官意誌在習近平的新時代表現得更加不遮掩,雖然表麵上習也號召法治,並規劃了一個法治治國的計劃。在疫情肆虐的2月初,當局還召開了一次依法治國委員會會議,強調要依法防治疫情,但無論前期還是現在,哪有法治的半點影子,權力意誌倒發揮得淋漓盡致,武漢市長周先旺在采訪中承認,在他獲得疫情信息後,不是不想公開,而是沒有獲得上麵授權批準,不能披露。那麽他要獲誰授權?至少是湖北省政府。外界也看到,在武漢和湖北地方兩會召開期間,當地輿論對肺炎的報道出奇平靜,政府衛生防疫部門停止確診病人的通報。而現在的興師動眾,全國動員,則是因為有了習近平的重視和發出的一係列指令。

可以說,當局這次根本沒有接受2003年Sars的教訓,而是重犯了當年的錯誤,更有放大,生生將一場公共衛生災害變成人禍。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當年的官僚隊伍裏還有一批技術官員,他們勤勉專業,但如今全變成了政治官員,以講政治作為頭號使命。這導致本屆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時其表現遠不如胡時代的政府。官僚隊伍的這個蛻變,要歸咎於習近平對中共的改造。習的新極權使這套體製在預防和應對諸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災難麵前,變得更僵化。因為它的高度權力壟斷和行使權力的專斷,它的泛政治化,關閉了幾乎所有的外部監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隻有權力本身,從而導致體製性謊言和官僚群體的趨利避害、不願作為和害怕擔責,故而,盡管有高科技,有無所不在的天網監控,有數字極權,但無法解決權力的燈下黑現象,更無法改善乃至進一步加重民眾和政權的信任赤字。

對專製政權而言,對權力的壟斷和專斷,泛政治化以及大眾的信任赤字不是一個新事物,任何專製政權都具有其中某些或全部方麵,習近平新極權不僅完全包攬了它們,而且把它推向階段性極致,這就是習的新極權之”新”所在。它至少在三個方麵創造了曆史。一是在黨和社會其他權利主體的關係上,黨管一切,根本不和它們分享權力,使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和排他性達到新高度;二是在中共內部的黨權分配關係上,習獨占人事、決策和監督大權,成為唯一核心和唯一權威,致使其在權力的行使上非常專斷;三是對講政治、講大局、維護個人專權的強調和製度安排,也極罕見,導致對大小事情的處理都泛政治化。

因此,這個新極權體製不僅造就官場大批的依附性官員和他們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動作為,坐等上麵尤其最高領導發號施令,也導致社會特別是基層失去應有活力,在災害來臨時缺乏自救能力。

雖然習近平新極權的上述弊端在日常治理中也表露無遺,但鑒於衝擊力有限,且可事後彌補,尚構不成對政權的威脅;然而,一旦遭遇突發重大公共事件,其弊端則很可能讓寶貴的解決時機喪失,促使矛盾激化,無法有效應對和解決問題。因為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對問題解決的時機把握是緩和事態的關鍵,而這個體製恰恰在這點上最沒有優勢。官員的無動於衷,基層的無能為力,下上級之間信息傳遞的扭曲、時滯乃至脫節,都會造成解決問題的時機流失。不說任何一種突發事件都能得到最高當局或最高權威的回應或者重視,即使得到其”青睞”,也極有可能為時已晚,惡果顯現,回天無力。而在大眾對政權的低信任度的情況下,這種事情隻要出現,便可能釀成重大危機,衝擊中共統治。此次新冠疫情,社會對習近平政權的不滿就顯著增長。

這會構成習近平政權的阿喀琉斯之踵嗎?盡管北京現在還不至於擔心發生民變,但它顯然無法忽視大小突發事件和公共管理危機對其統治帶來的損害。從這個意義說,17年前那場Sars疫情未能擊倒北京威權政府,這次新型冠狀肺炎能否撕開習近平新極權的口子,迫使當局戒掉空講政治的”毒癮”,不僅在重大事件更在日常治理中走向信息透明、言路自由和公眾監督?

從李文亮去世引發的輿論反彈導致當局派調查組調查其被警方訓誡一事來看,似乎有些眉目。但現在做出樂觀判斷為時尚早。此次疫情當會促使全社會包括當局反思中國的未來何去何從,然而,隻要中共不打算放棄它對人民的統治和一黨專政,就難以做到體製性的信息公開,言論自由和大眾監督,更不用說民主選舉了。充其量,它在某個具體危機的壓力下,為回應社會不滿,平息公眾憤怒,確保統治穩固,可能會做出某種姿態,調整部分政策,修正某些製度,滿足社會部分訴求,但要做到總體改變,體製透明,是不可能之事。

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習近平政權在疫情危機麵前,能否從良,到底可以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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